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道!你知道“寿阳事件”吗?(图)

2017-11-04 10:10 作者: 王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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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共在银川组织的“大跃进游行“场景。
1959年中共在银川组织的“大跃进”游行场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吹牛口号,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制定了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强迫全国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紧跟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二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要求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兴办起奴隶制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缔了。农业、轻工业下滑,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谁对所谓的“三面红旗”有半点怀疑,谁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谎报粮食产量 县委书记首创“挖粮集资”

1959年10月,中共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召开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连续举办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对当年粮食生产计划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了熟土层,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其实,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上交以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16万寿阳居民,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王之一居然怀疑农民瞒产私分,认为农民家里至少隐藏着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王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官员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46元,而集资任务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于是集资有了新内容: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也在可集之列了。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个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物资,干部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铇墙,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组织了一支130人的专业打人队。刑罚有二十多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子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活活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严刑拷打 强逼农民上缴粮食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952人中,有121人被斗,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农民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他“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个人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将一个生完孩子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到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书梁某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还是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某却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关系。”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泽东的话说什么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因此,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县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结束,经历三个月。全县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掠夺财产,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饿死349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中。

中国大陆在1959-1962年间饿死4000多万人。河南省信阳地区就达20万人。寿阳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虽赶不上这些“死亡大县”多,却活生生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样的黑暗社会中。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这段历史的残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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