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是怎样复出的?(图)

2019-05-07 00:30 作者: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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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合影。(网络图片)
邓小平与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合影。(网络图片)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在庆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邓小平在四人帮被抓后给华国锋写信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

“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叶剑英和王震等人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在会上说: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三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

“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黄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35页。]

华国锋退让但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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