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大谈治理现代化 未来或现“高科技权斗”?(图)


在习近平上台前后传出的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涉政变消息显示,当时电话窃听最为常用。但观察者认为未来或现“高科技权斗”。
在习近平上台前后传出的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涉政变消息显示,当时电话窃听最为常用。但观察者认为未来或现“高科技权斗”。(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1月9日讯】(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导)刚过去的中共四中全会,其公报大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外界认为意味着当局将加强利用人脸识别等高科技进行监控治国。在就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兵状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的讨论中,有观察家认为中共党内未来也可能出现“高科技权斗”。过往中共官场内斗,所用的技术手段仍是“传统”的电话窃听为主。

“人脸识别第一案”为中共高度监控撞开一道裂缝?

中共当局近年对人脸识别技术大量投入和大规模使用,其中在新疆和香港利用高科技进行监控和镇压就是例子。在这一背景下,日前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兵拒绝人脸识别,状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启动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在美国之音11月8日的讨论节目中,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郭兵案的意义在于,虽然人脸识别及其他监视系统在中国已行之这么多年,但这是第一个让该话题进入大众讨论的案例。以前有学者讨论隐私权的问题,探讨法律红线在哪里等等,但仅限于一定的学者圈中,这个案子让这个问题成为大众讨论的议题。不过杨建利认为郭兵自己的切入点是在消费者的权益上。一旦和中共的维稳意识和整个维稳系统发生冲突,可能会让这个案子在中国的讨论空间并不大。

杨建利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社会做的一次试验,这个试验就是共产主义试验,全部是公有制,把你的私有财产全部公有化,让你没有任何可支配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下对你进行控制。这个试验当然是彻底失败了。现在的试验是人脸辨识、网络监控以及人身信息被政府控制。

他认为,财产还是身外之物,你不能自置,你在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奴隶。现在是人身隐私,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完全不是身外之物,甚至包括你的思想信息和情绪信息,都会用高科技收集进去进行辨别。这是第二次试验,这个试验可能比第一次的试验结果更加严重。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尽管现在郭兵教授的声音很微弱,很单一,但整个中国社会可能只是沧海一粟,但假以时日,或许有一天会成更大的声音,甚至成为洪流。

他认为,郭兵状告杭州野生动物园这事不简单,因为在中国没什么真正的私营机构,尤其动物园都是国营,背后就是党营。所以突然让人脸识别进驻动物园,那么背后收集的数据就会源源不断送到公安和国安手上。郭兵这个案子看上去是民事案,是为其个人的隐私权而奋斗,但这背后挑战的其实是极权政府及其背后运作的深层东西。

他认为郭兵这个案子的发展不一定那么乐观,但在一个沉寂的社会,这算是一记警钟。

互联网行业观察人士秦鹏表示,他对郭兵先生的勇气表示赞赏。因为这样的技术是中国政府在利用,主要用于监控,以进行类似在新疆那样的大规模监控。他相信郭兵先生也知道这些,但他仍能以个人的方式去撞击这个“怪兽”,去挑战体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至于这件事接下来的发展,比如他这么做能够触及的东西,秦鹏表示比较悲观。但对很多网民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能够让他们真正去了解这样一个技术在中国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好话题。

四中全会“治理现代化” 被指是用最先进手段监控人民以保一党专政

陈破空在11月8日的美国之音节目中指出,中共四中全会公报虽然强调了“现代化”这个词,但这里的“现代化”绝对不是世界上流行的含义。陈破空认为,中国现在说的现代化就是文革化,改革就是文革;他觉得这就像是王沪宁按照奥威尔《1984》中的哲学所创造的“新话”。

他认为,这里的“现代化”是另一层含义,它指的是用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工具监控人民,号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已经是个阳谋,是个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立即可以解读。这就是用最先进的监控手段来监控人民,从而实现一党长期专政。

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并发表公报。在五千多字的四中全会公报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及“坚持党指挥枪”等,不断重复“坚持”达55次。并强调其党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此,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早前对大纪元表示,共产党从来不遵守自己订的制度和法治,所谓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是加强利用高科技、互联网、人脸识别等高科技进行监控,是开历史倒车。

北京文史学者张先生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四中全会公报,归根结底是中共享各种方法巩固其统治权:“党领导一切,这就是四中全会的唯一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党领导一切要进入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党的自我治理,经济、监狱、军事等等,基本上是全面奏响了一个重新进入文革状态的号角。”

英媒BBC援引香港时评人刘锐绍指出,四中公报整体上显示中共未来一段时间内会致力“加强专政”。由于中美贸易战和长年发展的积弊,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巨大困难,所以经济上会开放改革,但在政治上会进一步收紧,利用人脸识别和信用管理体系监控民众。

中共将来或有“高科技权斗”?分析指玩火者必自焚

陈破空在美国之音8日的节目中表示,中共可能因此窃喜,它认为,专政社会几千年,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被推翻。在国际上,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以及前苏联等等,这些专制堡垒也一个一个被击败。但是今天的中共,它认为自己掌握了技术,口袋里有钱。它是暴发户,同时是个掌握技术的暴发户。这个技术可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这是两把利刃,它感到十分庆幸。

但陈破空指出,任何工具,任何的先进武器都可能是双刃剑。今天中共搞人脸识别主要针对人民,把中国人民控制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灵魂、情绪、血液、器官都控制起来。而中共内部也可能使用这种东西互相对付。

他认为,有一天,如果中共的内斗或权斗发展到一定程度,不排除互相使用高科技技术对付对手,其中包括人脸识别或者指纹识别等技术。一旦识别到这个程度,中共高官也没有安全感,连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有可能被锁定。

如果将来中共内部出现政变和暗杀,可能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更为精准的高科技手段,那时候他们会感慨,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后尝到“玩火者必自焚”这种滋味。

过往中共权斗技术手段仍是“传统”的电话窃听为主 薄周令都用

习近平上台前后,不时传出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涉政变的内幕消息,当时的“技术手段”中,电话窃听最为常用。

据彭博社报导,周永康曾利用国安及公安系统,用电话监听和其它方法来搜集有关中共高层的家族资产、私生活和政治立场等信息。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2017年8月2日传出被查的公安部警卫局原局长张智文,曾任公安部12局(技术侦察局)主管,涉及在周永康时代负责监听王岐山等政要。

《纽约时报》2014年初曾引述跟中共和军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说。时任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涉嫌通过非法传递从首都国安局特工,电话窃听和线人那里收集的信息来协助周永康。

在201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前后,周永康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一次是在北戴河会议室放置计时炸弹;另外一次是趁习在301医院做体检时打毒针。

王立军、薄熙来东窗事发后,《华盛顿邮报》2012年2月19日发布一则评论称,中共官员之间监听成风,互不信任。薄熙来就曾窃听过中共高层。

《纽约时报》爆出两人在重庆建立了一整套监听、监视系统,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高层的电话均被窃听。

香港《明报》曾报导,王立军在当公安局长时因为涉嫌私自监听胡锦涛办公室的热线电话以及腐败问题而受到调查。

香港《亚洲周刊》也报导说,使中南海高层最震怒的是重庆当局窃听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私下谈话,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等在重庆考察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告诉薄熙来。王立军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了解到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

另外,同样已落马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传通过京西宾馆总经理刘存水,对京西宾馆会议代表的电话进行监听,因此掌握了许多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的隐私和爱好。

《纽约时报》报导称,出于控制社会的目的,中共官员已普遍采用了高端的监听设备。该文还列举一位名为齐红的男子的故事说,他擅长于拆除专业的高端窃听装置,每周都要为政府官员工作,有人曾发现被窃听,有人则没有发现。

之前,窃听器检测专家齐红曾对大陆媒体透露,2011年,他曾为一百多名官员拆除了三百多个窃听器。最忙碌的一个星期他拆除了40个窃听器。

齐红说,中共官员之间广泛使用间谍设备。有的是下级想抓上级的把柄取而代之,有的是竞争对手相互暗算,有的是上级对下级摸底以便控制,窃听器常常安装在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者卧室中。

《华盛顿邮报》表示,这种不受控制的监听已经弥漫在整个中国的官僚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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