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神,中国大陆乱象之源(图)

原标题:没有上帝,中国乱象之源

2018-10-30 09:30 作者: 罗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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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0月30日讯】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资本主义形成时,认为需要有思想、宗教、法制与经济的互相衔接。用任何单一的线索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解释,都难免以偏概全。单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法律和信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或缺;然而,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须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做根据。

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有一个对话。伊藤博文说,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革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于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学者谢灵就这段话评论说,今天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远远未能达到百年前伊藤博文的认知水平。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的同路人和吹鼓手。

宗教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独立宣言》中,至少有三处使用学概念阐述建国者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基础、建国的理念和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用“被造”(are created)界定何为人;用“造物主”(their Creator)界定在人类一切自由与权利的来源者和赐予者;用“神圣护理”(Divine Providence)宣示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保障和应许从何而来。说明美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自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传统。

为什么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需要宗教的支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宗教信仰引领人类精神,使得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黄仁宇以荷兰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为例,说明“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民国先已造成一个由资本家作领导的坯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富贵荣华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放宽历史的视野》)黄仁宇认为,信仰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富裕起来的资本家的一种心理证明。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于清教信仰,固然是过度夸大了宗教在资本主义起源个发展中的作用,然而,虔诚的宗教信仰,一直伴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让我们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在资本主义的功能。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需要有信仰?信仰有两个层面。信仰的第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宗教层面。《上帝,国家,可乐》这本书揭示信仰在国家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这个富强的国家与企业的背后,还有上帝的影子。而上帝,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文化的象征。今天,美国的上帝,不是单一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个多元神。张千帆评论当下中国的信仰状态说,因为某些国民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致就把他们打入“邪教”行列,剥夺他们的宗教活动自由,我们就在削弱这个国家,因为信仰是最重要的道德资源。压制宗教活动自由不仅伤害了信教者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不信者在自由传播过程中接受信仰的机会。(《宪政是强国之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说:“美国尽人皆知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在这里人们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的权利。”“自由的选择信仰,是美国自由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一。”

中国信仰的状况可以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境况体现出来。《纽约时报》报道:坐落距离海岸线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山谷里的水头镇是一个小集镇,这里有墙上渗透着水迹的混凝土住宅区和杂乱的街道。大多数这里的传统宗教场所,包括佛教的、道教的,以及祭奠祖先的祠堂等,都是小型建筑,有的建在山边,一般都不显眼。但自廿世纪八〇年代起,水头镇上的十四所教堂的建设都得到了当地企业家的捐款,他们热衷于炫耀自己新获得的成功和来之不易的信仰。教堂有几层楼高的正厅,还有卅多米高的尖顶。直到前不久,大多数教堂的尖顶上都有鲜红色的十字架。但是水头镇上一半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每个月都有命令下来,要求拆除更多的十字架。许多接受采访的礼拜者说,他们担心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

焦国标评论说,美国不怕中国崛起,怕中国崛起了犯浑。浙江大规模拆十字架,扒教堂,就是标准的犯浑,比阿富汗塔利班炸巴米扬大佛还要浑一百倍。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岂止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中国去西方国家建孔子学院,在自己国家扒耶稣教堂,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这是智昏加犯浑。这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衅,这是对西方文明的宣战。

信仰的第二个层面,是形而下的制度层面。民众的信仰,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的基础上;对制度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法制和公平的理念与实践的前提下。德国学者法兰克・舍伦(Frank Sieren)说,“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从天安门到莱比锡》)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失去对制度的信任,不再相信制度提供公正的保障,制度的危机就随之到来。

学者吴思说,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出售公正的生意》)

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唤起人的邪恶的本性,造成底层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溃烂。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强大而专横的权力是社会溃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外部监督与制衡,行政官僚蔑视法律规章,施政措施缺少稳定性,其肆意行为更是削弱了司法权威。身处这种政府运作逻辑下的民众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模仿、学习了政府的行为方式。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而他们也不尊重、遵守法律,“每个恳请者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在法律无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服从不是出自个人理性与自由意志,而是政府强力塑造出的习惯。而政府强力一旦遭到动摇时,他们就会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托克维尔看到,在旧制度下,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

没有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一条腿的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西方世界用了2-3百年时间达到的工业化水平,但也同样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透支了千百年来的生态环境资源和扔掉了几千年沿袭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了十倍、百倍,但精神上却依然赤贫,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和资讯免费化的互联网时代。这是对现代化的最大嘲讽。人们常常忘了,人活着的意义不只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一个民族精神的堕落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潘晴:《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后记》)中华民族正面临没有宗教信仰、缺少制度信任,没有公平公正的劫难。

由于没有信仰,失去对上帝的敬畏,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为了获得物资财富,抛弃一切人的底线。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学者苏晓康说,“中国今天的环境破坏,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破坏严重多少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掠夺性。这是第一个丧失。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中国比25年前更糟》)

改革开放造成的城市破坏、制度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改革,制造整体性道德沦丧。社会和经济动乱,社会解体,通过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群体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发生。这就是“火山现象”。社会动乱,要有相当数量的愤怒的暴民的积极参与。当愤怒的人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动乱倚马可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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