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学院党委书记被杀之我见(图)

2021-06-12 21:20 作者: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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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2(16:9)
(图片来源:Richy/Wikipedia/CC BY-SA 3.0)

据报道,复旦大学某学院的党委书记王某被教师姜某杀死,割喉,我对此的第一个看法是:这与中共官僚体制有关联!

中国共产党把官僚体制精心打造,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能和共产党的干部制度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学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衙门,这里的干部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而且级别很高,所以极其狂妄,不可一世,不可能和下级特别是没职没权的人好好说话,更不会接受意见,更不会改正错误。

像复旦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行政级别是省部级,与国家教育部平级,国家教育部都领导不了,上海市是直辖市,是副国级政府,也只比复旦大学高一级,有什么事也得和复旦大学好好商量,不能下命令。大学里的学院就是司局级,学院的党委书记就是地市级干部。所以很牛逼,绝对不好说话儿。

李克强因为1976年文革没结束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上了北京大学后,政治上出类拔萃,所以就当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就是司局级干部,就和这次被杀的王书记是一个级别的干部。团中央是部级的“群众组织”,第一书记是省部级,书记和几个部长(宣传部、学校部、青工部、青农部、实业公司)就是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李克强因为这个级别就在团中央当了书记,那时候才30多岁,比地方政府的同级别干部年轻十几岁。所以他后来就成了国务院总理。所以,别不把大学的干部放在眼里。中国老百姓的俗话是:别不拿豆包当干粮。如果王书记不被杀,几年之后也可能成为省部级官员,管起几千万人口。

我要说的第二个观点是,因为共产党的这种官僚制度,大学的干部就很霸道。大学是事业单位,这种单位的干部比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媒,也是事业单位,他们的干部也是官僚。而且和地方官员不同的是,更年轻,文化水平更高,更有机会飞黄腾达,也就更不可一世,如果人品很差,那欺负起人来就是更加无法忍受。姜老师是美国回来的高级人才,智商没得说,绝对知道杀人偿命,不把他逼急了,他是不会杀人的,那也意味着杀自己。他之所以走到了这一步,绝对是被欺负到家了。

有人说了,一个学院的党委书记,能把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着?那你真正小看了共产党干部玩儿弄人的手段。我没在大学呆过,但是我在同样是事业单位的中国青年报呆了33年,挨了18年的压迫和剥削,甚至超过18年,一直到今天。我说说我在这里受的罪,读者也就能明白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也能把人整死。欺负死。

1999年之前,我是中国大陆小有名气的体育记者、篮球记者,但是李克强的小师弟李学谦一当了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就搞起了“全员解聘全员解聘”,他的搭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60年代的毕业生徐祝庆(社长),我就没有了工作,成了待岗职工。2000年3月之后,我再次上岗,成了《青年体育报》的“校对”。主编毕熙东是我的同班同学,怕我的才华盖过了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我打成待岗职工。其实后来我还是干编辑和记者的工作,但是待遇和记者证都没了。政治地位也没了。由人变成了鬼,无法见人。隐姓埋名。别人每个月拿2万元,我的收入只有不到3000元。

按照报社规定,上岗后,由所在部门的领导给人事处开一个上岗证明,人事处就恢复一切待遇。但是毕熙东就是不给开,我就一直是待岗职工,直到2005年9月报纸关张。后来我起诉报社,北京市三级三个法院都判决“郭军待岗期间报社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困难,又给他找了一个校对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不算上岗,算“玩儿”。这就是中国的法院判决!最近我查百度,可以查到“郭军诉中国青年报人事争议案”这个标题,但是法律文书即判决书被屏蔽了。显然中国共产党知道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把判决书藏了起来。

2001年,我让我老婆去毕熙东家求情,他和我住一个院子,结果拒绝了,他老婆给了我老婆一块不能走的手表,镀金的,似乎是说,这个表可以卖几块钱,救济一下你们家。

1999年年初,作为体育部主任,毕熙东还曾经让我连续一个季度,每星期日和星期一连轴转,上24个小时班。那是出加张和中国青年报的体育版。可是我最后的奖金却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是上一个班,我一个星期上七八个班。毕熙东还用小金库的钱买了手机和车(当年手机和轿车都很昂贵)发给大家,唯独没有我的,我找他讲理,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北京电视台的高元问他:你给你们部门的人买车买手机,他们给你买什么了?毕熙东说什么也没买。高元说:“那你们部门的人都是王八蛋”。毕熙东就用这种方式把我骂了。也没给我一点补偿。第二年还把我打成待岗职工。毕熙东只是一个正处级干部,比被杀的王书记级别还低呢。

毕熙东实际上欠了我工资,2007年之后,我找报社讨要工资,党组书记,正局级干部王宏猷说:“工资是毕熙东欠的,你找他要。”毕熙东不是法人,他的行为应该由报社负责,但是王宏猷就这样回答我。这个流氓的老婆是中央保健局的大夫。所以他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不然他老婆也不能去中央保健局!党中央还有专门的保健机构,所以很腐化,所以很长寿。中国的农民得了大病没钱治一般就是等死和自杀。我母亲也是没钱治病,自杀的。她不是农民,但是因为是右派家属,一直没有获得公费医疗。

2000年至2005年,毕熙东的副手只恒文(副处级)借机欺压我,剥削我。比如摘几句体育新闻让我“校对成”体育评论。必须有新观点,有灵感,不然就骂我。经常每次出报纸都让我上十几个小时的班。下午2点来,夜里2点回家。不这样就骂我,就扣我那点可怜的钱。2004年奥运会前夕,只恒文有一次要求我早上6点开始采访马拉松,下午来报社开会,之后开始上夜班,到第二天凌晨2点后下班。一天要干20个小时,我那年已经47岁了。我说要是这样干,我就累死了。他骂我:“你活得还很在意!”从此每月扣我300元钱。

他还要求我夜里去食堂吃夜宵的时候,要走在他侧后方一米的位置上,突出他的领导地位,还要保证他说话,我能听见。就像党的代表大会结束,新的政治局常委和大家见面一样的状态。要和胡锦涛总书记保持一定距离。

人事处处长王勤桦原来是1985年和我一起来报社的,而且原来是一个部门的,但是她不管。我找她要求解决问题,她说:“你有个班,先上着吧。我们也不敢管毕熙东,他连我们都骂。”

这些我全忍了,找过很多领导都没用。但是2008年我和毕熙东都搬到了湖光中街2号院,还是邻居,他已经退了休,不能用公款收买报社领导了。我在家属院里揍了他三次,报社领导都不管。只恒文还贪污了我稿费,他待岗再上班后,我找他要钱,他不给,我抓住他的新羊毛衫,他一转身,这件几百元买的新羊毛衫就碎了。

我还抡着他满地走。但是我不能打他,那是在报社。报社保卫处可以报警。因为我身体好,有劲儿,就可以这样报仇。我们单位技术处的冯兴义没有这本事,最后就只能自杀了。是躲在水泥罐车后面伪造交通事故而死的,借机给老婆女儿留下点钱。司机说他是自杀,报社领导派了很多职工去法院作证,说冯兴义没有精神病,不是自杀。司机只好赔了钱。报社领导也觉得自己把他欺负死了,有点儿于心不忍,就用这种方式补偿一下。

所以,大的事业单位的干部就是官僚,非常霸道,一般的人受了欺压,还只能忍受。除了以死相拼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些干部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确实该杀。我要是不怕死,也早就杀了毕熙东只恒文马年华陈小川等人。他们太欺负人了。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所以我同情杀人的姜老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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