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养党涉外围组织黑幕大曝光 作协腐败鲜为人知(图)

2018-09-15 11:03 作者: 李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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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揭“公款养党”黑幕后,外界持续有进一步爆料。
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揭“公款养党”黑幕后,外界持续有进一步爆料。(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9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隆综合报导)日前有美媒文章更揭露中共群团组织之一作协腐败黑幕,细节鲜为人知。此前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因揭露中共“公款养党”问题遭学校开除,属于其外围组织的群团组织涉巨量供养额也受到关注。

中共公款养党包括外围群团组织 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9月14日发文称,中共治下的所谓“群团组织”(“群众性团体组织”),是近年才敲定的“专属名词”,在此之前,所谓“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群众团体”、“群众性组织”等叫法的概念比较混乱。“群团组织“特指由中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其机构编制,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社会组织”,一共有22个,包括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黄埔同学会等。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其机构编制”,意即它们都是和党、政机关一样都是由国家财政包干供养。

文章说,如上机构中的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及妇联等的机构是多么庞大,由国家财政供养它们的耗资是多么巨大,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人应该都能想象得出肯定是个挺吓人的天文数字。而中国大陆人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的原因是这三个机构已经被老百姓认可为“党的外围组织”,所以既然所谓的“民主党派”都要由“国家”----也就是中共政权用民脂民膏供养,所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及它们的从省到镇的各级单位都已经被老百姓们“自觉”地并列为“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了。但所谓“群团组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作家协会”不但也一样是“党的外围组织”,而且其全部开销都和各级党政机关一样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中支出,应该还不是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清楚的事情。

去年11月因网上言论被停止授课资格的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8月被学校开除。据报杨绍政直接触动当局的是因他公开批中共“公款养党”。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17日报导,直接惹怒当局的是杨绍政在海外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大陆全民公款养党的文章。

杨绍政在文章中批评,中共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情况不改变,社会终究会崩溃。

他说:“全体国民的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分布在政府、军队、社团、公有企业、事业单位、专职党务机关的每一个细胞,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并质问:“这么庞大的资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大陆全民公款养党和社团一年给全社会造成的财富耗损为20万亿人民币,人均负担1.5万元,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几乎不养这群人,人均负担为零。”

“假如有两个经济体,同样的13.5亿人口规模和同等的初始人均收入。一个社会全民公款供养的政权人员比另一个社会多4000万。即使两个社会生产效率相同,供养更多政权人员的社会将会越来越穷。只要不变革,更多供养政权人员的社会终究会崩溃。”

中国真实官民比终于曝光 群团组织人员不算官?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真实的官民比,即人民养活了多少公务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多少纳税人供养一个吃皇粮的,在中国长期是笔糊涂账。6月11日,《辽宁日报》报导,辽宁省直机构精简工作特地将1:39的官民比定为目标。署名柴宗盛的大陆作者随后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了辽宁相关数据,称这一改革曝光的真实官民比是1:19.7(即19.7人当中就有1个官)的大比例。即便辽宁裁掉百万冗员,改革后的1:39也属国际高标准。

而据该省1:19.7的官民比,以中国14亿人口推算,全国吃官饭的人员约有7,000万。

2014年,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颖和廉叶岚曾在《了望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同期,官民比在英国为1:118,印度为1:109.5,俄罗斯为1:84.1,新加坡为1:71.4。官民比都远远低于中国。

高新前述文章认为,中国搞的官民比,应该并未包括由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群团组织。但因为“官民比”是一个国家财政供养人数和人口总量的比值。所以只要是国家财政养活,不管其称谓如何,都应纳入官民比的计算范畴。

群团之一作协浪费民脂民膏及腐败内幕鲜为人知

高新文章特别引述中共体制内作家、原《诗刊》编辑部副主任闫延文的文章,揭露“群团组织”之一中国作协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闫延文文章直指作协是“零绩效公务员”。他说:我们的人民还不富裕,百姓节衣缩食为国家纳税,却在养活中国作协式的,这才是人民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人民不是不愿养公务员,而是不愿养“零绩效、高消费”的无效公务员。

历来被称为“清水衙门”的中国作协,其组织方式、机构设置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本来处处参照“前苏联”。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历次机构改革中却从未改制,至今仍是正部级单位。

闫延文大胆揭露体制黑幕的文章,其中提供的所有惊人数字还都是2012年以前的。文章中透露说:当时的中国作协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机关人员100余人。2011年国家审计署公布,中国作协的国家年度财政拨款为2.38亿元,其中作协机关支出1.05亿。。根据官方公布的《中国作协2010年度重点审计单位和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中国作协本级单位(作协机关)100余人年支出10508.77万元,即1.05亿元,计算可知中国作协每个公务员年度财政支出高达100万元。

表面上看,公务员工资不过数千元,全年数万元,为何中国作协的每个公务员,每年要消耗国家财政100万元呢?

高新解释其中的关键,他说,由于中国特色的干部供养制度,人民养一个官员,并非只支出其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用品,还包括昂贵的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而对作协这样的行业协会而言,更包括文学市场的财政垄断。

据闫延文文章,在作协,由国家财政埋单的项目包括如下几项:

一是作协官员的福利待遇:作为群团组织,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一任命即配备奥迪等高档专车、司机、秘书、天价福利房,还有保姆费……同比国家部委领导,其待遇水准甚至更高。中国作协主席之下,则是一系列享受财政拨款的各级别官员,厅局级、处级、副处级……全国各省市作协、文联养活的公务员,保守估计在万人以上,国家每年花费的财政拨款高达数十亿元。

二是中国作协公务员除法定收入外,还有政府公务员不具备的大量名目繁多的豪华消费待遇:比如世界文学交流、豪华文学采风、文学评奖等,其中不少消费是由地方财政或企业资助,已远远超过2.38亿国家财政拨款的数额。

此外,闫的文章中还列出一些实例以证明中国作协的内部腐朽、腐烂和腐败。

比如,世界文化交流、国内外豪华采风和作协奢华会议:作协官员每年不仅都有多次国内外豪华采风待遇,而且还要参加世界文化交流。据悉,2009年的法兰克福图书展,中国作协组成150人的豪华作家代表团,在德国举办了数十场论坛和文学活动,图书展结束后还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德国各地旅游。这笔文学走向世界的豪华消费,全由中国纳税人的10万亿税款埋单,花的是国家财政的外汇储备。

而作协系统的国内豪华采风更是花样繁多,基本是地方财政资助:一次诗歌节花费3000万元;50人沿海城市采风数日狂砸500万,人均日花费高达2万元……

至于国内的五星级奢华会议,在中国作协的三公消费中,更成了司空见惯的“平日标准”。中国作协2007年以来的十余次主席团年会,几乎都在各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召开。其中2010年4月的250人豪华年会,入住西南最奢华酒店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

作协官员还可以藉高额版税和文学奖巨额奖金发财。由于作协官僚化体制,形成对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享有部级、副部级的主席作家不管作品发行量如何,都能得到20万册的印数稿酬,一本书就可得到八、九十万元版税。而国家财政支持的各大文学奖,更成为作协主席的私家盛宴和“内部分配大会”。2010年的羊羔体丑闻和鲁迅文学奖“评委获奖”,涉及多位作协高官,却没有任何追责措施。2011年8月,奖金高达50万元的茅盾文学奖引起社会全面质疑,其五部作品至少有2—3部涉嫌违纪获奖;而5个获奖者中更有3名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作协主席。不仅茅奖、鲁奖如此,这种现象还包括全国100多项文学奖。

作为群团组织的中国作协,还掌握着金额巨大的文学公募基金——中华文学基金会。这家国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铁凝亲任会长。

高新表示,该文学基金不但搞房地产还搞公司,下属单位之一安徽文采大厦位于合肥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每年收取高额出租费,却并未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网站和民政部网站公布的基金会年度财政收入中有任何显示。另外,中华文学基金会下属的文采“实业公司”,只在基金会网站列入机构名录,却未见任何财务报账。

公开资料显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生于1957年9月,当代中国女作家。祖籍河北赵县,生于北京,现居石家庄。2006年11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继茅盾、巴金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她同时也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铁凝曾任河北文联副主席、河北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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