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叹为观止的“治霾神器”:“除霾塔”(组图)

2018-02-07 08:42 作者: 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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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荷兰的设计师兼艺术家丹・罗塞加德(Daan Roosegaarde)
在北京安置的作品——雾霾净化塔 Bic (Wikimedia Commons)

【看中国2018年2月7日讯】中国真是一个奇迹不断的国家!

新年伊始,媒体报导:“中国陜西西安启动大气污染红色预警,一则‘西安除霾塔’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霾又有了新式神器——除霾塔!其形状是一个高100多米的圆柱体,形像地说,就是一个大烟囱。所不同者,烟囱是往外冒气,除霾塔是往里面吸气。据专家说,这个塔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气净化器”,每天可以净化1,000万立方米的空气,可以让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西安核心地区不过100平方公里,建10座这种吸气的大烟囱,西安的雾霾就搞定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有一位荷兰人丹・罗斯加德在北京建了一座“雾霾净化塔”,充满想像力,惜乎气魄不够大,比西安的这座100多米高的大烟囱矮多了,仅仅有7米来高。这位罗斯加德还宣布要把过滤下来的雾霾微粒压缩起来,做成戒指,捐款250欧元即可获赠一枚雾霾戒指。有人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有人说是“装置艺术”,总之没有实用价值。但罗斯加德不认可,说自己发明的这座塔是“迈出的第一步”。其实,他的塔最多只能算第二步,有案可查的第一神器是一种奇特的“雾炮车”。外形与洒水车类似,只是在车顶装了一门炮管粗短的“炮”,可打出120米远、60米高的水雾。其理论相当复杂,有一系列科学术语。可惜在北京使馆区跑了一阵就没下文了。当时我突发奇想,能不能把雾炮车和净化塔结合起来?在所有高楼上装上超级雾炮,不就成了超级净化塔,超级净化城了吗?

来自荷兰的设计师兼艺术家丹・罗塞加德(Daan Roosegaarde)在北京安置的作品——雾霾净化塔。(见标题图片)

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发明专利,西安就建成一座高达百米的除霾塔。虽然不喷水,但除霾效果甚佳。据一位看守工地的王师傅说,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能看到塔顶类似旋风状的雾霾被吸进塔里。——天哪,这哪里仅仅是一座塔,简直是黑洞呀!原来,一手打造西安除霾塔的不是凡人,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大气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裴有康,空气净化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光是学术论文就有255篇。现在,继西安之后,裴教授又开始打造第二代除霾塔,希望两年后在江苏盐城建成。裴教授介绍说:“第二代除霾塔非常有设计感,外墙可以增加LED播放广告,成为除霾塔的经济收益。”他还说,西安的除霾塔是第一次实验,而除霾塔的概念三年前就在他脑子里产生了。


裴有康所设计的第一代除霾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与居安路十字西南角(网络图片)

据我所知,这种概念早就有人发明过了。2013年春,在“天涯论坛”上就有一位化名“连感”的网友提出一个方案。帖子的题目是《雾霾治理的好法子》。

可不可以利用烟囱效应来解决雾霭灾害。现在每个城市不是有好多高楼,超高楼吗,就是县城里也有。许多利用率真不是很高,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傻大个废物利用一下子。具体方法就是在这些高楼上建一些大直径的竖管,竖井什么的直通楼顶。最好是利用高楼原有的一些电梯井,消防通道,烟道啥的。对楼体结构不会产生破坏。实在不够的话再在楼内或楼外加建点。原则就是不能影响楼的安全结构,这应该不难做到。

然后在这些竖井,竖管底端接上一些小直径的管道通向各个街区,(塑料管、陶管、水泥管啥的,怎么便宜怎么好使怎么来,只要保证管壁光滑,有利于空气流动就行)。在那设进气口拔抽已被污染的空气。低层空气被抽走后,形成负压,上层空气会沉降下来补充,于是也被抽走。这样往复循环,恐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把城市绝大部分空气都收集处理一遍。

高度差这么大,烟囱效应造成的拔抽力量应该是灰常大的,不用额外提供动力,增加能耗。

——不难看出,这要比荷兰人丹・罗斯加德的小塔、裴有康教授的大塔,甚至比我的超级炮塔都要先进。他想到了利用烟囱效应,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像西安塔那样从烟囱口向下抽气,这就节省了大量能源。他实行旧物利用,没有哗众取宠和勾结官商之嫌。而且,覆盖整个城市,有实效,不像是行为艺术或装置艺术。

话说回来,雾霾以及围绕雾霾之种种,皆可视为某种艺术或娱乐,为绝望者带来安乐死和娱乐至死。比如:央视网刊文,称“你可曾意识到,让你既痛恨又无奈的雾霾并非一无是处,它肆虐神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五大好处。”包括: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雾霾让中国人更平等;雾霾让中国人更清醒;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雾霾让中国人长知识。又比如:北大某教授说:人体内有细胞可以吸附雾霾,通过吐痰就可排除,因此无需恐慌。网上便有人接茬儿说:今明两天,北京大部分城区又笼罩在雾霾之中。——保护环境,请多吐痰!


除霾神器雾炮车亮相浙江省安吉县街头(网络图片)

我并非简单地反对各种“治霾神器”——它们至少有娱乐价值,使中国人更幽默——但最低限度要标本同治。多年来,我反复唠叨“仅用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可行的”,“生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但无人理睬,因为触犯了赵家主仆的共同利益。他们的不义之财,主要来自于上工程,上大工程,上特大工程。网上有言:“若雾霾出现在下列国家:英国人会让污染工业转型,德国人会想办法根治,美国人会围着白宫讨说法,日本人会让内阁下台,中国人会买口罩默默戴上。”——简而言之,在中国不可触碰制度问题。而不解决制度问题,中国生态环境之崩溃是不可挽救的。

美国网民如是评论中国雾霾:“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不是去抗议,而是戴上口罩,选择闭嘴。”

——那么,还有希望吗?

有“老大哥”,有黑口罩,你敢说什么呢?

前几年,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公室主任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写了一本描写朝鲜社会生活的非虚构作品《我们最幸福》,颇得好评。有评论者认为是奥威尔《1984》的现实版,仅中文版销售就突破了10万册。作者试图解释那个社会神秘的失语,在书的结尾处写道:“由于没有椅子或长凳,人们就沿着马路边,在公园里、市场上,往往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前方,好像在等待什么──等电车,也许,或者等过路车,一个朋友或亲戚。也许他们不是真的在等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某些事情的变化。”实际上这也是西朝鲜——中国。事到如今,无论官民都知道,当神风特攻式的“崛起”剥夺了一个民族阳光、空气和水时,当国家几乎变成超大型的奥斯威辛毒气室时,终会有一个报应不爽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有某种事情会要发生,终将发生,怎么能不发生。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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