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碎“中国梦”的五反惨案(图)

2019-03-19 02:50 作者: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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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共的“五反”运动清晰标示中共的真正反动——逆历史理性而动。
1952年中共的“五反”运动清晰标示中共的真正反动——逆历史理性而动。(网络图片)

1952年中共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以工商业主为靶标,狠狠击碎“中国梦”,清晰标示中共的真正反动——逆历史理性而动。

由于中共至今不认同普世价值(视为万万不能走的“邪路”),拒绝意识形态与世界接轨,“五反”仍列重要政绩——

这是建国后(中共建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它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开始建立工人监督生产、参与管理的制度,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百度百科) 

被记录的罪恶

台湾一份资料(1961)

当初被共匪重视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共匪拉拢的大陆工商界,在这次“五反”运动中,一举而被围剿,才开始尝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上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公园树丛中,经常悬尸三五人不等,马蹄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

广州街头亦常见横尸。某客清晨坐上三轮车,向车夫惊述刚刚看见两具血尸,车夫笑答:“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著有十几个?!”

刘鸿生 荣毅仁 卢作孚……

毛泽东誉为“觉悟的资本家”的刘鸿生(1888~1956),不到两年,除了两家工厂落入“人民”之手,感觉日差,1950年底化装逃亡,中途被捕;因有“觉悟资本家”招牌,先行软禁;1951年2月“五反”下狱。

申新纱厂暨“面粉大王”荣毅仁(1916~2005),被控“非法得利”、“与美帝藕断丝连”、“逃税”、“反动”……日子难过得很,根本不知后命。

对航运业贡献巨大的卢作孚(1893~1952),1950年率19艘船从香港投共,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2月5日,“民铎号”触礁沉没,被指“阶级敌人破坏”;8日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会场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卢秘书揭发卢总向公股代表发射“糖衣炮弹”——宴请、看戏、洗澡。当晚,卢作孚在重庆安眠药自杀,留嘱归还“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1]1953年,毛泽东假惺惺将卢作孚列为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

一套短衫闯上海滩的邓仲和(1904~1983),已实现“中国梦”——拥产数百万美元,遭《解放日报》点名批判,家财抄没,工厂接管、公司改组、本人入狱。1948年,邓仲和以万两黄金从英商手中购得外滩汇中饭店,此时家属向行人拍卖刀叉、桌椅。

前招商局经理胡时渊被捕,其长江轮船公司遭清算。前虎标永安堂上海分行经理胡桂庾被捕……

空降兵

中兴煤矿常务董事长唐在章,风烛残年的老人,交出中兴贸易公司财产。检讨会前,老人冷静安排后事;会后,乘电梯上联合银行办公室,遗嘱留桌,开窗跳下。

五反进入高潮,南京路老介福绸缎庄、北京路新昌五金号等经理均“畏罪自杀”;西药店经理罗某,罚跪静安新村弄堂口(罪名“非法得利”);金城银行两位经理殷纪常、郑翼如,跪着办公。殷纪常跳楼,仍不放过,殷家被抄,家人被捕。至四月底,上海市府宣布全市“五反”待决犯七万余。

1952年,资本家之所以选择跳楼而不跳江,乃投江不易找到尸体,否则家属会遭种种麻烦,甚至入狱。

那阵子,上海市长陈毅每天一进办公室,第一句话:“昨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严防措施

四月中旬一天下午,上海静安寺路附近四人跳楼。中共只好采取措施:1、公园及僻静之处,派兵巡逻,不准停留;2、黄浦江边站岗,偏僻处扎上竹篱;3、高楼顶站岗,三楼以上窗户必须安装木栅或铁丝网;4、没收自杀者所有财产。

动员家属监视,发动群众防范。凡重要目标,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2]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3]

结语

文革后,中共被迫悄悄复辟私有制,但坚持“中体西用”——经济半西化,政治仍赤化。中共“坚持马列不动摇”,但外企私商都怕历史重演,共产党一日不易帜更名,外企私商便一日难宁,达摩克利斯剑毕竟高悬。近年,习近平高调“初心”,私有财产又未宣布“神圣不可侵犯”,外企私商只能包不离身,时刻准备着……

【注释】

[1]陈冰:《卢作孚生死之谜》,载《新民周刊》(上海)2005年第26期,页52~54。
[2]亚洲联合通讯社资料室:《共匪四十年来之罪行》,亚洲联合通讯社(台北)1961年,下册,页549~557。
[3]《抗美援朝中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201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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