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国军上将陈诚回忆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图)

2018-05-15 10:30 作者: 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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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陈诚。(网络图片)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陈诚,抗战期间任中华民国军委会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军参谋总长,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任东北行辕主任。1949年后在台湾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对于国共战史有着不同常人的解读,在其《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这段国共战史进行全面解读。本文为其中部分节选。

中共是苏俄共产国际制造的匪患

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熟能详的,在唐为黄巢,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记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下“中共”或“共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

共党就是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一手制造的一种匪患,因其曾自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党为患,始于十六年他们在南昌发动的“八一暴动”。而中国之有共产党,则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从一开头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挥的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父倡议容共,何尝不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不能相容,不过容共并不是容纳共产主义的意思,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思。当时李大钊提出共产党徒加入本党的申明书中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见容共是容纳共产党“人”之加入本党,亦“归斯受之而已矣”之义,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则国民革命发韧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争取国际上的援助与同情,乃当时革命形势之绝对需要,刚好俄国此时再三表示他们愿意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诚意,则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正是客观形势必然的归趋。后来俄帝狰狞面目之逐渐暴露,还是共产政权罔顾信义缺乏人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据军后的成败,来评论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过共产党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挂出来罢了。“八一”南昌暴动是罗明纳兹(斯大林派来中国传达他的命令的人)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烧杀劫掠之后,南窜广东,于潮汕一带遭国军痛击,被各个击破,残部由朱德率领,流窜湘南。

中共的杀人记录骇人听闻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斯大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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