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历史毒性超毒奶粉毒疫苗 你是受害者吗?(图)

2018-08-10 06:00 作者: 邓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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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历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
伪历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图片来源:Adobe Stocks)

伪历史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伪历史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

“选择性失明”的伪历史

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

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

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历史观

重要的是史观,是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给我们的某种思想。

历史教科书强调的历史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所谓的“帝国主义观”,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动辄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的灾难也好,落后也好,挨打也好,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那些新左派们又在重新宣扬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叫做“国际体系”与“新殖民主义”之类。这个暂时不必理会。

其次是所谓的历史的“客观规律”。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谁掌握了历史规律,谁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或者说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目的证明手段。”

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此,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那么,掌握规律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人类的远景、为了某个乌托邦,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共产革命者都是这样思考行动与言说的。

这是所谓“历史规律”的可怕后果,是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一再出现非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法理依据。不管他杀人杀多少,他总是正义的:“坏人”必须铲除掉,“敌人”必须根绝;“反动阶级”必须清理,错误思想必须清洗……而他却是永远的正确,真理在握!

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最恶劣的影响在这里,这个影响到现在不仅没有消除,且开始又一次兴起。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那些权力在握者,还是以这种“真理在握”的姿态说话——“我们代表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就是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要反复讲授这个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在制造一种“幻觉”——历史规律不仅由他们认识,而且由他们代表,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执政党屡屡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据与心理背景。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正义、规律或着先进之类,认为自己代表着永远的正确。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恶的东西总是以最高尚的名义说话;一切反人道的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真理于是成了邪恶的工具,而邪恶却借此大法氾滥,毫无节制……

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

其实,思想界早已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比如袁伟时先生。袁伟时先生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没想到却引发大祸,《冰点》被停刊,报人李大同“被下岗”。袁伟时先生在文章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意思是说历史教科书在宣扬阶级斗争等暴力史观,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暴力传统中滋养长大的。然而就算是这个比喻也没有切中要害,“狼奶”毕竟还是奶,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认真起来,提出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的质疑:

历史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这是些兴奋剂,是些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对本来很正常的事物,产生疯狂的敌对情绪,就像是斗牛场上的疯牛看见红布条一样。回想过去,斗地主、斗右派、斗“反革命”,斗走资派,斗劳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现不就是斗牛场上的疯牛吗?……

教科书中宣扬的阶级仇恨,对领袖和政党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畸变,把正常视为邪恶,把邪恶看成革命。这些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不是人道、人性,从这一点上讲,可以称之为狼奶,确切地说那是些毒品,是些兴奋剂、麻醉品。狼奶的营养和牛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毒品则不一样,它对人类有害无益。

伪历史让我们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我们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科书的最大罪恶,乃是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中国人从整体上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主要源于历史教科书。

“历史人物”必然是道德人物,是道德的主体。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也就会有一种道德感,从历史中得出一种道德体悟与训诫。其实,普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像我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史记》它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它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它里面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所谓制度、地理,气象这些东西展开的。

传统的中国史讲的是人,讲的是人这个历史的主体,讲他们的处境、遭遇、考验与抉择,讲他们的成败荣枯、奋斗与失败……从这些中总结人生的经验,人类的智慧,人性所达到的境界。读这样的历史,读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就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往往能出从历史中读出同情,读出崇拜,进而模仿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处世方式……

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这种人类的道德感,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是把历史人物当作道德主体来叙写的,读者也一定会从中读出道德感。而以政治史、经济史、地理史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只能让人读出知识感。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其实也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

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

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当然文学也是。还有宗教、神话和仪式等等。但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获得道德熏陶的。

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学术中立”的口号,似乎学术是可以中立与道德的。这是完全的误解。学术可以中立且必须中立与权力,但不能中立与道德。学术中立并不是说不能做道德判断。

历史学家比法官更加艰难复杂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是法官,不能审判。历史学家不能对历史人物做有罪无罪的判决。

显然,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比之法官更加艰难复杂,但历史学的思考方式与写作(叙事)过程与司法过程以及法学的思考方式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像一个司法流程,接触事实,确定证据,重组事实,寻找因果链接,并由此对这一事实做出自己的认定。

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叙述的文本,背后其实都含有这种审定性质。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这样的权力,但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这种权力——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力审视自己的记忆。

说到底,历史学家的权力就是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的人。

 

(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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