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村的新年:被夺走了呼吸,也要热闹地呐喊(组图)

2018-03-02 09:53 作者: 陈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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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
帮助尘肺病人维权的张海超(剥洋葱people)

【看中国2018年3月2日讯】(一)

“我们也看得开,要死就死了。得了这个病,是你命不好”,李祥云喘着气,轻声念叨着。从去年开始,他就喘不上气,没法走上坡路了。

李家所在的村子背靠大山,五十米一坡,鲜有平地。李祥云女儿说,小的时候,她会和小伙伴爬过山坡,到山里面去玩,有溪水、有鸟虫,风景绝好。但是患病以后,李祥云再也没有上过山。李家地基高,哪怕是从公路走到家里,都是一个考验,只能耐着性子,蹒跚而行。

邻居的爆竹放完,除夕夜终于安静了片刻。李祥云调大电视的音量。电视里主持人的祝福语,像是要藏住他重重的呼吸声。从门口漫进来的烟尘让他愈发不过气来。他装上制氧机和吸氧管,脚步蹒跚地缓慢挪动,多走几步就像要倒下的样子。

2009年,李祥云在湖南职防院检查出尘肺病II+,2017年再检查,已经是尘肺病三期。之前,和他一样查出三期的,现在只有两三个还在世了。

李祥云突然掰着手指,清楚地报着他们的名字。一声声,像是集结的号子,喊一嗓子,便激起彼此艰难顽强的生命。

“我现在干活也干不起,慢慢等吧”,他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风衣,戴上帽子叹道。

李祥云今年56岁,家里两夫妻和一对子女。大嫂阿英患有肾结石,每天在家带孙子,照顾李祥云的生活起居。女儿27岁,是医学院的研究生,去年刚毕业,在省会医院当儿科医生。

他儿子现在四处打工,跑过深圳、湘西、福建,每月能挣三四千。早在十六岁的暑假,他就跟着大哥出去当小工。阿英嫂还记得,“我老公下去搞爆破,他就在上面拉风管、提水。做了两个月,回家的时候,手上那个泡啊,他拉那个风管拉不动”。她摊捧着双手,仿佛眼前还是当年儿子满手水泡的样子,“他回来跟我说,哎呀,老爸做那个工很辛苦的。”

现在儿子已经工作七八年了,依然没有劳动合同。父亲这辈没见过劳动合同,到了儿子辈还是没有。说起儿子,开朗的祥云大哥眉头一皱,“我要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2013年,身体好一些的时候,祥云大哥在一个红白事乐队里打鼓,一年能挣个三四千。乐曲和研究是每人交2200块请师傅来教的。喝酒抽烟烧水做饭,祥云大哥一点不落地招待师傅在家里了一个月。

乐队里几个知道李祥云有尘肺病,都很照顾他,“走在路上,他们会帮忙拿鼓,我走得慢,有一次他们等了我半个小时”。

“之前可以搞菜、打扫卫生,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孩子也带不了,什么也不愿意做。”为了打发时间,大哥也会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最近,大哥的心脏和胃相继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缺氧导致的,女儿花3800元给买个制氧机。现在每天早上吸两个小时,晚上吸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好一些,有的时候什么也没好”。

空闲的时候,他会拿出女儿买的收音机,每天都要听上两三个小时。里面有六七百首歌,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遍遍播过去,吸氧的时候听,睡不着也听。李祥云看电视节目说,五音和五脏有关,“多听音乐,对身体有好处吧”。

祥云大哥一边播着音乐,一边手指在腿上打着节拍,像是数着自己撑过的时光。“尘肺三期大概可以维持五年左右,具体能活多久,要看当地的医疗技术水平及患者求生欲望”,这是呼吸科专家给出的意见。

26万的职业病赔偿款,这些年来盖房子、儿子结婚、女儿读研究生,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签过一次性付清协议,不会再有多的钱看病了。根据省里的政策,交1000元能看1万块钱的病,能够住十几天医院。但这对于病情严重的李祥云仍是杯水车薪。

“洗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情的发展。这项手术一次要花两万多,可职业病防治医院的医生不建议他做。“要其他功能完好才能做,之前去洗肺的现在都死了”,祥云大哥关掉收音机,开朗地笑了笑。

尘肺病
祥云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二)

1994年,李祥云跟着亲戚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蛇口的工地打工。“不出来,在家搞不到吃的啊,一个人四分地”。

外出打工的十五年里,李祥云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底下工作。陪伴他的只有直径不到一米二的天空。日复一日,他在地下的花岗岩层钻出炮眼,装上炸药爆破,打出几十米深的桩孔。这些孔洞里灌进钢筋水泥,就是一栋大楼的支柱。

那时的李祥云觉得,“风钻”是一项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力气活。相比工厂,工地流动性大,做几个月,工程结束就去下一个地方,比较自由。收入也比在家高太多,李祥云就干了下来。

只是风钻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些粉尘日积月累聚集到肺泡里,肺部慢慢纤维化,最终丧失功能——这就是尘肺病。按照行业规范,工人在作业时需要使用特种劳保用品。但工地为了省钱,只发一些医用的一次性口罩。“我们到下面打完风钻上来,鼻子里的灰好厚一层”,李祥云回忆道。

90年代,李祥云觉得工人过得像“逃荒一样”。那时候,深圳会不定期检查暂住证。一旦被查到无证就要被送到银湖、东莞、樟木头的收容所里去。“一进去就会被打,他们要搞钱,一个人要交800块钱才能出来”。

在梅林的爆破公司工作的时候,警察来盘问,“我熟悉了,就说是跟着老板做工的”。有的工友新来,说自己是刚来的,就会抓走了。边防证过期了,还得翻山进深圳。

那几年,也是住宿条件最差的时候,顶多能住上油毡房。曾经,李祥云在梅林关外的车顶上睡了5、6个月,“9个人挤在一起,蚊子可以把蚊帐叮穿,早上起来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十年间,深圳无数的地表在他爆破的洞口平地而起。1997年,香港援建深圳,他修了北环大道、深南大道、梧桐山。2003年,他在地底50米给香格里拉大酒店做爆破。2003年,他修了世界之窗那段地铁。在宝安的一个工地上做风钻。“手都打肿了,一天只有70块钱”,工地上李祥云一天至少工作8、9个小时,“有事情做的时候恨不得你日夜帮他做”。

2003年,阿英嫂在同一个工地里做饭,她回忆那个时候大哥身体就不太好了,(尘肺)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但问起李祥云那个工地叫什么,他想了想说:“做了那么多工地,哪里还记得。”

2003年前,李祥云一年做1-2个工地。2003年后,深圳建设起来了,大哥一年做2-3个工地。“那会儿最怕打台风,一来什么都吹跑了,白弄的”,碰到台风,有时候几个月都开不了工。

2006年,李祥云终于考到了爆破证,开始给老板管理工地。“在地面上搞了一下,不然的话早死了”,大哥叹道。

建筑行业里,一项工程通常有多层转包。开发商把工程报给不同的建筑公司,再转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下面还有不同的包工头。在不同的分包环节,李祥云能拿到一两百元到三四百元一天。有时候一个月3000元,有时候一个月6000元。可如果留在农村做泥工,一天只有5、60块。

相对高的工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有一年,李祥云在湖南修西宁铁路,用50cm的导火索炸石子,一天点十几次。有一次,他还没跑到防空洞,炸药就爆炸了。回过神来的时候,李祥云觉得“左耳里面有个虫子在叫”。

即便祥云把一条命悬在一根稻草上,眼看着深圳一天天崛起,跻身一线城市,可自己的工资却总是拿不到。因为风钻工资是按工作方量计算,项目结束后才拿钱。

“老板没拿到钱,就由我们这些做工的去帮他闹,把钱拿到手了,他就再给你工钱”。而有的劳务公司老板则希望工人闹过,能帮他多要点钱。就这样,祥云哥经常被拉去公司堵大门,“一堵,公安局、劳动局、派出所都来了”。

2003年,修世界之窗地铁站时,大半年过去了,工人们等到腊月二十六都没拿到钱。工头其实已经拿到了钱,但就是拖着不肯计算方量,有的工头被人打了,最后是根据180元/天/人给的钱。

“他们原本也是工人,做了工头以后慢慢有了房有了车,就看不起工人了”,李祥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凶的福建老板,“只要你在工地上做,你要是不出力,他就打你”。曾经有工人干了两个月想走,老板坚决不给钱,“工人一闹他们就打架了,拖刀斩的”。

祥云大哥的家
祥云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三)

“都是我们在家里顶的”,阿英大嫂骄傲地说。在她那浓眉双眼皮的下方,眼珠子乌黑又亮,和笑颜里那排洁白的牙齿互衬着,分外精神。

90年代开始,男人在外面乾风钻,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人主要承担者。即便家家只有薄薄的几分田地,为了生存,她们也必须去劳作。

除了犁地、打农药的一些太重的力气活需要请小工帮忙,其他的农活通通由她们承担。妇女们还会分工合作,每人负责劳作的其中一个环节,以此来互相帮助。

“犁田(因为是力气活)我们在外面请人来干,我们女的负责插秧收稻谷,几家人就凑在一起,商量一下,今天你干多少,明天我干多少,大家分工合作”,说起“插秧故事”,几个大姐笑成一团。

“什么都是女人干的,收稻谷什么最累了,温度又高,天气又热,割了还要打。”妇女们割了稻谷,再把它们一包一包地挪到脱谷粒的地方,最后还要背回家。一趟又一趟,家里的生活费就在这样重累的农活中一点一点地挣下来了。

有次打农药,阿英嫂把鞋子放在田的一边,自己到另一块田继续打。女儿来送水,只见鞋子不见人,以为妈妈中暑倒在田里,“她都吓死了,就在那里叫呀”。阿英嫂说起那时酷热的劳苦,眉心皱起一道竖痕。但一提到贴心的女儿,她的眼睛眯弯起来,身下的小椅微微摇着,“后来看到我,就把我扯回家。”阿英嫂其实还想继续干,但拗不过女儿的坚决,“明天再打,今天不能打了”。

种田能够补给部分家用,终究是不够。拮据的时候,阿英嫂还要靠帮人洗衣服来赊账,有时甚至连打米的加工费都是赊的。家里实在急需用钱,阿英嫂只好写信去深圳,“小孩子没生活费了嘛,借也要借钱回家。”

实在没钱寄回来,她只能再到亲戚家去借钱。

“借钱比还钱难十倍。借钱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开那个口,要坐一下说一下拉一下家常,慢慢聊入正题……”对于借钱这种近乎必备的“生存技能”,阿英嫂描述得很清楚。说着说着,她也忍不住笑起来,但神色动作不免带着几分拘束和难为情,那是经年累月看人脸色留下来的无奈隐痕。

“借不到钱,哎呀那个心里不是滋味”。有一次,聊了半晌,亲戚看出了来意,连忙说自己家也周转不开,没有钱。阿英嫂回家哭了一晚上,一边流眼泪,一边盘算着第二天找谁借,“都是我们自己顶,找这个借那个借”。

阿英嫂说,2002年是她一生当中最痛苦难熬的日子。12岁的女儿得了肾炎,一年没读书,吃了一百二十多服中药。阿英嫂也在家照顾了一年。“我老公在下面没有钱啦,我叫他他都不敢回家。家里借钱借什么都是我,他就躲在下面,没事做也在下面不敢回家,都是我一个人在家担的”。

说到这,阿英嫂的语气似乎有点急也有点怨,但随即又和其他阿姨默契地大笑。大家其实也很理解,风钻不是时时都有活干,深圳消费又高,“赚不到钱怎么回家”。

女儿吃了八十服中药病情还没好转,阿英嫂在家“焦得哭”。“想到我的女儿(不知道)要不要救,生怕她治不好,我就在家里哭,睡不着觉,一天只能睡两个时”。

每周,阿英嫂总要厚着脸皮,将自己“逼上梁山”,借到了钱才能带着女儿去看病。而祥云大哥,挣得钱不够,又抹不开面子借钱,索性在外面躲了一年。“我老是给他写信,他老是不回家,回家也没地方借,他又不愿(借钱),男子爱面子。”

阿英嫂记得,那年当地的月工资才十块,可她那一年就借了四千块多,向亲戚借了个遍。所幸女儿终于救回来了,康复后也可以回学校继续念书。

一年在生死之间兜兜转转,看着母亲一边边祈求亲戚的善意来为自己续命,从鬼门关逃出来的女儿立志要做一个医生,帮助像她这样的人。“我的命是医生救的,我长大一定要当个医生。”

(四)

李祥云查出尘肺病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那会儿,他在深圳南澳的一个别墅工地打工。一天,出门看望烧伤工友,遇到台风天淋了一身雨。回来之后,李祥云便开始反复地发烧,在南澳镇医院打了一周吊瓶才好。

老婆说他缺乏锻炼,便拉他每天在海边跑步。“跑了一会儿就不能动了,喘不出气”,当时医院病没有检查出来是尘肺病。后来,回到老家,“有学生、记者过来村里探访,说耒阳的风钻工人都去深圳了,问我们为什么不去检查?”

“我们知都不知道(什么是尘肺),怎么去啊”,阿英嫂无奈地笑道。过后,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

李祥云和几个老乡一起到湖南职防院做检查,确诊尘肺病II+。截至2013年9月,据不完全统计,在湖南另一个以尘肺工人闻名的耒阳,有200多人曾在深圳做风钻工,其中119名确诊为尘肺病。在2009年之前,已有18人先后离世。2009年至2013年,37人已故,至少9人死于自杀。

耒阳尘肺工人引起社会关注后,当时村里十多个查出尘肺的风钻工人去了县里申请职业病赔偿。最后县政府说:你们先去闹,我们后面再来。随后,几个地方加在一起,151个工人到深圳待了一周多。

到了深圳,李祥云才发现这边说法和县政府不一样,要求走法律程序。凡是有购买保险的,哪怕只买了一个月,都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能够拿出有厂牌或者爆破证的,就走劳动仲裁程序。没有无劳动关系证明的,由市政府给予“人文关怀金”。

李祥云2006年刚好考取爆破证,能够走劳动仲裁程序,领到了赔偿。“当时很多知名人士联名给中国卫生部发联名信,一个多月后就搞定了,不是他们,没有那么快。”

祥云大哥去深圳那段日子,留守在村里的妻子们还得给他们寄生活费,一个月一千。“儿子打工的、读书的也没有钱,基本都是借的,有的借了一万多块,有的借了两万多”,阿英嫂和几个大姐开始倾诉起来,“只有亲戚才借得到的”,“别人都不敢借的”,“别人怕你不还”。

尘肺
最苦的就是农民工(土逗公社)

“中国说法制健全,其实也没那么健全”,李祥云说,“最最苦的就是农村的、农民工。”

2009年后,所有工地在招工时都要体检,查出有尘肺病的不要。出工地也要检查,有尘肺病公司就赔偿,没有的话,以后有病他们也不管了。“但实际上一个工程才1、2个月,尘肺病潜伏期很久,不可能马上检出有病”。李祥云没法工作,只好回家养病。

孙子是一家人的开心果。邻里都说爷孙两个长得很像。李祥云虽然带不动孙子,可小孩子却总爱和爷爷在一起。“他自己要坐小车在地上跑,总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坐”,李祥云轻轻叹了口气,望向孙子,眼睛又笑成一条线。

屋外的爆竹烟火渐渐平息,晚会上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唱着:“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

一旁的孙子跟着电视里的音乐拍起手来,“赞赞……赞赞……”。这个节拍就像是李祥云打过千百次的鼓点。婚丧嫁娶、喜乐悲苦,都是这样热热闹闹地走过。而隔壁的兄弟,生前也曾以这样的节奏,一声声剧烈地咳着。

“过一天算一天,开心一天,也没有办法”,面对来客,他总是这样笑道。

临近零点,村里的爆竹声准时响起,挤走了电视晚会里明星的声响。

这一夜,李祥云的儿子在门前铺开鞭炮,点着引信,“噼里啪啦”,像是被剥夺了呼吸的人们在呐喊。

也是这一夜,很多人嫌太吵,捂住了耳朵。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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