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未逢生:老母悲愤 我不要纸我要人!(图)

1955年被枪决的全国文科状元:沈元

2018-02-04 09:00 作者: 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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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冤而亡,被枪决的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
含冤而亡,被枪决的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网络图片)

接续〈北大学霸命运悲凉 刀下留人岂能如愿?〉一文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着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采,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到,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绝处未“逢生”:已成枯骨埋青山

上面讲述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沈元在文革中,究竟怎么会有“投递叛国”的罪名?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抓捕机构斗沈元,黎澍陪斗。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份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郭罗基回忆,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郭罗基回忆称,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辛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关于沈元的最后死亡,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其文称,在他看来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沈元被执行死刑距今46年,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笔者不知道,在平和安定的年代,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位被执行枪决的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每年高考放榜,群星闪耀的状元们,可了解下他们这位因优秀而丧命的学长。也要记得在书店里,在同龄人的出版物里,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让人尴尬得脸红的历史著述。如果,那也称得上著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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