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共产主义理想的陷阱(图)

2020-10-29 13:59 作者: 《上报》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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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一座列宁雕像的头部在柏林被展出,这座19米的雕像原立于东柏林的列宁广场。
2016年4月29日,一座列宁雕像的头部在柏林被展出,这座19米的雕像原立于东柏林的列宁广场。(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29日讯】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我们的长辈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他们是中共“革命”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对共产主义革命在二十世纪造成的巨大人类苦难,他们或许有所反思,但是却罕见有人坦承后悔。在我们的一再逼问下,他们总是强调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他们说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没想到后来会搞成那样”。不过他们至少不否定共产党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对此负有某种责任。可是,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却又普遍偏左。他们往往还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就胸怀壮志,满腔激情地说着要解救世界所有的穷苦人。我们成了夹在中间的一代。我们没有参与过上一代共产党革命的破坏,所以心理上没有否定乌托邦理想的障碍,又亲身体验过共产党革命造成的苦难,不会像下一代那样轻信空洞的理论。那么,上一代的美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后代又是怎样的呢?

“红后代”眼中的美国共产党人

在我最近读的美共历史书中,《美国共产主义罗曼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Communism)很吸引人。这是一部对一批前美国共产党员的访谈录,让读者看到了生动的,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美国共产党。作者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维基上的介绍称她为“激进女权主义者”。她做过记者、教授,也是高产作家,写过大量文章,出版了11本书。这本书是她的早期著作,1977年出版。该书问世后立即受到“重量级知识份子们”的批评,其中包括前美共党员,《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作者希欧多尔・德莱柏和历史学家罗奈尔得・拉多斯教授。著名左翼知识份子欧文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题为“什么罗曼史!”的评论,薇薇安后来回忆说,欧文豪的批评让她大受打击,乃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2020年4月,前身为“新左翼图书”的维索图书出版社将此书再版,作者为新版写的前言里承认这本书有许多错失,包括大量作者对采访者情感性的评论和描述,但是该书依然有其价值,因此犹豫再三,终于同意将之再版。

薇薇安・戈尔尼克自称为“裹着红色尿布”长大的左翼人士。她于1935年出生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在曼哈顿的布朗区长大。她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家制衣厂的烫衣工。她说自己“在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或者是个女孩子的年龄就知道自己是劳工阶级”。她的父母属于共产党的“同路人”,家中来往的也都是“胳膊下夹着《工人日报》(即美共机关报)和《自由早报》(美共意第绪语报纸)”,一同参加抗议集会和五一节的男女工人。1940年,在纽约下城王子街的一间墙上贴着列宁、史达林和毛泽东像的阁楼里,15岁的薇薇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她似乎没有正式加入美共,但无疑是“同路人”。

薇薇安认为,几十年来有关共产党人的书写具有一种“令人压抑的距离”,对于他们的描绘带有某种“非人类”意味,他们被当成了有罪的“另类”。有感于此,她试图通过对前共产党员的访谈,让他们说出自己为何加入共产党,作为党员他们做了些什么,以及这段经历的后果,通过他们的人生故事来展示美共党员是有血有肉,有激情、有献身精神、有高尚理想和正义感的人。

书中的人物的确反应了美共成员的基本构成:她访谈的前美共党员包括流浪的农场季节工,钢铁厂工人,大城市里的欧洲新移民,被父母忽略或者叛逆的富家子女,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如教师、作家、律师等等,其中不乏党龄15年以上的“老党员”。他们多数是在青少年时期或者20多岁的时候加入美共,有些如作者本人,是“裹着红色尿布”的“红二代”,有的是被偶然遇到的美共地下党员说服,不少是在大学里受到老师或者同学的影响而加入共产党。他们入党的初衷有的是因为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寻求改变;有的是“真诚地相信”世界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而共产主义展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这个前景对年轻人颇有吸引力。特别是在大萧条时代,很多知识份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新世界”的曙光已经出现,而作为共产党人,他们走在时代的前沿,并且已经站在了新世界的门槛上。也有的人多少有点“赶时髦”,因为那时候作为“进步分子”,加入共产党是一个强有力的标志。

他们“退党”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厌倦,有的是出于幻灭,也有的是作为“异议分子”被开除,还有的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追究,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脱离组织”。在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岁月里,有的被培养成“组织者”,有的成了中层干部,有的加入地方工会组织罢工,有的派到加州去组织农运等等。还有的服从命令,突然离开亲友,隐名埋姓潜入地下数年之久,那么自然就必须有人充当“交通员”,开着车到处跑,为这些“地下党员”做各种联络工作。脱党之后,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经营农场,有的做了大学教授等等,不少人在他们想要推翻的制度下如鱼得水,颇为成功。总之,正如作者想要展示的那样,美共党员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也返回各行各业。

以“激情”回避苦难

薇薇安在书中说,她对共产主义者最深刻的记忆是他们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驱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使他们坚持下去;激情使他们升华,也将他们扭曲坠落。他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种来自内心的光耀:一种灵魂深处迸发的强烈光明”。被问到对当年的选择是否后悔时,这些前美共党员众口一词:No。那是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说,如果再来一次,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阶段才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

薇薇安・戈尔尼克与我的父母同时代。隔着遥远的时空,她笔下的前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给我一种熟悉感,这种感觉类似于十几年前我在东柏林街头漫步时所产生的“似曾相识”感。薇薇安的几位受访者说,对于他们来说,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党就是他们的一切。不止一位受访者坦承,他们的配偶必须是共产党人,如果自己的另一半被党开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婚。这一切,无论是言说还是实际情况,我都很熟悉。

我出生于共产党人家庭,跟薇薇安一样也属于“红二代”,并且是“拥有党证”的共产党人后代。我也有过与她相似的童年经历,比方说,在餐桌上听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讨论时政,参加各种游行和抗议集会等等。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墙上的“列宁、史达林、毛泽东画像”,“被党组织派遣到某处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之类的教条等等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年幼时,我时常一个礼拜见不到父亲,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较远,他早晨离家上班时我还没睡醒,他下班后还要开会或者学习文件,等到回家时我已经睡着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虽然从未离开,但是基本缺席。照顾我日常生活的是把我从婴儿抚养大的保姆,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革命”使她从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变成了事实上的女佣。

薇薇安书中的人物令我回想起,过去一些年里,我也对一些“老革命”做过类似的访谈,在研究中共党史和当代藏史的过程中,我仔细研读了上百部中共党、政、军系统各级官员的回忆录和传记。除了从中寻找和考证特定史实之外,我也想了解他们对自己一生经历的看法。与薇薇安・戈尔尼克笔下的人物相同,当他们谈起青年时代的经历时,无一例外是“青春无悔”。我想起一位当年访谈时已经年近八十的老前辈,如同薇薇安笔下的人物,当他谈起年轻时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经历时,眼里闪出亮光,仿佛当年的激情重新燃起。

然而,薇薇安和她的受访者都没有讨论这种“激情”的导向及其后果,一如我访谈的那位前辈,虽然在他的“革命生涯”里曾经迫害过他人,也被他人迫害,但我问他对这一切是否有过反思时,他沉默不语。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所说,“这是一个我们这一代想要知道,而上一代拒绝回答的问题。”因此,对这种抽象“生命激情”的赞美,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共产党人在实践他们理念的过程中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灾难。作为实际参与者,薇薇安和她的和受访者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强烈光明”之外的苦难,而将所谓“灵魂之光”浪漫化。

这种“激情”或者所谓“灵魂之光”,从延安到文革,每一代中国人都经历过。那些从中国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不少是大、中学生,包括作家、艺术家以及富家子女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这些人显然并不缺少强烈的激情,而且其烈度不仅仅撕裂了许多“共产主义者”自己的灵魂乃至生命,也撕裂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在“激情”和“献身精神”推动下的革命过程充满误导、欺骗、隐瞒、出卖、残暴、血腥,绝无浪漫可言。中共建政后,用音乐舞蹈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以及无数文学艺术作品将革命浪漫化,然而,当浪漫言说背后的史实暴露之后,这样的“浪漫”更加令人惊心。文革期间,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宣传下长大的“共和国长子”一代试图领略父辈充满激情的“浪漫情怀”,不幸很快就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而且迅速体验了革命的血腥和残酷。

薇薇安在书中写到了一些“党内斗争”,那些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的人怎样经历在小组会的“帮助”,然后全体到会者投票,将之开除。被开除的人从此被“打入另册”,他们被朋友甚至配偶抛弃,昔日的同志兼好友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这些把党当成生命最高价值的人突然不再属于一个自己献身的组织,他们多年的努力被一笔勾销,孤零零地回到社会,一切从头开始。不过,当我读到这些故事时,心里不由为他们庆幸:他们致力要推翻的那个宪政制度毕竟保障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且美共不像建政之前的中共那样完全无视国家法律,肆意妄为。被批判、开除的美共党员虽然经历种种精神压力和痛苦,但他们毕竟不至于像中共异见者那样被施以各种刑罚,甚至被处极刑。

1930年代是美共的发展高峰期,不少受访者是在这个年代里加入共产党或者成为“同路人”,而这个时期恰恰就是苏共大清洗时期。读这本书时,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这些前共产党员对苏共大清洗的反应。遗憾的是,作者和受访者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史实采取了回避态度。希欧多尔・德莱柏在其著作《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大清洗发生时,美共党员们对此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在大清洗正在发生的过程中,美共成员有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可是在赫鲁雪夫秘密报告公布后,很难相信薇薇安和她的受访者们依然一无所知。“不知道”只是自己给自己的托词。

然而,只有在激情消退之后,前共产党员们才意识到自己未完成的学业,失去的机会,浪费的才能,丢失的天分。返回现实后,他们惊异地发现,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没有为他们赢来人们的普遍尊重。他们一度几乎如过街老鼠,一旦被邻居同事知道自己是“赤色分子”,立刻遭到众人侧目,有些人离群索居,有些人反复迁移。尽管声称自己并不后悔,但是这本书中的人物多数充满愤怒、沮丧和失落。

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西方青年中,又出现相当数量迷惘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并不一定贫苦,但是在现代生活的忙碌中缺乏人生目标,不知道该做什么,生命的底色是虚无的,很多人有抑郁或焦虑的问题,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他们参与公共事务,是因为他们自身需要弥补生活的意义匮乏,所以他们往往投身于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又有可见度的事情,这是最直接有效地赋予自身意义的一种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国街头无休无止的AntiFa青年,他们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去参与当下公共事务,却又鄙视宗教对人性恶的一面的诸多规劝和约束,于是就只剩下毫无边界的狂热,越演越烈,越演越离谱。他们的症结是传统价值的瓦解,生命意义感的缺失。

或许薇薇安的这本书能给他们一点警告。在我看来,这才是这本书在当下再版的意义,虽然这未必是作者和出版者的初衷。

(本文为《上报》独家授权《看中国》,请勿任意转载、抄袭。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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