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之后的多次夜晚，我曾被这个噩梦惊醒，可是在现实中，我又似乎一直没有醒来。（网络图片）
“伤害别人是一种享受。”——雨果《笑面人》
我一直把709当作一个噩梦，而事实上，它也确实是个噩梦，那之后的多次夜晚，我曾被这个噩梦惊醒，可是在现实中，我又似乎一直没有醒来。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象到，人性会恶到那个程度，尤其当我想到看押我的那一个个花季少女时，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女孩子们将来如何面对她们的人生，她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她们的噩梦！但我一直认为，对于我的这次经历（其实应该包括那里的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因为那个所谓的“北京通达招待所”事实上就是一个公安、纪检部门的“双规基地”，那里不知曾关押过多少人），伤害最大的并不是我这样的当事人，而是那些看管我的女孩子们。
2015年7月8日午夜23点多，我送走了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和陪送他的丈夫。原本约定我去机场送他们，但因为是午夜一点多的飞机，我先生担心我从机场回家不安全，所以他们下楼打了出租车就走了，根本没有等稍后一步下楼的我。我只能打电话给他们，嘱咐他们到机场过了安检后，给我打个电话，登机后，再打个电话。
儿子远走异国他乡，离别之情自然难以言表，他和我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尽管不停的劝他，安慰他，但想到即将远离的16岁孩子，我也是哽咽难言。他爸爸不忍心听我们的离别之语，就挂断了电话。上楼之后，我把第二天开庭需要的资料整理好，换了睡衣，就上床休息了。
但还是想儿子，根本睡不着。
就这样，很快就已经是7月9日凌晨一点多了。我一直没有等到他们父子两个来的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父子两个的电话都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刚开始，我还认为是没有信号，但我打了多次，直到航班起飞的时间已经过了，仍然是这样。我开始着急了，急忙在微信群和电报群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们，我希望朋友们能帮我想办法。我把孩子当天乘坐的航班告诉大家，希望能找到这个航空公司，问问该航班是否正点起飞。
有人帮我找到了首都机场的电话，我打过去，问是否航班正常，他们回答说并不知道，但告诉了我该航空公司的电话，可是，那个航空公司的电话并没有能够接通。
这时，我家的灯突然灭了，互联网也被切断了，同时我听到门口有撬门的声音，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发到群里，大家都非常关注，有人建议，让离我家近的朋友来我这里；有人则说，你千万不要给他们开门；也有人问我，你的门锁是否结实？我回答说非常结实，这是最近包龙军才刚换的，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挑的是最好的锁。还有人告诉我，在门口放一些障碍物，我想，这个就免了吧，如果他们能进来，放什么障碍物都没有用。但事实上，这个建议是对的，如果当时我放了障碍物，就会延长他们进入房间的时间，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好把他们进来的消息发出去。
当时，还有朋友打电话过来，以确定我的现况。
随后，我走到门口问了一句：“是谁啊？”撬门的声音就停下了，好半天都没有声音，房间重新归于安静。我在群里发消息告诉大家，门口的人走了，可能只是想吓唬我一下。这种情况之前也有朋友经历过，有人来撬门，撬不开，而且又有人声援，他们就走了，最终就是骚扰了一下。于是，我在群里说：“这么晚了，大家休息吧。”
这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三点左右，我还是很担心，根本睡不着，就继续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给首都机场打电话，但是根本没有结果。
又过了一会儿，大约四点来钟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门外有巨大的撬门声音，似乎是用电钻在钻门，我把这个消息发到电报群里，同时，我从床上跳到地上，并拨通了一个电话，可还没等到对方接听，家里已经闯进来一个人，他头上戴着一盏灯，直射着我：“不许动，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
我说：“你是什么人？凭什么闯进来？请出示你的证件！”
从我听到那巨大的钻门声到有人闯进来，大概也就几秒的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瞬间。
我的话还没说完，又闯进来几十个人，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床上，上了背拷。同时，有人给我套上黑头套。这期间，似乎还有一个天津口音的人在说：“我们是天津市公安局的。”
之前，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也多次被公安局、法院的警察非法抓捕（可想而知，在中国做一名有法律职业道德的律师要面临多么大的风险），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虽然试图挣扎，但像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面对那么多人的围攻，根本就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他们中有两个女的上来，一左一右架着我，把我拖出门，在门口我还想引起邻居的注意，就大声说：“你们不要这样，我自己会走！”她们把我拖进电梯后，我开始哭，我嘴里胡乱的说着什么，大概是（记不太清了）：“你们把我的脚踩疼了，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伤了，你们把手铐给我松开，我可以跟你们走！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怎么了？”我知道电梯里有摄像头，我希望，日后我聘请的律师能来这里调取这一天的视频录像。
他们把我拖到楼下，塞进一辆车里，这大概是一辆中型面包车，在这辆车的副驾上坐着一个人，好像是个头头，我坐在在司机后面一排，左右各坐个女的，我后边一排还有三或四个人。
很快，听到前边有车开动，我乘坐的这辆车跟着也开出了小区，然后我听到我乘坐的车后边还有不止一辆车，也发动起来跟了上来。一路上我不停的哭，嘴里不停的说着类似在电梯里说的话，特别强调：“你们这么多人，我怎么跑得了？为什么给我戴手铐？手铐太紧了，我的胳膊勒得太疼了，你们给我松一松也行啊！你们应该出示证件！”
对此，我后边有一个女人似乎特别烦，恼火的说道：“你不要再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恐惧，似乎，她比我还要紧张。我仍然在说：“我已经被勒得疼得不行了，要是勒你，你也会疼的。”那是一个特别暴躁的女人，我竟然顶撞她，她可能很生气，突然从我身后探过身，按住我的头，想把一个什么东西塞进我嘴里，我死死的闭住嘴，可能是因为车在行进中，她从后边按我并不方便，而且我左右两边的人并没有来帮助她。所以，她弄了半天并没有得逞，也就放弃了。但经过这么一折腾，黑头套把我紧紧的裹得更严了，我就喊：“我快要被闷死了，能不能给我透透气？”我旁边的一个女的给我整理了一下头套，这下，我居然稍微能从旁边的缝隙看到外面天际的亮光了。
这时，天基本上大亮了，我从头套旁边的缝隙里看到，车驶进了一个熟悉的大门，这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经常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所以熟悉）。进大门不久，车就停了，他们让我下车，在车旁边站着。一个男人走过来把手铐打开，给我换了一副手铐，感觉不是那么紧了。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扔到这里，但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的样子，他们又把我带上原来的那辆车。原来他们并不想把我扔在这里，那么要去哪里呢？
车又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隐约的从黑头套缝隙中看到，车又进了一个大门，大门口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好像还戴着钢盔。这时，他们可能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是看出了什么，又把我的黑头套整理了一下，这样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车在门口停了一会，大概是在办什么手续，然后就开了进去。不久，车停了下来。我下车后，似乎是被车上的人交给了早已等在那里的两个女孩子，由她们左右架着带进了一座楼里，她们带着我时，会不停的说：“上台阶，向左，向右，抬脚”，等等。显得很是训练有素。
我一边上楼，一边数着楼梯的台阶（当时数得清清楚楚，现在居然都忘记了），好像是四或五层，每层十几个台阶，一共六、七十个台阶吧。上去之后，她们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摘去了我的黑头套和手铐。这时，我看见了带我上楼的两个女孩子，穿着白色T恤，黑色运动长裤，都很年轻，大约20岁左右的年龄。我一边往里走，一边打量着这个房间，房间比较大，我估计大概能有100多平米，像一个小型会议室，有三组很大的窗户，但都挂着厚厚的窗帘，让人根本看不到外边是白天还是黑夜。一进门的右边斜对着的墙角横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褥子，摆着枕头，叠着一床被子，离床头四五米的位置垂直摆着一张办公桌，桌子前边放一把红布包的沙发椅，四周的墙上有大概四五个摄像头，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整个房间显得非常空旷。
我走到那个椅子旁边就很大方的坐下了，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我说：“我好累，一宿没睡觉了，想休息一下。”那两个年轻女孩说：“你不能这样坐着。”我问她们：“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坐着，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呢？”这时，走进来一个很矮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同时又带进来两个同样着装的年轻女孩，他吩咐那两个女孩把我拽起来，同时，他恶狠狠地把沙发椅一下子甩到一边，让人换了一只木制方凳，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着什么，大概是“就该给你这个”之类的。然后，他就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一个女孩，指着桌子上的两套衣服，告诉我换上它们。我当时还穿着睡衣，确实也不够雅观，我要求去洗手间换衣服，但被拒绝了，虽然当着好几个女孩子的面脱光了很难堪，但我只能就着桌子和凳子的遮挡，迅速把衣服换了。那是一件灰色的半袖T恤和一条灯笼裤。
我刚刚换好衣服，就走进来两个男人，前面的那个人大约40岁左右，矮个子，不到一米七的样子，大脸盘，较胖，很结实，皮肤较白，看上去很傲慢；后面跟着的那个人年龄要比前面的人年龄大几岁，也略高些，但从表情看，明显就是一个跟班的，他中等身材，略显黑瘦，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邪恶。
他们一进门，前面那个矮个子就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大声说：“王律师，怎么样，说一说吧！”我很轻蔑的看了他们一眼：“你们是谁？我和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快让我回家！”
这时，那几个女孩子把靠墙的桌子打横了，并且打开了两把折叠椅放在桌子靠墙的一侧，然后把给我的小方木凳放在桌子的另一侧。他们让我面对桌子坐在凳子上，正对着墙上的一个摄像头。
坐下之后，那个矮个子又说：“王律师，说说吧！”我说：“你们还没有说你们是谁？”他说：“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处。”我说：“哦，你也姓王，你名字叫王处吗？”另一个人赶紧补充：“这是我们处长！”我说：“那你们是哪个处的？还有，你叫什么？”就这样，我一直要求对方出示他们的相关证件，告知我他们的姓名、单位和职务，但直到我离开北京，我并不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了解到的只有他们其中的一个是所谓的“王处”，据说，他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二处的。
这时，有人敲门，拿了四个饭盒和一杯水进来，，“王处”示意把饭放下，她就走了。然后“王处”就让我吃饭。我一夜没有睡觉，根本吃不下，但很好奇在这里吃些什么，我打开饭盒看看，早餐很丰盛：一盒米粥、一盒是四个小馒头和一个鸡蛋，还有两个饭盒，里面一共四个小菜。我只吃了一个鸡蛋和几口粥，其它的并没有动。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看到那个粉红色的水杯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标着302——我猜，这是我所在的房间号。
“王处”主要就是要我说说我的事。我说：“我有什么事？我作为一名律师，一不违法，二不犯罪，行得正，走的直，跟你们这些随便到别人家抓人，连个手续都不出示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公安局的。”
他们为自己辩解，说给我传唤手续，被我撕掉了。但其实，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给过我任何手续和告知，也没有人告诉我他们究竟是谁，真是当面撒谎！他们还说，之所以去了那么多的警力，主要是担心我跳楼逃跑。我家住23层，担心我跳楼？——真拿我当江洋大盗了（就是江洋大盗也没那胆子吧？）。
那位“王处”又说：“那你说说是怎么进入这个圈子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我的工作是独立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圈子。”但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被铁路运输法院构陷冤判过，另外通过我代理的很多案件，我也了解到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公检法机关对法律的践踏和摧残。
然后我就说：“我一夜没睡觉，非常累，实在抱歉，我要休息一下”，就趴在桌子上睡觉了。“王处”显得很生气，他们不断的拍桌子弄醒我。所以我根本没有睡成。
整整一上午，我没有回答他们任何问题，连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有说。
大概是中午时间到了，送饭的女孩子又敲门进来了，“王处”看看并没有什么进展，就只好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竟给我拿来一份传唤证，上面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我早上吃得不多，还真的饿了。午餐还是四个饭盒，一盒米饭，一盒汤，还有两荤两素四个菜——伙食确实不错。吃完饭，那个换走我椅子的男人又走进来了，告诉我说：“在这里，你不管做什么都要报告，否则不能做”。我看了他一眼，问：“有这个法律规定吗？”他说：“到了这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办！”我说：“那要看你的规矩是否合法！”我告诉他：“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他指着床说：“在这里休息！”就气哼哼的走了。
我太累了，躺下就睡着了。但我刚刚睡着，就被人叫醒了，房间里进来三个穿白大褂的人，貌似医生或护士，他们给我测量了身高、体重，做了血压、体温等几项常规检查，又象征性的问我曾经得过什么病，或有什么家族病史。我告诉他们，上午我的手腕已经被手铐勒肿了，希望他们给我上药。但他们看了一眼，很冷漠的转身走了。然后又进来两个女孩，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带着我下楼了。
下楼后，我们又乘坐一辆车出发了，我不知道，这又要把我送到哪里。
坐在红漆画好的40cm＊40cm方框
车开了不到两分钟就停了，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出那个院子。他们让我下车，架着我进了一个房间，一个人说要给我拍X光片，就把我带到一个机器前，那个人告诉我紧贴着机器，几秒钟不到，就让我离开了。全部过程我都带着黑头套和手铐。
我们回到车上，车继续开，开得很慢，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又让我下车了。下车后，带我来的那两个女孩把我交给从那里出来的另外两个女孩。我们七转八转拐了好几个弯，终于进了一个房间，那里似乎是个与世隔绝的魔窟，在一个警卫森严的大院子里的又一个阴森可怖的小院子里的一间小房里。那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那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在这里，除了二十几个女孩子轮班看守，就是几个预审对我的疲劳审讯，我甚至都没有听到有鸟的叫声。
进去之后，她们给我摘去黑头套和手铐。我看到这是一间按照标准看守所式样建造的羁押室：一进门一条长走廊直通到头，另一头也是一个门，门外边是所谓的放风场地（但我在那里的一个月的时间从没有放过一次风，在之后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次风，那一年没再接触过阳光、风和室外的空气），右侧是十张简易的单人床，紧紧挨着排列在一起成了一张大铺，顺着第一号床上边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条床垫横放在第6、7、8号床上，床垫上摆着从大房间那边拿来的被褥和枕头。床垫头上有两个塑料矮凳，两个矮凳中间有一个用红色油漆划好的大约40cm＊40cm见方的一个方框，方框旁边还有用黄色油漆划的几道线，地上也有几道红线和黄线。走廊的左侧有一半是一堵墙，另一半是卫生间，卫生间和走廊用一整块很大的玻璃隔着，中间是个门洞，可以进出，里面的一切一目了然，有一个蹲便器，一个洗漱池，中间是一个没有喷头的貌似淋浴用的出水管。房间里的墙上有三个摄像头，卫生间里还有一个摄像头。我后来喝水的时候，看到杯子的标签上写的是“207”，可能是这里的房间号。
我问，“这里是看守所吧？是否还有其他人啊？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吧？”她们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我说：“这么大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太浪费了。”这时，我发现我身边的女孩子都是身着绿色迷彩服而不是T恤了，她们中有一个女孩告诉我，我平时只能坐在那个红色油漆划好的小方框中，不能出方框，否则会有人提醒；又告诉我，在室内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出了那些红、黄线，否则就构成危险，武警战士就有权力对我采取行动；还说，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打报告。
“脱光衣服转三圈”
这时又进来一个女孩，让我把全身衣服都脱光。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是例行检查，我说：“我上午刚刚从里到外换的都是你们提供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而且从我到你们这里之后，你们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半步，你们还要检查什么呢？”我又看着满屋的摄像头说；“或者是否可以到卫生间检查，你们这样明明是在侮辱人。”她说：“不行，必须要在这个房间脱光了检查，而且还要脱光了转三圈。”我坚持不同意这样的侮辱性要求。但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我按在地上，扒光我全身衣服，我赤裸的暴露在一群女孩和数个摄像头之下，感到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我，当时虽是炎炎夏日，这却仍使我瑟瑟发抖，心中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可我根本无力反抗，我一边哭一边质问她们：“为什么会这样侮辱我？”
我和这几个小姑娘互不相识，没有任何过节，为什么她们没有一丝的怜悯心，会对我这样的弱女子如此的施暴？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传统女性，我一直对这次暴力扒光我全身衣服的行为视为最大的侮辱和酷刑。这也是我心灵上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一次。
之后我就不停的要求找看守所的所长、驻检来解决这个有辱人格的暴力行为。开始根本没有人理我，后来终于来了一个很结实的男人，身材又高又壮，给人一种恶毒、狠霸的感觉。我问他：“你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吗？”他说他是“队长”，是这里管事的。有什么事可以告诉他来解决。我告诉他我刚才的经历，并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看守所条例》和《宪法》都有规定，这是侵权行为，我要向你们这里的驻检控告。”这位队长听着我说话，越听越生气，他的脸色很差，没等我说完，就转身走了。
很快，“队长”又回来了，跟着他的，是一个比他还显粗俗、凶恶的男人，简直就像个魔鬼。这个男人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将近一米八的身材，他的一双突出的大眼露出凶狠、邪恶的光，脸色发黑，留着小平头，手里拿着一堆铁链。
“队长”喝道：“给她戴上”！那个魔鬼恶狠狠地拽过我的手和脚，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我想，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慈悲心的）。那手铐并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普通的电镀手铐，而是那种专门用作酷刑的工具，纯生铁制成，直径大约一厘米左右的两个圆环，戴上之后，两只手紧紧的贴在一起。铁环固定在手腕上，那两个铁环特别粗糙，戴了一天，手腕就被磨肿了，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离开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手臂还隐约有些发黑。脚镣也是纯生铁铸造，两个铁环固定在脚上，铁环比手铐的铁环粗一些，两个铁环中间是大概十几只扁圆形铁环链接在一起的一条铁链。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后，“队长”恶狠狠的甩下一句，“你不是要见驻检吗？你不是要依法吗？就这个！还不老实，有比这更厉害的。”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这副脚镣非常沉重，对于瘦弱的我来说，刚刚戴上的时候，我几乎无法行动。看守我的那两个女孩子显然给吓住了，她们之前似乎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形，从她们的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我当时也特别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因为一直以来，我并没有吵闹，也没有任何过激举动，我只是平心静气的和他们讲道理，指出他们的违法性，但是却换来了这样的酷刑。
看着身上的手铐脚镣，回想刚才被当众扒光衣服，再加上一天一夜没有睡觉，我感觉到一阵头晕眼花，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不住翻涌的呕吐感，让我支持不住。我怕弄脏床铺和地面，要去卫生间，又难以挪动脚步。这时，我身边的两个女孩子露出了同情的眼光，扶我到了卫生间——这两个女孩子是我在那里遇上的最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但可惜的是，也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同情心、她们眼里流露出的同情眼神，在这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两个女孩。
我到卫生间一阵呕吐，还没有吐完，就又进来两个女孩，把那两个孩子换走了。
刚刚戴上的沉重的脚镣让我很不习惯，新换的那两个女孩又没有上来扶我，我只能用手提起脚镣艰难的返回我的位置——那个方框里。坐在那里，胃里一直都不舒服，我希望能躺下休息一会，但并没有被允许。我口渴难忍，就试图拿起面前的那个装水的水瓶，还没等我拿起来，就被旁边的一个女孩手疾眼快地拿走，放在了离我很远的那张桌子上了，我说我要喝水，她并不理我，我试图起身去拿水杯，但被她们挡了回来，告诉我不能离开那个方框，也不能越过那条红线……我只能忍受、忍受……
这时，送晚饭的来了，这次只有两个饭盒，一盒是四个小馒头，另一盒是炒白菜——伙食水平明显下降（早餐的伙食也下降为稀粥、咸菜和馒头）。我感到特别口渴，小馒头根本难以下咽，小白菜没有什么油，勉强吃下一些。
大概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吧，我听到外面有嘈杂声，就见有两个女孩抬着一把审讯椅进来。审讯椅全身白色钢制电镀，椅子上拦腰横着一条钢制绑带。她们把审讯椅放在桌子和我坐板的方框之间，并且告诉我提讯的来了，问我是否需要上厕所。我说：“还是去吧。”
等我回来，刚在限定我的小方框内坐下，上午的“王处”和另一个“预审”（说他们是预审，可他们从来没有正式提过他们是我的预审，说他们是警察，可从来没见过他们穿警服，也没给我出示过任何相关证件。不知道称呼他们什么合适，我姑且还是称他“预审”吧。可见他们一直都不敢在我面前明确他们的身份）就进来了。
那个“预审”看到我带着手铐脚镣，非常的幸灾乐祸，开心的说：“呦呵，戴上镯子了啊！”我不屑的说：“这不都是你们的杰作吗！”他还试图掩饰：“这和我们可没关系啊！”我撇撇嘴。
“王处”指着那把审讯椅对我说：“王律师，坐上去吧。”我看了一眼审讯椅，说：“我不坐！我没有犯罪，凭什么让我坐审讯椅！”“王处”看看几个小女孩，又说：“快给点面子，坐上去吧。”我说：“我告诉你，我没有犯罪，我不坐！”“王处”这时非常生气，一边嘴里说着，“你没犯罪，你还不坐，我让你不坐！”一边快步向我走来，一把抓起我的右上臂，把我拎了起来，一甩手把我扔到椅子上，告诉那两个女孩：“把她绑上！”那两个女孩迅速用绑带把我绑到椅子上，就离开了。
我的右臂被抓的地方钻心的疼，疼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低头一看，右上臂一大片红肿了，我忍住眼泪，没有再说什么。
“王处”先是告诉我，我现在已经被刑拘了，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让我在刑拘通知上签字，又说：“怎么样，这次该说说了吧？”我看了他一眼，一字一顿的对他说：“我从来不会与对我使用暴力的人说话！”然后，我就别过脸，不再理他们。我当然也不会给他签字。
这时，进来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大约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一米八多的身材，眼睛不大，皮肤很黑，和“王处”的白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很正式告诉我：“我是天津市公安局的警察，我姓韩。”我根本没有抬眼皮看他一眼，让他很生气。并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貌似说我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我是什么泼妇之类吧，我既没有听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一直闭着眼睛。他们担心我会睡觉，大声的吼我，不停的敲桌子，敲椅子，有时候我真的有点要睡着了，“王处”就从我身后使劲拍审讯椅的靠背，会把我吓得一抖，但我仍然不理他们。
就这样一直坐到天快亮了，他们一直在“教育”我、骂我，而我一直没有和他们说一句话，甚至没有看他们一眼。他们都很无奈，最后终于按门铃，让等在门口的女孩进来，然后他们悻悻的离开了。
他们一离开，那两个女孩子把我从椅子上解下来，我立马倒在垫子上，刚要睡觉，那两个女孩告诉我，睡觉的时候必须把两只手露在被子以外。等我把手放好了，她们又告诉我起床时间已经到了。要我马上起来，我说我还没有睡呢，太困了，希望能让我睡一会。她们表示不行，到时间就必须起床。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不久，就送来了早餐，连续得不到休息，我太困乏了，根本吃不进什么东西。我又苦求那两个女孩，“我也吃不进饭去，也不吃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在吃饭的时间睡一会儿？”她们毫不犹豫的坚决说：“不行！”我彻底的失望了，心中明白，她们是在故意合伙害我，我想，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靠我自己的坚强了，但我不知道我能熬得了几个昼夜，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试试吧，熬几天是几天，到时候再说吧。我也想看看，他们究竟想把我害成什么样。
按：王宇，女，1971年出生于内蒙古，中国最受尊敬的人权律师之一。最初为一名商业律师，由于她自身遭遇被警方报复陷害并判冤狱的经历，自2011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维权工作中。她代理过的案件包括普通公民、法轮功练习者、以及女权主义者等。
来源:《失踪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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