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去香港上学(图)

2018-05-28 04:19 作者: 张裴欣,张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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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孩子们在学习组装智能玩具(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5月28日讯】一

香港的7月,海风卷着热浪,周身都浸润在潮气里,毫不爽利,即使在空调房中,也惹得人相看两厌。这种庸人自扰的烦乱,对于正在苦熬七年永居权的我来说,尤甚。

公司内,正是人心惶惶之时,一天喷三次空气清新剂,都压不住焦虑的气息——所有香港职员张口闭口,几乎都是“庄丰源”,那是首个“双非儿童”的名字。而“双非儿童”也成了所有父母两个人都不是港籍,但却在香港出生,成功获得了港籍的孩子的代称。

港岛上下议论纷纭,忧虑此先河一开,内地产妇会蜂拥而至,这幺小的香港,如何能够承担这么多“入侵人口”的医疗、教育、工作问题?

连在电梯里遇到邻居大妈,甚至都会挂着意味难明的微笑问我:“阿玲啊,你现在要是生个宝宝,比你还先拿到香港户籍哦,不想生一个吗?”

我心中冷笑一下,生了养在哪?出租屋连个窗户都没有,靠抽气扇勉强维持空气流动,转个身都费劲儿,还得3500港币一个月。

我不想生,可有人不得不生,比如我阿姐。

姐夫思想守旧,虽已有女儿,却总逼着阿姐再生个儿子。那时二胎政策尚未开放,作为公职人员,姐夫一来不想交罚款,二来怕丢了工作。思虑再三,便想到让阿姐来香港生产,不上大陆户籍,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两千年前后,香港刚刚回归不久,两地关系正是蜜月期,作为亚洲四小龙,彼时香港的经济发展及国际化程度远远甩开内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姐夫都觉得这是一个无比美妙且明智的方案,尤其港岛上还有一个我,阿姐无需去昂贵又非法的月子中心待产。咔,十几万港币又省了。父亲以前成分不好,所以父母无法管我,是阿姐一直把我带大,我自然不会拒绝。

为此,姐夫费劲心机掉换了阿姐的避孕药,通过医院老同学确认阿姐怀的是男孩后,硬逼着薪水比他高三倍的阿姐辞职,来香港待产。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匆忙换了上下床。香港潮湿,怕阿姐受寒,我又咬牙买了个抽湿器,原本转个身都嫌挤的房间,彻底变得水泄不通。从床头到衣柜边上,都得跨过塞满各式婴儿用品的行李箱和那台规模宏伟的抽湿器。

为了怕阿姐跌跤,我索性将床头脚尾当了衣架,层层叠叠挂落满了各式换洗衣物,乍一看,颇有水帘洞的架势。

是夜,闷热的空气仿佛能拧出水滴来,照顾孕妇又不能开空调,我和阿姐热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便闲聊起来。

“阿姐,值得吗?为了生个儿子,受这么大罪。”

“香港户籍多好啊,买不起房可以租公房,申请世界名校比内地容易的多,老了没人养还能领救济金。”阿姐顿了顿,沉默半晌,“所以,值得吧。”

离阿姐预产期不到半月时,我将攒了两年的年假休了,在家陪护。

假期临末,我正发愁如何多请几天假时,阿姐忽然急切唤我,“小妹!快送我去医院!”

阿姐是逾期留港,担心遭遣返一直未去正规医院做过产检,本以为二胎生产风险应该减少不小,却未料到竟是胎位不正。

助产医师匆匆从产房中冲出,乳白色的手套浸满血迹,一口粤语又急又快,“病人家属,臀产位,有大出血的可能,需要尽快做剖腹产,准备一下签字吧。”

不知手脚冰冷地等了多久,意识都几乎快要模糊时,医生终于来告,“恭喜,母子平安。”

我扑通一声跌在地上,喜极而泣。

剖腹产产后寸步难行,阿姐躺在床上疼得脸色苍白,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阿姐一人扔在医院里,可一想到续假,眼前便立即跳出老板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庞。

硬着头皮打通电话,老板知道原委后,回复道:“既然家里这么忙,那就好好休息吧,不用回来上班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老板,那我还怎么续签?”

“嘟嘟嘟。”听筒里,只剩一片忙音。

我绝望地蹲在医院空无一人的紧急通道拐角,身上一阵发冷。阿姐在港期间的费用几乎全由我承担,加上这次剖腹产的费用,存款几乎告罄。

失业、没钱、签证快到期这些事情一股脑涌来,我感到深深的绝望,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每一步都重若万钧,短短数十级台阶仿佛变成吃人巨兽,一口口吞噬掉我对香港,曾经的期盼与喜爱。

我随阿姐抱着刚出生的康康回了深圳,可一个快30岁的未婚女性,又完全没有在大陆的工作经验,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工作,难度不小。

阿姐认为这是她的错,安慰我不着急找工作,在家帮忙带孩子就当是辛苦多年,放个长假了。但她自己,一出月子便匆忙回到地产公司上班,原来的岗位被顶替了,就从售楼员一步步重新做起。

我知道,她这是为了堵住姐夫的不满。姐夫那点薪水,养不了两个孩子,外加两个闲人。

生儿容易养儿难,转眼间康康便能爬会走,离开香港之后,一直是我在照顾他。到了要读书的年纪,康康非大陆户籍,深圳没有公立幼儿园愿意接收,国际幼儿园收费昂贵,去香港读书几乎是唯一选择。

虽在香港生活了几年,可未曾婚嫁,我对幼儿园行情,其实一无所知。想起以前听同事提起过她家孩子的幼儿园——“哦呦,可了不起了,全英文授课,英法德美加的老师遍地都是,在我们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人家都有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地哦,孩子进去了,以后肯定就是哈佛牛津的人啦!”

我便向她打听学校入学条件,本以为和内地一样,有户籍、交钱就能上,可一问就彻底傻眼,人是家国际幼儿园,学费一年十二万港币,还得买得起三百万的学校免息债券,才能有入学资格。

“好家伙,这么高的要求,有人上吗?”

同事嗤笑一声:“抢破头呢,竞争可不比你们高考小。”

在那里,各色学校已不仅是教书育人的代名词,更像一只看守伊甸园的三头犬,高傲地上下打量着家长阶级。“你一个小小中产阶级还想上国际学校?去上教会开的幼儿园吧!”

教会、慈善机构开办的非牟利幼儿园,政府要求学费不能高于限定标准,家长还能申请学券、抵扣学费,是香港政府在资本的重压下,为中底层人民硬撑起的一片栖身之所。

但不论哪种幼儿园,都必须要通过入学面试才有可能入学,填申请表、递交申请表格、等待面试通知,不仅考孩子,甚至家长也需要单独面试,流程之繁琐,大有和大陆研究生考试一较高下之意。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一口气投了五家离口岸较近的幼儿园,但最终只收到了两家的面试通知。

第一场入学面试时,康康运气不佳,排到了上午场。我们要从深圳去香港,不得不在清晨四点半就将他叫醒。匆匆洗漱完毕,平日从未这么早起过的康康胃口不佳,只喝了口牛奶就什么也吃不下了。

坐上去口岸的车时,天色像未化之墨一般,连星星都被染得黯淡。康康小猫一样蜷在我怀里,哈欠连天,“小姨,我们是去幼儿园吗?”

“对啊。”

康康有些不开心:“为什么我要起的比大公鸡还早,但姐姐就不用。”

这样复杂的问题,显然没法跟两岁孩子解释清楚,只好岔开话题,“睡会儿吧,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呢。”

到达罗湖口岸时,正好赶上双非学童上学的高峰期,一进大厅我和康康都被吓了一大跳。

平日宏伟宽广的大厅里一片人头攒动,黑压压全是穿着各色校服、满脸倦容的孩子,不少是被中介公司统一带领的,萝卜头大点的十几个孩子跟着带队老师,背着比自己肩膀还宽的书包,摇摇晃晃地跟着。

由家长护送的孩子就幸福多了,不少被抱在怀里昏昏欲睡。家长中妈妈居多,大都挂着浓重的黑眼圈,要么匆忙地补着妆,要么慌张地向怀中的孩子投喂早餐,大厅中充斥着豆浆、牛奶、包子混合的奇妙味道。

因为孩子众多,年纪又都十分幼小,大厅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不少由中介带着的孩子满地打滚地找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惹人怜惜。

康康倒十分乖巧,不哭不闹,即使困得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也还安安静静地靠在我腿上,活像一只可怜的小羊羔。

我心中一阵心疼,赶忙将他抱起,可毕竟是个二三十斤的肉团子,不一会儿我的手臂就开始发酸,如同千万只蚂蚁环绕着手臂噬咬。

康康悄悄扯扯我的袖子,“小姨,你放我下去吧,你手都发抖了。”

我心里一暖,“小姨没抖,这是一种新的减肥方法。”

“那康康也减肥,小姨抱着就不会觉得重了。”

旁边的一位大姐听得有趣,便跟我搭话,“看你家娃这幺小,是去参加幼儿园考试的吧。”

“是啊。”

大姐摇摇头,“没辞职就抓紧辞了吧,一送就得七八年呢。”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大都是母亲来送孩子了。

如果夫妇里一定得有个人为了孩子牺牲事业,那么多半会是女人吧。

面试第一题是普、粤、英三语自我介绍,我心里稍安,这种类型的题目,之前便教康康背过。

与康康同组的其他五个孩子,三个是本地人,自然不在话下,另一个爸妈都是广东人,虽说粤语说的香港略有差别,但也大同小异,十分流利。

轮到康康时,或许是因为太困了,精神不佳,张口就把早上好说成了早唞(晚安)。

我心里咯噔一声,暗叫不好,连忙去看面试官的脸色,后者微微拧了拧眉头,显然也对这样的第一印象十分不满意。

第二轮考察动手能力时康康表现也不如平时,慢吞吞用散落在地的积木块儿组合出了一个圆顶城堡,地基稳固但毫无美感。

但在重头戏——数学测试中,一看题目我便眼前一亮,这题至少做过3次了。题目是香港幼儿园一道经典入试智力题:1111=0 5555=0 2222=0 8193=3 8096=5 4398=3 3148=2 2889=?

我的唇角抑制不住开始隐隐往上翘,总算有机会扳回一局了!

凭借着卓越的视力,即使在教室斜后方,我也能看见康康小眼睛微眯,一脸志在必得,然后飞快地写了个4。

我倒吸一口冷气,恨不得冲过去冲他大喊,“5啊,9还有一个圈呢!”

大概是我的脑电波辐射信号太过强烈,康康回头看我一眼,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比个耶——然后把4又描了一遍。

我一掌拍在脑门上,暗道这次面试百分百是栽了。因此在家长纯英文面试过程中,我答得非常放松,毫无任何心理压力,从雅诗兰黛的最新口红色号聊到香港未来女性就业形势……

出乎意料的是,康康通过了面试。

面试官认为康康思维敏捷、家庭环境友好宽松,能掌握时代动向,未来很有潜力。

我咋舌。原来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生源的家庭背景。私立学校是明码标价,而公立学校也并非真的清心寡欲。根据面试内容,我能从一线大牌彩妆聊到政治,就足以证明家庭经济基础了。

康康的粤语说的不大好,毕竟我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家中缺乏粤语环境,为了让康康尽早的适应,老师建议上全托班。

全托班九点上课,可过境去学校,即使不堵车,也至少要三个半小时,这就意味着,康康每天都要四点半起床。

坚持了一个多月,康康实在是困得紧,踩着小板凳坐在马桶上刷牙便睡了过去。等我煎完鸡蛋去寻他时,只见他半个身子都掉进了马桶里,牙膏泡沫、污垢水渍满身都是,可就这样还睡得无比香甜,浑然未觉。

好不容易将他捞了出来,康康终于醒了,看自己一身狼狈,一向懂事的他突然嚎啕大哭,“小姨,小姨我不想去上学,小朋友讲话我听不懂,他们也不跟我玩,还叫我小蝗虫。”

我心头一紧,赶忙搂住他,“好好好,今天不去了,不去了啊。”

康康病了,不知是舟车劳顿,还是跌进马桶里受了凉,抑或是在幼儿园感染了污秽。康康病得一塌糊涂,一连三天高烧不退。康康病得开始整日昏迷,一张小脸红得能滴血,偶尔有些意识也是哑着嗓子哭喊:“我不要去幼儿园。”

最严重时,医生甚至随时准备下签病危通知单。姐夫急得直跺脚,“医生,这孩子到底怎么了?”

“这孩子免疫力太差了,这幺小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休息,每天这么折腾,幼儿园小孩又多,病一个就得倒一片,不生病才奇怪呢。”

阿姐听了也顾不得旁人,对着姐夫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当初就说不想生,这下好了吧,你看把孩子折腾成什么样了。”

医生厉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孩子现在很危险,再这么烧下去随时要成脑膜炎的,到时候一辈子就毁了,太小又不能滥用抗生素,试试物理降温吧。”

我和阿姐整日守着康康,用酒精擦拭他的前胸、后背,一日三次,配合着冰敷、输液,快一个星期,病情才稳定了下来。

出院前,医生特意找我们谈了一次:“做父母的,不要让孩子为你们的失误决策买单,你们要是住得离关口近一点也就算了,这么每天七八个小时的折腾,大人都受不了何况这幺小的孩子?深圳的国际学校不少,虽说学费贵点,但是孩子重要还是钱重要,你们好好想想吧。”

我与阿姐商量:“姐,要不我回香港吧,康康跟着我,至少路上不用再这么折腾。”

“那怎么行?你因为这个孩子工作都丢了,这两年又一直耗在家里,我和你姐夫已经觉得够对不起你了,你都三十大几了,带着他还怎么结婚?”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来也不想结婚……”

“我和你姐夫商量过了,国际学校一个月的学费差不多一万五,这两年深圳的房价涨得厉害,我们把现在这套房子卖了,换个小户型的,怎么着也够了。”

孩子毕竟是阿姐的,我叹口气,“深圳的房价回头肯定不止现在这个价,你现在卖肯定亏,真想好了?”

“想好了,这金山银山,不如一家人整整齐齐。”

那之后,阿姐把房子卖了让康康去上了深圳的国际学校,他终于不用再两地跑。我想,再重来一次的话,阿姐绝不会选择跨境生子。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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