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大談治理現代化 未來或現「高科技權鬥」?(圖)


在習近平上臺前後傳出的周永康、薄熙來、令計畫涉政變消息顯示,當時電話竊聽最為常用。但觀察者認為未來或現「高科技權鬥」。
在習近平上臺前後傳出的周永康、薄熙來、令計畫涉政變消息顯示,當時電話竊聽最為常用。但觀察者認為未來或現「高科技權鬥」。(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1月9日訊】(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剛過去的中共四中全會,其公報大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外界認為意味著當局將加強利用人臉識別等高科技進行監控治國。在就浙江理工大學教授郭兵狀告杭州野生動物世界的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的討論中,有觀察家認為中共黨內未來也可能出現「高科技權鬥」。過往中共官場內鬥,所用的技術手段仍是「傳統」的電話竊聽為主。

「人臉識別第一案」為中共高度監控撞開一道裂縫?

中共當局近年對人臉識別技術大量投入和大規模使用,其中在新疆和香港利用高科技進行監控和鎮壓就是例子。在這一背景下,日前浙江理工大學教授郭兵拒絕人臉識別,狀告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啟動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迅速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

在美國之音11月8日的討論節目中,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郭兵案的意義在於,雖然人臉識別及其他監視系統在中國已行之這麼多年,但這是第一個讓該話題進入大眾討論的案例。以前有學者討論隱私權的問題,探討法律紅線在哪裡等等,但僅限於一定的學者圈中,這個案子讓這個問題成為大眾討論的議題。不過楊建利認為郭兵自己的切入點是在消費者的權益上。一旦和中共的維穩意識和整個維穩系統發生衝突,可能會讓這個案子在中國的討論空間並不大。

楊建利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在人類社會做的一次試驗,這個試驗就是共產主義試驗,全部是公有制,把你的私有財產全部公有化,讓你沒有任何可支配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下對你進行控制。這個試驗當然是徹底失敗了。現在的試驗是人臉辨識、網路監控以及人身信息被政府控制。

他認為,財產還是身外之物,你不能自置,你在沒有自主權的情況下讓渡了自己的權利,變成了政府的奴隸。現在是人身隱私,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的,完全不是身外之物,甚至包括你的思想信息和情緒信息,都會用高科技收集進去進行辨別。這是第二次試驗,這個試驗可能比第一次的試驗結果更加嚴重。

政論作家、時局分析人士陳破空認為,儘管現在郭兵教授的聲音很微弱,很單一,但整個中國社會可能只是滄海一粟,但假以時日,或許有一天會成更大的聲音,甚至成為洪流。

他認為,郭兵狀告杭州野生動物園這事不簡單,因為在中國沒什麼真正的私營機構,尤其動物園都是國營,背後就是黨營。所以突然讓人臉識別進駐動物園,那麼背後收集的數據就會源源不斷送到公安和國安手上。郭兵這個案子看上去是民事案,是為其個人的隱私權而奮鬥,但這背後挑戰的其實是極權政府及其背後運作的深層東西。

他認為郭兵這個案子的發展不一定那麼樂觀,但在一個沉寂的社會,這算是一記警鐘。

網際網路行業觀察人士秦鵬表示,他對郭兵先生的勇氣表示讚賞。因為這樣的技術是中國政府在利用,主要用於監控,以進行類似在新疆那樣的大規模監控。他相信郭兵先生也知道這些,但他仍能以個人的方式去撞擊這個「怪獸」,去挑戰體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至於這件事接下來的發展,比如他這麼做能夠觸及的東西,秦鵬表示比較悲觀。但對很多網民來說,這是個非常好的話題,能夠讓他們真正去瞭解這樣一個技術在中國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威脅、什麼樣的問題。這是一個好話題。

四中全會「治理現代化」 被指是用最先進手段監控人民以保一黨專政

陳破空在11月8日的美國之音節目中指出,中共四中全會公報雖然強調了「現代化」這個詞,但這裡的「現代化」絕對不是世界上流行的含義。陳破空認為,中國現在說的現代化就是文革化,改革就是文革;他覺得這就像是王滬寧按照奧威爾《1984》中的哲學所創造的「新話」。

他認為,這裡的「現代化」是另一層含義,它指的是用現代化的手段、現代化的工具監控人民,號稱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已經是個陽謀,是個公開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立即可以解讀。這就是用最先進的監控手段來監控人民,從而實現一黨長期專政。

10月31日,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閉幕併發表公報。在五千多字的四中全會公報中,「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及「堅持黨指揮槍」等,不斷重複「堅持」達55次。並強調其黨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對此,美國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學者李恆青早前對大紀元表示,共產黨從來不遵守自己訂的制度和法治,所謂的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實是加強利用高科技、網際網路、人臉識別等高科技進行監控,是開歷史倒車。

北京文史學者張先生則對自由亞洲電臺說,四中全會公報,歸根結底是中共享各種方法鞏固其統治權:「黨領導一切,這就是四中全會的唯一議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議題。黨領導一切要進入以下幾個領域,首先是黨的自我治理,經濟、監獄、軍事等等,基本上是全面奏響了一個重新進入文革狀態的號角。」

英媒BBC援引香港時評人劉銳紹指出,四中公報整體上顯示中共未來一段時間內會致力「加強專政」。由於中美貿易戰和長年發展的積弊,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巨大困難,所以經濟上會開放改革,但在政治上會進一步收緊,利用人臉識別和信用管理體系監控民眾。

中共將來或有「高科技權鬥」?分析指玩火者必自焚

陳破空在美國之音8日的節目中表示,中共可能因此竊喜,它認為,專政社會幾千年,一個王朝接一個王朝被推翻。在國際上,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以及前蘇聯等等,這些專制堡壘也一個一個被擊敗。但是今天的中共,它認為自己掌握了技術,口袋裡有錢。它是暴發戶,同時是個掌握技術的暴發戶。這個技術可以對內鎮壓,對外擴張;這是兩把利刃,它感到十分慶幸。

但陳破空指出,任何工具,任何的先進武器都可能是雙刃劍。今天中共搞人臉識別主要針對人民,把中國人民控制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以至於靈魂、情緒、血液、器官都控制起來。而中共內部也可能使用這種東西互相對付。

他認為,有一天,如果中共的內鬥或權鬥發展到一定程度,不排除互相使用高科技技術對付對手,其中包括人臉識別或者指紋識別等技術。一旦識別到這個程度,中共高官也沒有安全感,連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有可能被鎖定。

如果將來中共內部出現政變和暗殺,可能一方對另一方採取更為精準的高科技手段,那時候他們會感慨,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最後嘗到「玩火者必自焚」這種滋味。

過往中共權鬥技術手段仍是「傳統」的電話竊聽為主 薄周令都用

習近平上臺前後,不時傳出周永康、薄熙來、令計畫等涉政變的內幕消息,當時的「技術手段」中,電話竊聽最為常用。

據彭博社報導,周永康曾利用國安及公安系統,用電話監聽和其它方法來蒐集有關中共高層的家族資產、私生活和政治立場等信息。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2017年8月2日傳出被查的公安部警衛局原局長張智文,曾任公安部12局(技術偵察局)主管,涉及在周永康時代負責監聽王岐山等政要。

《紐約時報》2014年初曾引述跟中共和軍隊領導人關係密切的人說。時任北京國安局局長梁克涉嫌通過非法傳遞從首都國安局特工,電話竊聽和線人那裡收集的信息來協助周永康。

在201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前後,周永康至少兩次試圖暗殺習近平。一次是在北戴河會議室放置計時炸彈;另外一次是趁習在301醫院做體檢時打毒針。

王立軍、薄熙來東窗事發後,《華盛頓郵報》2012年2月19日發布一則評論稱,中共官員之間監聽成風,互不信任。薄熙來就曾竊聽過中共高層。

《紐約時報》爆出兩人在重慶建立了一整套監聽、監視系統,包括胡錦濤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高層的電話均被竊聽。

香港《明報》曾報導,王立軍在當公安局長時因為涉嫌私自監聽胡錦濤辦公室的熱線電話以及腐敗問題而受到調查。

香港《亞洲週刊》也報導說,使中南海高層最震怒的是重慶當局竊聽中央領導人的行蹤和私下談話,習近平、賀國強、李源潮等在重慶考察期間,王立軍都部署監聽。他多次將獲得的重要內容告訴薄熙來。王立軍還與中央警衛局攀上關係,瞭解到主要領導人的行蹤和私密。

另外,同樣已落馬的前中辦主任令計畫,傳通過京西賓館總經理劉存水,對京西賓館會議代表的電話進行監聽,因此掌握了許多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的隱私和愛好。

《紐約時報》報導稱,出於控制社會的目的,中共官員已普遍採用了高端的監聽設備。該文還列舉一位名為齊紅的男子的故事說,他擅長於拆除專業的高端竊聽裝置,每週都要為政府官員工作,有人曾發現被竊聽,有人則沒有發現。

之前,竊聽器檢測專家齊紅曾對大陸媒體透露,2011年,他曾為一百多名官員拆除了三百多個竊聽器。最忙碌的一個星期他拆除了40個竊聽器。

齊紅說,中共官員之間廣泛使用間諜設備。有的是下級想抓上級的把柄取而代之,有的是競爭對手相互暗算,有的是上級對下級摸底以便控制,竊聽器常常安裝在官員的汽車、辦公室或者臥室中。

《華盛頓郵報》表示,這種不受控制的監聽已經瀰漫在整個中國的官僚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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