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学长胡锦涛 附:和共产党“分道扬镳”(图)(图)

2017-12-04 22:52 作者: 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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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贵州省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2006-06-08 1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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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万润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假如面对左的刘宾雁和右的曹长青,共产党肯定更害怕刘宾雁。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后。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抬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切地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是距离你很远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那里去。”可能是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宾雁后来在许多场合Wan ruen nan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他在病中、手术后。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沸腾的民怨、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现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扬镳了。

宾雁不希望中国盲目一边倒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至死眷恋社会主义”和“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看法,以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刘宾雁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的报章媒体,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C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C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例如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群众组织七嘴八舌的串连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出版物的摊位。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法国未来蓝图;然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屡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浇了一盆凉水。他略带低沉地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他“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产党害怕“第二种忠诚”

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巴契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巴契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只会当作反面教材看待。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苛责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怨》。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问题在于:究竟是刘宾雁以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他的报告文学?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文章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这实在是苛责。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这种“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就教于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前海外民运领袖)

转自《开放》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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