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就被誉为天才学者。（网络图片）
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
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分，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着《〈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49年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从沈元唯一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出，他长相斯文清秀。（网络图片）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史达林问题。国际上对史达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史达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史达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史达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史达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史达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导”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资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文章有删节）
责任编辑:傅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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