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特务 专案组建议这样处置刘少奇王光美(图)

2018-11-26 11:00 作者: 张戎、乔・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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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成特务,专案组建议这样处置刘少奇王光美。
被打成特务专案组建议这样处置刘少奇王光美。(网络图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之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同一天,毛写了针对刘的“大字报”。两天后当着刘的面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全会,向中共高层公开了刘的倒台。毛散发文章之前,特意把不爱开会的林彪接来会场,给他撑腰壮声势。林彪紧接着正式取代刘当上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毛开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从整王光美入手。王光美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在民国时代曾任中国农商部代理总长,母亲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亲在华盛顿开会时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纪念。光美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来准备接受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由于亲共的母亲的影响,决定不去美国了,参加了共产党。

在中共根据地,人们记得打麦场上的跳舞会里,她穿着白衬衣、蓝色工装裤,秀丽而洋气。刘少奇迈着稳稳的步子,穿过舞场,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请她跳舞。这个举动在当时很特出,一般是女孩子们主动过来请首长跳舞。有过几次不幸婚姻的刘少奇,爱上了优雅而有大家风范的王光美。他们于一九四八年结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在清华,她同二十岁的激进学生蒯大富发生了冲突。蒯大富对政治的兴趣最初出于正义感,十三岁时他给北京写信状告基层干部腐败、欺压老百姓。文革开始后,《人民日报》把文革称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蒯开始有了权力欲。在一次工作组召开的大会上,他跟一帮学生把工作组轰下台,向工作组夺权。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组关了十八天。

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华招待所去,有人要见他。他等到凌晨两点钟,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摇醒了他,门外是汽车煞车的声音。突然,周恩来走进来。蒯大富说,他当时“特别吃惊,做梦也想不到周恩来会到跟前来”。他站起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周恩来请他坐,他“根本连坐也不敢坐,屁股挨着沙发那么一点”。

周恩来“很轻松”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沟通”地让他放松下来,接着说自己来是“受主席的委讬,向你了解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周恩来的问题是关于工作组的,当然也关于王光美。尽管周带来一个速记员,他自己也做笔记。

蒯一直讲了三个小时,到太阳升起。周说他还有工作要先回去,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到人民大会堂再继续谈。晚上他们又谈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蒯大富对刘少奇夫妇的不满,他成了毛手头上整刘的利器。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岁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领五千名造反派学生在北京游行,散传单,呼口号,卡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垮台的消息便以这种方式向全国公开,报纸上仍只字不提。

过了两天,又一群人闯进刘家,围攻刘少奇夫妇,“勒令”他们做这做那。这类事接二连三,都是精心策划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刘的孩子平平扣起来,然后给刘家打电话说平平出了车祸,被汽车轧断了腿,现在医院里,需要家长来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刘少奇夫妇焦急万分,一同跔去医院。造反派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来斗争一番取乐,没想到刘少奇也来了,吓了一跳。蒯大富说:“同学们根本没想到刘少奇也会来,吓着了,也知道不敢动刘少奇。前几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喊打倒刘少奇。刘少奇真在跟前时,还不敢喊。中央没有指示,不敢贸然行动,怕犯大错误。这种打倒,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你也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变。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将来追究责任,你负担不起的。所以我们同学就说:刘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

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因为这场戏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降临了,带走了刘少奇。学生们紧张地草草斗争了王光美半个小时。

这时电话响了,蒯大富说:“我拿起电话,把我吓了一跳。”对方说:“我是周恩来。孙岳同志(周的秘书)到了你那里?”我说到了。他说:“王光美你不是也斗了吗?”我说斗了。他问:“斗完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那叫孙岳同志带回来,不准打,不准侮辱,听见没有?”我说听到了,我没有打,没有侮辱。我说放心,马上让孙岳带过去。他就把电话挂了。

一分钟不到,又来电话,这次是江青来的电话。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就听江青在电话里哈哈笑。她说:“你们把王光美弄过去了,你们干嘛,瞎闹呀?你们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复周恩来的话,说:“总理不放心,他要我打电话给你,你们斗完了赶快把王光美送回来。”

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针对刘少奇夫妇的唯一一场自发行动就此告终。周恩来这样关切是因为毛整刘有他的步骤。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把刘用车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同刘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

造反派的那场闹剧毛完全知道,明知故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他建议刘读几本书,特别提到《机械唯物主义》和《机器人》,说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的。从书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刘少奇不要太“机械”,太死板,要刘违心地认罪。刘没有照毛说的办,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下乡当农民种地。毛不置可否,只向刘告别,要刘保重身体。

几天后,刘的电话被强行拆除,他的家成了与世隔绝、墙壁地上满是侮辱性标语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过“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宣布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由周恩来批准,蒯大富组织了一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对王光美的批斗会。

王光美她是不服气,她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戚本禹的文章她就公开反驳,说我没有讲过那些话,为什么叫我检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事。事后,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抗议。刘少奇也给毛写信抗议,还不止一次,毛的答复是惩罚升级。

七月十三日,毛离开北京去外地,临走时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整刘少奇等人。毛一走,几十万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架设了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冲着中南海内声嘶力竭地咒骂刘少奇,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什么“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的下级被人群牵来引去,在墙外轮番批斗。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刘收到“勒令”,要他写检讨,“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学院的造反派,给人印象好像这是“群众要求”。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

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他们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夫妇接到通知,说两人当晚将被分别批斗。他们预感到这将是生离死别,三十多年后,王光美回忆起那一时刻: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八月五日那天,中国第二、第三号最大“走资派”邓小平、陶铸,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里同时挨斗。毛仇恨他们的程度远不如像对刘少奇,对他们的批斗也就温和了不少。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对她格外开恩。批斗会上,当她丈夫被揪着“坐喷气式”,挨打受骂时,她还可以坐着。曾志看见人群里有个女人跳起来要抓她,这时有人朝那女人摇摇头,女人马上就放开了手。曾志明白,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当患癌症的陶铸被流放外地时,汪东兴问她要不要陪陶铸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会惹恼毛,她和唯一的女儿也就完了。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去。陶铸孤单地死在合肥。

刘少奇在中南海批斗会上,沉著有条理地对冲着他咆哮的人群进行答辩,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小红书向他劈头盖脸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乱扯乱拉,头发狠狠地揪向后面,让他们扭曲的脸对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批斗会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挣脱扭住她的人,扑到丈夫身边,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脚交加下,他们俩挣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对视。王光美为她的无畏加倍付出了代价。一个月后,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国特务”,外加“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有相当长时间,她只许坐在铺板上,不许走路,一年半没有放过风,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专案组建议枪毙她,被毛泽东否决。

至于刘少奇本人,他备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房子不过一箭之遥。刘这时快七十岁了,与妻子诀别后不到几个月,身体就完全垮了。他多年来靠安眠药睡觉,现在药量被大大减少,同时又强迫他改变多年来为了与毛的作息时间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白天不准他睡觉。这使刘永远处于一种无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多次晕厥,一条腿拖拉着抬不起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二十几公尺远,要走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吃饭时,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部门的报告说,原则是让刘半死地活着:“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给治,医生来诊病时先骂刘一通。对刘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则听之任之,让病况一天天严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用毛泽东时代的典型语言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

毛给刘定罪的调子是把刘打成“特务”。为了找“罪证”,专案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苏联设计的“中国第一政治监狱”秦城,在文革初期扩建一倍半,关的不少是跟刘有关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号“六六0一”,就是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做过翻译的师哲,逼他交代的问题有“斯大林是怎样发展刘少奇当特务的?”

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三次换人,两名负责人铍铛入狱。当然,捏造证据跟拿不出证据一样危险。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

最后专案组只好罗列一串莫须有的罪名,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份《审查报告》由周恩来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专案组曾建议对刘处以极刑,毛不同意。他有别的法子。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刘在一床被子下半裸着身体,被抬上飞机送往开封。当地医生要求给刘透视诊病,上面不准。在刘病危时要求送医院或会诊抢救,也被拒绝。十一月十二日,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刘的尸体被秘密运往火葬场火化,脸用白布包着。火葬单上填的是假名字。

(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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