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将55万知识份子打成右派批斗，并株连其亲属。（网络图片）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针对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我念书的中学也不例外。当时报纸上、广播上以及学校召开的大会上都大力宣扬号召知识份子和全国各界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他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共产党则保证做到“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教师们都信以为真，纷纷在鸣放会上或写大字报向党和学校领导提出各种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在鸣放会上你不发言、不提意见、不写大字报也不行，会被认为对大鸣大放、对整风运动消极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这年6月份风向开始突然转变，《人民日报》以社论、评论的方式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人民发动的猖狂进攻。自此开始，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我们中学那些学识渊博、人品高尚深受学生敬爱的教师、职员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或被送去蹲监狱劳动改造；或被处以“劳动教养”；或被降职降薪取消教师资格被当作“反面教员”留在学校从事一些杂务。
看到“反右运动”中平日深受我们敬爱的品学兼优的老师、职工一个一个被打成右派份子（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而一些平日不学无术人品低下的教职工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份子，他们有的入党，有的被提拔为学校的领导。这使我想到：一个如此英明伟大的政党和它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良莠倒置地对待它的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呢？
这一切都背离我的常识和良知，面对当局的种种蛊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骗宣传，我也曾犹豫过，我也曾彷徨过。我有时也想，是不是我看问题的阶级立场错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识错了？但是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不论是站在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主义的立场；无论是以何种思想观点来思考分析问题，反正对民众进行欺骗愚弄、对事实真相进行隐瞒和歪曲都是不对的，对好人好事进行打击惩处，对坏人坏事进行鼓励、宣扬和奖赏都是不对的。
这样，到“反右运动”以后，我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英明伟大、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对我们的报纸广播电影和宣传的真实性的信念已开始崩溃。
到1958年毛和中共发动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和接踵而来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的“英明伟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谎言已彻底识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信仰已彻底崩溃。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违背。
诸如：1、大炼钢铁，要在一年内使钢铁产量翻一番，从1957年的535万吨/年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年。常识告诉我在一年时间内，钢铁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番的，铁矿石、焦炭、生铁的产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内翻一番，那么钢产量也就绝无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一倍。所以当1958年底中共当局通过报纸、广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一年内翻一番的“宏伟”目标时，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
1958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亩产三万多斤的虚假新闻。（网络图片）
2、粮食亩产由几百斤浮夸到几千斤、几万斤最高达到十三万多斤（据1958年《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在一亩多的稻田里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30434斤）。根据我以前从乡下来的农民和农村同学那里以及书本上获得的常识知道：当时水稻年成差的时候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亩产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大丰收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我的常识告诉我，在水稻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之下，要达到亩产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达到亩产数万斤和十三万多斤。
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如何吹嘘、宣传；无论郭沫若之类的无耻文人如何出面进行吹捧；无论钱学森之流的无耻科学家出来怎样论证，我都认为水稻亩产达到数万斤，甚至十三万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骗人的鬼话。
3、对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丑化、批判，把他们说成是一批满脑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实际上在我与学校的老师、专家、教授们的接触之中，感觉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理应得到国家和民众尊重的宝贵人才。对专家教授的丑化、贬低和批判严重损伤了他们原先满怀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我校化工系留法归国的教授钟铃先生（国内好几家化工厂都是由钟教授设计的）因不堪忍受当局鼓动的师生们对他的丑化、批判，写出大字报要求学校当局批准他回广东农村老家务农，以表达他对个人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和抵制。
4、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员的家庭（毛泽东和中共当局认为家庭是产生私心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员分别组织到各级民兵组织之中，实行集体生活、集体劳动、集体进行民兵训练，小孩大的住进学校，小的住进幼儿园。许多地方为此把社员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员家里煮饭用的锅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断绝社员们对家庭生活的眷恋。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为抵抗自然灾害和收集、猎取食物，只能过着群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私有财产，才产生了稳定的家庭，从此人类才由群居生活进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从此家庭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家庭是延续人类种群、传承人类文明、抚育后代、对后代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价值标准不可替代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家庭回归群体生活岂不是逆社会进步的潮流的倒退行为么？
5、把人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禁止民众的自由迁徙和流动。成为城市户口的居民享有许多农村户口居民没有的待遇，诸如：可招工招干、可享受各种不同级别的免费医疗待遇、由国家计划供应粮油，在物资困难时期由国家发给购买各种物资的票证……这些都是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们享受不到的待遇，一个自称追求平等、一个自称为广大农民谋福利、一个自称由工人和农民一起当家作主的政党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众中制造社会不公呢？怎能如此践踏农民的权益呢？怎能如此违背自己过去宣扬的诺言呢？
6、到1958年时，中共当局已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权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级制度：党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部（军）级干部、地市（师）级干部、县（团）级干部……等中高级干部都分别享有与其职务相当的各种特权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层干部，党员、军人、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普通民众、知识份子、资产阶级……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处在社会低层的是起义投诚人员、原国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国军士兵、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家属和子弟处在这个社会的倒数第二层。“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弟成为这个社会任人欺凌的贱民。
我的常识和良知告诉我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消除历史上形成的等级制度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前不是也宣称实现平等是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吗？怎么他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不仅没有兑现实现人人平等的诺言，反而建立并完善了我国历史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密、最惨无人性的等级制度，这不仅违背了他们过去许下的诺言，而且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不是反动是什么？
7、“大跃进”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致使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供应紧张，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凭票计划供应的办法来应对，除早已有的布票、粮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烟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缝纫机票……等多种票证（注）也应运而生，这些票证供应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粮食、副食品蔬菜供应紧张。1958年秋季我刚进大学时学校的伙食尚好，吃饭也未限量，到1959年粮食开始限量每月供应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愿”节约3斤以支援灾区的名义降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后降为每月3两），伙食的质量也急剧下降，除了节日已见不到鱼肉，就连蔬菜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少，这一年从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结籽收摘后，余下的枯茎也拿来做菜吃，这种蕹菜枯茎切碎后形成了一种由纤维素构成的小管状物，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且难以嚼烂、难以下咽，被同学们戏称为“无缝钢管”。
此时教师学生因营养不良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抵抗力下降而出现水肿、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结核等疾病。从家住农村的同学家里的来信知道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以致每当我们学生宿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哪间宿舍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拿信时，我都会看到这位同学带着惶恐的脸神，马上跑到传达室去取信，回宿舍时往往都是带着悲凄的神态，眼睛里还噙着泪水，因为信中往往是告诉他家里谁谁谁又饿死了。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农村同学家里没有诸如死人、结婚、生子之类的重大事情，是决不会花宝贵的八分钱去寄一封信的，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同学一听到家里有信来就立显惶恐的原因。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也就是历史上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区，如没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在两广、两湖地区通常是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的，而据同学们寒暑假回家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这三年，他们的家乡都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我从我那位由志愿军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农业局工作的哥哥那里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阳县在那段时间也饿死了将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农民），与他们同一个省的光山县饿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饿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尽管由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从不报导饿死人的事，我仍然发现在这三年内大量饿死人不是局部范围的事而是遍及全国各地的严重事件。
以上这些事都与我的基本常识和良知相违背，所以无论中共当局的广播、报纸、大会报告对这些事如何大肆隐瞒、美化、歪曲和吹嘘，我已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在一个被说得如此英明、伟大、正确的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为什么在实施一个被说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会制度之下，“解放”后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完全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
面对在这个无比“英明、伟大、正确”政党和它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大陆实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时，竟然把中国大陆带到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极度匮乏、大量饿死人（由于当时当局的封锁，资讯匮乏，只知道全国到处都饿死了人，而且数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数字）的悲惨境地。
笔者当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后一切悲剧的根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我到图书馆借来马克思写的《资本论》进行阅读。
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些理论都与我的常识和良知相背离：1、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与工人、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利益有冲突、有矛盾的一面，并把这种冲突和矛盾扩大化、绝对化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并武断地认为这种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贵族地主阶级彻底打倒并加以消灭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
我的常识告诉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资本家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与工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贵族、地主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租金与农民希望付出较少的租金之间的矛盾）之外，他们双方之间还有许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这家工厂、公司能继续经营下去，这样资本家才能赚取利润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扩大生产规模，工人才能赚取工资以养家餬口；资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样资本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工人才能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改善自己的生产环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贵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租金以维持自己一家较为富裕的生活，农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从事耕作以养活家人；贵族、地主和农民都希望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品种以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生产效率，这样，贵族、地主可获得更多的地租，农民也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获……。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而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如游行、示威、罢工、罢租、谈判、互相妥协等方式加以协调和解决（现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
认识到马克思“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的错误之后，那么马克思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也就失去了基础，当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马克思关于“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觉地把劳动当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觉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资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描绘，我的常识告诉我，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至于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则更是不可能，一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损害他人享有的自由，这必将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丧失，这必将导致混乱、灾难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后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给中国大陆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和混乱，让中国大陆民众丧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这一点。
3、马克思按阶级来划分人的先进与反动、人的品德的高低，也与我将近二十年（1960年前后笔者的年龄）与人交往的经验中获得的常识相违背，这些常识告诉我人的先进与反动、品德的高低是绝不能以阶级、职业来划分的。马克思为了支持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违背社会现实真相，人为地杜撰出一个具有先进思想、高度组织纪律性、大公无私和高尚品德的“无产阶级”。这个被马克思杜撰出来的先进阶级为了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思想反动、品德恶劣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镇压和消灭。常识和良知使我认识到马克思这些违背社会真实状况的理论的荒谬和这套理论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
4、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劳动才创造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资本家、地主、贵族获得的利润、地租完全是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得。常识和良知告诉我，在这里马克思完全忽视了资本家、地主、贵族在管理、经营工厂、农庄时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此外马克思还忽视了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时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至今，人类社会财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长，主要是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而不是主要来自什么工人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
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认清了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脱离现实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便透过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洗脑灌输，洞穿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丑恶面目、反动本质和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终于使我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中觉醒过来。
所以，以我个人的经验，在当今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一个人要从中共当局层出不穷的、似是而非的、无所不在的欺骗、隐瞒、歪曲伎俩之中洞穿事物的真相、本质，使自己彻底觉醒过来，其实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理论、多么渊博的学识，只要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你就能做到这一点。
谨以此文敬献给我那些在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误导和洗脑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同胞。
（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则是当时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灯的主要能源。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收音机票和缝纫机票等高档稀少的票证则只有大的机关、厂矿单位才有少量供应，一般城镇居民和农民是无缘享受到的。
一真溅雪2016年12月7日写于望春轩
（文章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责任编辑:兰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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