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花杂谈】由《盆栽艺术》一书引起的回忆(组图)

养花杂谈系列文章之七

2016-11-8 10:00 作者: 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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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网络图片)

我面前的这本养花爱好者爱看的书叫《盆栽艺术》,它是台湾梁悦美教授编著的。

梁教授早在1980年就担任台北盆景协会会长,自1985年以后,她先后在国立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美国西雅图太平洋大学,美国南区大学,台湾文化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盆栽艺术。她的著作在1990年就已经获奖。其盆景佳作多次在国外展出,她还先后应聘到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等讲学和做客座教授。她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阅历丰富的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传播者。

《盆栽艺术》这本书是她的智慧和劳作的结晶。她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在世界各地传播真、善、美。这本书无论内容还是出版制作,均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书的内容翔实,图文并茂。那一张张优雅的盆景盆栽照片令人爱不释手,大开眼界。这本300多页的巨著极具诗情画意,内容几乎涵盖了盆栽和盆景艺术的所有知识,技术和技能。语言精炼,文字表达准确,毫无俗套而具有新见,即使外行人看过一遍,也会得到美学和精神文明的洗礼。它启悟人们灵魂升华,启迪人们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创造,热爱生活。

看着这本好书我不由进入了沉思,联想起一个人,他是中国花卉爱好者的一位先导,一位宁死不屈的文人。他曾为中国文化和盆景艺术做出过贡献,但却被中共迫害致死。他就是周瘦鹃先生。

周瘦鹃先生是江苏省吴县人,生于1895年,殒于1968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前,他以著书、译文、编辑为职业,在文坛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风朴实无华,清秀自然,他喜欢描绘花鸟的自然美,因此他被人们推崇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在“九一八”日本侵华以后,他隐居苏州终日莳花弄草,成为一名园艺家。

1935年他在苏州自购土地,自建园林。因为他特别爱紫罗兰,他把自己的花园命名为“紫罗兰庵”。他的作品集也以紫罗兰命名,比如“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小品”等。他的花园里种有各种奇花异草,他对非洲紫罗兰当然是单辟一区,倍加关照。

1950年以后,他又出版了《花前琐记》、《拈花集》、《花语》等谈养花经的书。我还记得他出过一本关于盆景的书,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是用32开白报纸印刷,插图是黑白照片,书的内容翔实、珍贵,是他多年园艺实践的结晶。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这位老人给毁了。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揪斗、批判,污蔑他“玩物丧志”,把他打成“牛鬼蛇神”,他的书画诗文被红卫兵抄家,销毁。他的花园被夷为废墟,当时73岁的他哪能经得起这种凌辱和折磨?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他和著名作家老舍一样,选择了宁死不屈,1968年7月18日他在“紫罗兰庵”投井自尽了。

回忆了周瘦鹃先生的不幸遭遇,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疯狂,那一场场恐怖浩劫景象。想起我保存的周先生的著作,也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而不知去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溥仪在那个年月的共同遭遇。

我的父亲是一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年轻时是在冯玉祥所属董振堂部下当骑兵,那时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他参加过1924年北京政变,就是把末代皇帝驱出皇宫的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为他组织抗日救国武装,而被汪精卫伪政权逮捕入狱。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后,他在彭德怀和罗瑞卿部下任职,1958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毛泽东罢官,家父受到株连。彭被软禁,他在北京西山种地。家父有自知之明,便托病离职休养,不再在军中服务。他去位于北京香山南路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找到他的老战友田裕民(当时田在那里当领导)。我父亲说他想来这里种菜、养花,以安度晚年。田很通情达理,植物园内靠北边有一排新盖的砖瓦平房,田给了他一个单间。在水泥地上搭了一个木板床,拿来些简单用具,就把他安置下来。


室内的香草盆栽。(网络图片)

当时,植物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也常来植物园劳作。我父亲心地善良,平易近人,他与园内的工人,研究人员同住,同劳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大家对他也很尊重。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获大赦,从长春监狱被放出来,被安置到了北京植物园。他和家父住同一排平房,他也一人住一个单间。田让家父在生活上多关照他。溥仪长年被关押,刚出来,对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还不大适应,生活上还不能自理。比如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溥仪饭量比较大,可是当时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0斤,一个月才几两肉。家父和溥仪一起在蔬菜组(科研实验田)参加劳动,一起到食堂买饭,到吃饭时就帮他计划使用饭票。到外面买日用品,也陪他一起去,日久天长两人就成了朋友。由于家父工资级别较高,困难时期享受特供食品补贴,到改善生活时,家父就带他到城里家中吃饭。溥仪写《我的前半生》回忆录,他请家父给以指导,家父也耐心指点。家父还关心他的私人生活,同别人一起促成他与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的婚姻。他们成家后,父亲与他们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人际常情,生活琐事,不料“文革”一来,在造反派眼里都变成了他和封建皇帝相互勾结的罪证,把他们整的好苦。

我父亲在植物园时,因为他和田裕民是老战友,来往密切,无话不谈。文革来了,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父亲也被造反派指控为“走资派后台”、“高参”。溥仪文革受冲击,我父亲也被当作“封建皇帝的保护伞”批斗。后来溥仪被关进“牛棚”,又送到别处劳动改造,我父亲也被从植物园赶回了北京城里的家中。再后来,“文革”进一步深化,刘少奇、罗瑞卿等都被打到了,一些原来与父亲共过事的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批斗对象,我父亲也常被造反派网罗罪名抓走,逼迫他参加一个个批斗会,把他推到台上“陪斗”、陪跪。造反派还抄了我们家,他们把我父亲的身体都整垮了。

植物园被造反派夺权后也就停办了。在那年月全国所有的科研单位(军队的除外)几乎都瘫痪了。那时我去北京植物园,看到那些温室,暖房无人管理,看到那些冻死、枯死的奇花异草,真是心酸。“文革”前,植物研究所的黎大爵研究员曾送给我他编写的《家庭养花》一书,这本书连同我潜心收集的三十年代石板印刷的京剧曲谱,统统被红卫兵抄家抢走、销毁了。那年月,就连中南海的花坛里都改种了玉米和向日葵,岂能容百姓养花。想起这些事,真是叫人伤心。这场灾难令我们这一代人终生难忘。

我渐渐地从那恶梦般的回忆中清醒过来,目光回到了我眼前梁教授的这本书上来,看到梁教授的优异成果真高兴。记得“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我到北京护国寺西侧的夹道般的小胡同看望一个年轻人,他叫刘某某,我以前认识他父亲,是位专长作盆景的老花匠。他父亲已经过世多年了,这年轻人已经担任北京盆景协会的秘书长还是什么官衔,我已记不清了。这位园艺家的后人仍然住在他父亲留下来的一栋破烂不堪的祖屋内,那房子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一个花房。除了那张床以外,室内几乎所有的空间,包括床底下都被盆景和养花工具占据了。想起那场景,再看看书内梁教授的工作环境,也使我感慨万分,中国大陆的百姓太可怜了,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在那样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下,能有多大发展前途?!

自那以后,又过去了几十年,想从网上查看当今中国大陆的花卉协会会长是谁,不查还好,一查更令人吃惊!居然是江泽慧,是一个像陈至立一样无实际才能,又无自己写的花卉专著的挂名会长,网上能查的出的她的挂名头衔有18个。不知哪位国人看过她的园艺作品。这在任人唯亲之风横行的中国大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梁教授是在台湾民主政权的自由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园艺家。看了她这著作,真令人欣慰,中国盆景艺术后继有人,这位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使,其成就令人可喜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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