曾被神化的两大偶像 毛泽东与周恩来(图)

2016-11-05 05:59 作者: 史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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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周恩来 林彪(网络图片)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共首脑中被神化得最突出的两大偶像,一个是“伟大领袖”,一个是“道德完人”。

“文革”后,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完全破灭,由此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普遍怀疑与批判,严重动摇了中共独裁统治的根基。为了修补和维护摇摇欲坠的“光伟正”形象,中共随机应变,又有针对性地及时抬出了周恩来这一“道德完人”,以替代毛泽东神话破灭后留下的心理空缺。

纵观中共宣传工具套在周恩来头上的种种光环,可谓光彩耀眼,形形色色,有说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有说他两袖清风、艰苦朴素的,也有说他温文儒雅,笑容可掬,彬彬有礼的,还有说他富有人情、仁慈、亲切和大度的—–但宣传得最多的还是他如何爱民如子,亲民如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国家操劳的。一句“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共套在周恩来头上最耀眼的一个光圈。

那么,周恩来是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好总理”呢?

我们不否认,周恩来有亲民爱民的言行,为国家民族的事务操过心,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他最关心的既不是民众的疾苦和利益,也不是国家民族的荣辱和兴衰,而是自己的名节和地位。与毛泽东的嗜权如命、惟我独尊不同,周恩来费尽心机的是如何在独裁者的淫威下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地位。因此,每当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与他的名节和地位发生矛盾时,他维护的始终是后者,舍弃或牺牲的总是前者。而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1949年中共建制后,周恩来的治国思路与刘少奇、邓小平一直很接近,而与毛泽东则始终是有距离的,为此他曾多次受到毛的批评和指责。对毛发动“文革”,打倒刘邓,周内心是不赞成的,以他个人的秉性、以他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来对这样一场“天下大乱”将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后果,他不可能不清楚,但面对毛的淫威,周深知自己如果不及时站在毛的一边,就会像刘邓一样被毛打倒。最终,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节和地位,周还是狠下心来选择了倒向毛,而将人民和国家弃之一旁。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心不二,“文革”中周不仅紧跟毛做了许多助纣为虐的坏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友下属,双手沾满了许多无辜者的鲜血。

据“文革”专家宋永毅介绍:“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纵观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凡是毛青睐的红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吹捧。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是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还曾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周恩来甚至写了这样一大篇话,用来回应江青:“……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场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挖下去,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们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实在难以想像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来本人写下的。即使用历史的眼光,也难以说服后人原谅类似的蠢举。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不但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档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在对待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先前的态度一直是低调、谨慎、犹豫,一度被毛泽东从主管刘少奇专案的位置上撤了下来,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他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并由他本人执笔的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其中称“刘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常常被人称颂。用宋永毅的话说,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才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显而易见,如果周恩来不在“文革”中如此出卖自己的良知,他是决不可能成为毛时代唯一没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那么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一样都是毛的帮凶,区别只在于,林彪、“四人帮”当帮凶是主动的自觉的,是想要获取更多更大的个人权力,而周恩来当帮凶则是被迫的违心的,甚至是充满痛苦和挣扎的,目地不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而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尽管如此,他们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却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如果周恩来当年没有倒向毛,毛或许还不敢贸然发动“文革”,将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打倒在地(据《晚年周恩来》一书透露,毛泽东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恩来,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对于这一点,周自己临终前也是有忏悔的。

据已经披露的邓颖超日记记载,周临终前曾对她说,“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近年来,随着周恩来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具有爆炸性的内情被披露于世。比如,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巨册八十万言回忆录,证实周恩来曾于一九三一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卅七人,分别掩埋于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谁也不会相信,周竟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自己的恩人(斯励)都没放过。

再如,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还有,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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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且不去说它。笔者最后着重想要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

仅仅在总理这个位置上有过一些亲民爱民的言行,操心过一些国家民族的事务,一生勤勉辛劳,这样的人就够格了吗?显然不是!关键还在于这个人在重大考验面前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以为,只有那些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胁,且与个人利益彼此冲突不能两全时,能够坚持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为他们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总理,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人民的好总理”;反之,在这个关口,置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把良心出卖给邪恶,只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称不上是“人民的好总理”,而且还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言,他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相信读者诸公不难得出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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