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资产前世今生 六十年轮回又将开始?(图)



老上海的图景(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1月15日讯】A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阶级,它的活力突然消失,生命中止了,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但是过了近三十年,它又骤然复活了,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发出眩目的光华。然而,这拨崛起的人和前一拨消失的人,基本没有关系,甚至没有一点家族的血缘,但它们同属一个阶级。

这个阶级以前叫资产,或叫民族资产。现在叫民营企业家,或简称老板。

我的父亲就是当年其中的一员。

我儿时的很多伙伴,家里都是资产。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上海有许多资产,大都住在上海的徐汇、静安两个区。

关于父亲,我有很深的几个印象。

一个是,我的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和小朋友到淮海路上去玩,路过陕西路、淮海路口的公泰水果店,有一只桔子滚出来,滚到她的脚跟边。她觉得好玩,就捡起来,带回来了。父亲回家发现了,问清原委,就牵着妹妹的小手,穿过两条马路,走到公泰水果店,对营业员说,小囡不懂事,对不起了。

另一个印象是,公私合营后,我父亲担任南京路一带十七个店的私方经理。现在我明白不过是做做样子,没有权利的。我当时不会懂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父亲的基本权利就是写思想改造。键盘敲到这里,我面前就浮起他的一张苦涩、尴尬的脸。 

我记得父亲是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作私用的,他要写信就到文具店里去买的,往往派我去,是上海电影院旁的一家文具店,离我家不远,他一喊,我就去。有意思的是,父亲认为思想改造是他的私人事情,所以他写思想汇报也一定要用买来的纸。那个时候,私信是很少的。所以,每次叫我去买信纸,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用途,心里就替父亲难过。

我始终记得他写思想改造的样子,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房间里不停地徘徊,就像蒙了眼睛的驴子推磨。他的脸是有轮廓的,却像被无形的门轧过一下,有点模糊。父亲的字是很有味的,他写的近似于草书,点划不羁,现在回想,有点王铎的意思。当时我不懂,还骄傲,以为他的字不好看,不如我写的。现在想,他用那样的字写改造汇报,可惜了。更可惜的是,他那时的改造检讨,竟一份都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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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是资产的人生大转折。关于这个转折,没有多少留存的文字,只有一些遥远的零星的记忆。我曾经听父亲说起,那个时候,几乎是送的,排起队,抢着送厂送店,恨不得什么都送掉,好当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事实上,早先的三反五反已经让资产胆战心寒,强权早已摧毁了资产的抵抗意志,所以公私合营所到之处,几乎是摧枯拉朽。

不过,政府也是聪明的,是有选择的。我记得,那时的上海马路旁,有一些烟纸店,做着非常薄利的小买卖,实际他们也就是城市贫民。他们一心想被合营,眼巴巴地渴望着,但是政府却推出巴掌。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只能守着一家薄店,卖点针头线脑、肥皂、草纸。后来都凭票了,针头线脑也不能卖了,只好卖一分钱一包的盐金枣,上海的小孩很少有没吃过盐金枣的。烟纸店生意惨淡,他们在生存线上艰难地活着。

当然,也有个别资产不老实。我的姑父就是这样的人,每年过春节,他们一家都要到我家来拜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埋了头挟菜,他却直着脖子高声说话。他的太太皱眉头说,你不讲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子,你以为就是你有本事啊?

他低下头吃饭,没一会又把脖子直起来。

他是做橡胶生意的,早先已经吃过轧头了,在1955年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恶运缠上他了。开了批判会,越开越激烈。一天,他消失了,不知上哪里去了。全家人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赖在被窝中没有起床,有人敲门了,寒风钻进来,刺骨地冷,我又往被子中缩了缩。来的是堂哥,他和父亲嘀咕了一会,说找到了。父亲穿戴好,匆匆出门了。

到傍晚父亲才回家,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好一会才说话。姑父的尸体找到了,他是跳黄浦江了,却不知从哪个地方跳的,一路漂下去,一直漂到高庙,才被撑船的人发现。他们去认领时,尸体的脑袋肿得像一只畚箕,认不出了,只是根据身上的衣服才确定是姑父。自绝于人民,没有话好说,姑姑还不敢大声哭,低低地抽泣。第二天父亲又赶去了火葬场,替他的妹妹料理了后事。

父亲是很少和我们谈公私合营的,如果避不开了,都是说好的多,问深了,就沉默不语了。我想,缠绕他们心中的肯定是个强烈的问号。不是说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么?不也是说好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么?怎么说变就变,苍狗白云,猫儿的脸吗?一夜之间,他们从同盟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以前是炮火连天,后来据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踌躇满志,还没有施展拳脚,已经消亡。

大概某人只是动了一个小手指,他看得太透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是软骨头,不堪一击。

不留恋是不可能的。父亲多次说过,上海的南京路是一个黄金地啊,他的店就在南京路上,柜台里摆垃圾都卖得掉。我相信,父亲讲的是实情。上世纪五十年代,哪像现在有如此发达的网购,而且很多小城市的商业都不发达,物流基本是零,所以,上海的南京路十足是一个购物的圣地,是父亲失去的天堂。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在理论界始终没有弄清,为什么1955年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三十年后,又允许、鼓励另一批人掌握生产资料了呢?没有人从理论上解释过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人为历史的曲折反复而认账。

可以说,就从1955年开始,自由经济被最后扼杀了,计划经济彻底实施了。从此,温和的时期过去了,中国逐步进入物质紧缺时代。票证时代应运而生。粮票、油票,肉票、鱼票、豆腐票、菠菜票、粉丝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线票等等,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票证,将紧紧伴随老百姓的生活。

民族资产阶级被廉价赎买了。棉布大王、桐油大王、百货大王、火柴大王都受招安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那时还是“不流血”的革命。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本家可能是最好的结局。强大的专政工具在手中,却不夺走你,而是赎买你,给你钱让你过日子去,还能怎么样?尽管卖得便宜,但还是给你钱的呀。相比于几年前腥风血雨的土改,地主一个个掉脑袋,民族资产抽了个上上签。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反抗,连反抗的胆子都没有。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他们都是在强压下生存,这种强压犹如是铁笼子,严格限制了它长大长壮。它从来就是一个稚嫩的带着病容的孩子,从来就没有长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大人。

父亲他们也乐得图个清闲,我们的教科书早说了,资产阶级是贪图享受的阶级。现在,他们的进取性被消解了,创造力也被取消了,但是手上还有几个钱,所以,只剩下一种享受冲动了。那时,如果有人指着一栋洋房对你说,这家人家是资产。那你反应基本上就是称赞,是羡慕。

说实话,那时的资产是倒而不臭,或者说像上海的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香。他们变着花样享受。但是,当时的上海滩的享受极为有限,于是他们在狭窄的空间里,使尽全力,最后也只剩一个字:吃。

《上海的早晨》中写过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写得有声有色,登场的资本家个个栩栩如生。可见,资产聚餐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们的笔头必然要涉及资产的另一个任务:写改造汇报,写检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一点,写检讨是中国的特色,那个年代,谁人能不写?谁人能逃脱?现在年轻人不会知道,他们离那些太远了。我也生得晚,只是赶上写检讨年代的尾巴,我在中学里也写过检讨,罪名是为剥削阶级的父母翻案,写得心里一片凄凉。那时,写检讨太是家常便饭了。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是一个写检讨、写认罪书的年代。小至鸡毛蒜皮,大到滔天罪行,无一例外,都要匍匐在地,诚惶诚恐。

让你写检讨,已经证明你有错有罪,首先打掉了你的自尊和自信,让你在严峻残酷的斗争中立时落了下风。于是,你就会尽量地作践自己,弄脏自己。原来你内心可能还有一点不服,但经由这种无底线的作践,很快让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资本家更是难逃了,他们有剥削的原罪,这是娘胎里带来的罪恶,让你写一辈子检讨,写到咽气的最后一刻,是天经地义!

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惊恐,取得心理平衡,资产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手中仅剩的钱抓紧吃。

我的一些少年伙伴,围在一起回忆,都会提到,那年月,父辈们最热衷的事,就是赶来赶去吃饭。他们中间常常传递一些消息,这家店的响油鳝糊呱呱叫,上海滩数它第一家。那家店的清炒虾仁好,食材新鲜,大师傅手艺高。这家店的牛排崭!他们赶过来,赶过去,没有黄包车了,挤公共汽车,外加11路两条腿。

新雅、梅龙镇、杏花楼、燕云楼、老正兴、扬州饭店、黄宝和等;西式的有红房子、德大、天鹅阁、莱茜等;买奶油蛋糕的有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老大房、凯斯林。他们如数家珍,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有时还窜到七宝,窜到龙华。那个时候,上海滩上象点样的饭店,不可能没有资产的脚印。

吃啊吃,那是个舌尖享受的时代。

走进花园洋房的弄堂,从玉兰树下会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有的人家还把女儿送去学芭蕾舞,老师是俄罗斯人,住在南昌大楼里。俄罗斯老师非常严厉,拿一把戒尺,女孩跳得不好,就朝她光裸的小腿上抽。

啊,罗曼蒂克,那时环境还算宽松,资产在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天地。

但是,好梦不长,红色的狂飙兴起了。资产的美梦瞬间破灭了。资本家成了横扫的对象。黑五类他们幸运逃脱,黑七类把他们一网打尽。那时,我们那里的弄堂天天敲锣鼓,敲到哪家人家停下来,红卫兵、造反派就一拥而入。因为住的大都是资产和有问题的人家,有些弄堂几乎是挨家挨户抄。抄过之后,安静下来了,过一段辰光,锣鼓又敲来了,原来换了一批红卫兵,前面是别人抄的,他们没有挨上,觉得吃亏了,不甘心,又上门来了。

我们家是从海外回来的,又是资本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我在《为了忘却的记忆》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处省略。而父亲店里的职工,则是温良恭俭让,因为父亲平时对他们不薄,逢年过节还备下一份礼,他们还都记得,所以迟迟不来抄家。

而母亲在的体校,一些造反派凶恶残暴,用铁链抽瞎母亲一只眼睛,还逼她自杀。他们前后来两次抄家,还打电话给父亲单位的职工,让他们一起采取行动。职工们不得不来,但只是做做样子,虚张声势喊两句,暗中还保护父亲和我们孩子。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也是资产,他们家被抄了整整八天八夜。整幢楼的地板全撬开了,花园草皮也给翻了个遍。造反派还是不甘心,目光瞥到了竹篱笆上,可已经累得不行,就让我的同学兄弟几个一起干。于是,红卫兵、造反派和资产阶级狗崽子肩并肩,把竹篱笆全拆了,一根一根剖开,看里面是不是藏有金银财宝。

这算个有趣的案例。后来,工总司司令王洪文把他家当行宫,有天夜深人静,忽然开进他们的家,进了后楼,临时住一、两天,这是严格保密的,外面谁也不知道,我的同学一家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个大人物。后来看见了,才知道是王洪文。不过,王洪文也没有为难他们,他住进来,反倒太平了。

等文革结束,抄家物质还回来了,其实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我家的清单上写着:一颗猫眼作价10元,一颗碧绿的翡翠钻戒100元。有一次,母亲意外踏进一家翡翠店,险些昏倒,那些货比她的不知差多少,都标价几万几十万。而她的都是顶级货。从此她再不进这类店。  

惟有一只镶有3点95克拉的大钻石、九颗小钻的钻戒,折价2819元8角。

但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多想,算了,计较什么,没送掉命就是大吉。至于我们,应有自己的前程。

又开始吃,但资产已经衰老了,早已没有当年那股吃劲了。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阶级,他们生不逢时,不可能有出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命早已结束,他们的生理生命也进暮年了。又过了十多年,他们都没来得及和新一代资产阶级交接,就匆匆离世了,丧钟早为他们敲响。

我们描述的对象已经寿终正寝。

现在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诞生,是那么的突然,没有一点预兆,他们似乎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星星之火,一夜之间就在上海滩燎原,在中华大地燎原。最初他们贩卖羊毛衫,做水产生意,倒卖国库券、票证。发财的几乎都是无业人员,其中不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胆子最大。接下来才是创业发财,科技发财。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民营企业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又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人们开始声讨他们了,指责他们为富不仁,说他们奢侈糜烂,挥金如土。指责他们套空上市公司,甩卖股票。我相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勤勉的。而骄奢的则是少数,人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天生缺少教养,发财后还没有好好学习。

老话说,三代出贵族。培养贵族之气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新资产看不到前景,“消灭私有制”的声音不绝于耳,始终有惶惶不安的危机感,那么,他们怎么会不穷奢极欲?又如何宁静而致远,培养他们的贵族之气呢?又怎么会不出逃呢?

当下又到了关键节点。让他们像前辈一样,在1955年消亡,还是让他们带钱出逃,还是让他们凤凰涅盘?历史很快会作出选择。

那么,回顾这段充满艰难和黑色幽默的历史,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呢?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会不会逃脱他们前辈的命运?

首先要问的是,当年的剥夺是否有理,今天民营企业再生又依据了什么?两者必居其一。两者必有一项是错的。不要以为都可以含糊其词。这是对民营企业命运的定夺,是对市场经济的定位。

我们讲的民营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发形成的,这和利用权利租借、巧取豪夺的特权集团是两回事。

前段时间,又有好事者跑出来说,民营企业到它退出的时候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也不绝于耳。这么做,就不仅是国进民倒,而是民族企业彻底覆灭,是国营企业的高度垄断。历史的事实教训早就清清楚楚摆在眼前,这些好事者的眼睛没有毛病吧?

鼓吹的是些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用心?他们以为还是什么年代?逼着高层也出来辟谣,以正视听。

为什么每每关键时刻,必出这样的怪论?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哪里?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什么才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是无边的蓝天,还是有形无形的铁笼子?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依然坚定地认为,消灭私有制是我们的初心,或者称为终极目标?如果这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权宜之计不再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又要故态复萌?

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是手段,还是目的?

这些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而不是由多变的朝三暮四的政策来决定。

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骄奢淫逸,对于官商勾结,只有靠制度和信仰解决。

行业都要有信仰的。做商业的就要有商业信仰。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让民营企业家来培养他们的贵族气,养成好善乐施、服务社会的习惯。

宋人叶绍翁的诗说: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们由不住想,春色满园怎样才能关不住?民营企业真的能一枝红杏出墙来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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