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错口号被枪毙?文革“荒唐事”一箩筐(图)


“文革”荒唐事数不胜数,生灵涂炭。
“文革”荒唐事数不胜数,生灵涂炭。(网络图片)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原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封佩玲写下了几件亲身经历。也许这些小事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初尝游斗

1966年6月2日,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封佩玲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文革”风暴一来,她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她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

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她回家吃饭,老伴已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她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封佩玲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

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封佩玲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

封佩玲说:“在全校批斗会上,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封佩玲想不到的是,她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她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封佩玲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却说封佩玲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封佩玲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当时,封佩玲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她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

有一次小组会发言,她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她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

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她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封佩玲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

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

每次批判,自然要她联系自己表态,封佩玲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她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她去专政机关。

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

造反派就地开了个批判会,说封佩玲也够枪毙的,要她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她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她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封佩玲称:“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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