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出任新黨魁，十屆人大出任國家元首，胡錦濤就不斷的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新三民主義」、「高揚憲政旗幟」、「堅持兩個務必」、「媒體三個貼近」；同時不斷做出有別於前任的從政風格，親民姿態、廉潔樸素、務實高效和果斷嚴厲。應對突發ＳＡＲＳ危機的果斷決策和初見成效，對牽涉面很廣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案的堅決查處，第一次中共中央黨校主辦《學習時報》的文章提出「知情權是現代民主的根本要求」且要求盡早制定《信息公開法》；第一次主持討論軍事問題的政治局會議，第一次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出訪諸國，第一次取消繁瑣而奢華的送往迎來儀式，第一次受邀參加８國峰會的南北非正式峰會，會見諸大國元首，並得到布希、普京、希拉克、小泉等大國元首的厚待和讚揚……。
更令人關注的是，胡錦濤得到了新任政府首腦溫家寶的全力配合，溫家寶不僅在記者會上強調自己的「有主見」和「敢負責」，而且其公眾形象也似乎比胡錦濤更廉潔更平民化。二人之間的有意配合，甚至表現在某些細節上的默契，比如，胡錦濤說自己「揪心」，溫家寶談自己「流淚」；胡錦濤在基層的職工食堂吃飯，溫家寶在礦井下與礦工一起吃年夜餃子；胡錦濤在廣東考察提及從網上看到有益的建議，溫家寶下基層親民時也提到經常從網上瞭解民意。有輿論認為：胡溫分別表示公開透露上網的信息，表現了新一代領袖的「與時俱進」，不僅是二人重視新技術對施政的正面作用，也是對「新三民主義」的踐行。
胡溫二人的默契配合，似乎打破了中共高層的傳統惡習－－黨魁與總理之間的爭鬥對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影響，比如，海外媒體對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趙紫陽和李鵬之間、江澤民和朱鎔基之間的關係的報導和評論，大都著眼於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近年來，對第三代江朱兩巨頭之間的爭鬥，更是長期追蹤和大力炒作，朱鎔基從出任總理的１９９８年開始，就不斷地見諸於海外輿論，特別是圍繞著朱小華案和賴昌星案的報導，江朱內鬥成為主要的涉案內容之一，直到十六大的權力交接達到高潮。而對於現在中共高層的權爭，海外輿論則集中於胡溫與江曾之間，還沒有人認為胡溫之間有什麼齷齪。恰恰相反，「胡溫新政」之所以成為輿論熱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二人之間在媒體上的表現，非但沒有絲毫齷齪，反而給人以配合默契的良好印象。
所以，接班不到半年的胡溫，所得到的國內民意和國際主流國家及境外輿論的支持，皆達到了超乎任何人預期的程度，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甚至發出「胡和溫受歡迎的程度讓人吃驚」的感嘆。西方輿論的主流傾向，可以從如下新聞標題中看出，如「胡溫借ＳＡＲＳ鞏固了權力」、「胡錦濤迅速確立權威」、「危機帶來轉機」、「ＳＡＲＳ帶來中國新聞自由」……６月９日英國的《泰晤士報》又傳出令人振奮的政改消息：據支持胡溫體制的高層官員說，在即將到來的中共７２週年紀念日「七一」，胡錦濤將發表「黨內民主」的政治改革宣言，內容包括黨內的「自由選舉、開放競爭與開放討論」。此報導引發出一片樂觀猜測：在江澤民之下沉潛十年的胡錦濤，近期的改革動作超乎外界預期，胡錦濤借主導抗炎來擺脫江澤民的影響，正在逐漸樹立起「開明、開放、親民、務實、重法」的新形象。如果「七一講話」真的是一篇「黨內民主宣言」，那麼胡溫體制的執政自主性就得到了實質性加強。
國內民意把胡溫當作新的救主，大談「胡溫新政的魅力」、「以民為先的總書記」、「雷厲風行的政府總理」、「良性危機帶來契機」、「放下分歧，支持政府」、「胡錦濤出訪顯示大國外交」；力挺「胡溫新政」最過分的言論，當數中共高級智囊們的昏話，他們從政權利益所要求的「政治正確」出發，無視ＳＡＲＳ危機完全是由體制性弊端和官僚作風造成，對危機所造成的重大損失也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而是近於狡辯地美化現行政權，為經濟優先和增長率崇拜的發展策略辯護。在這些自我標榜為「不講道德」而「只講科學」的經濟學家的心中，「人命關天的天條」遠不如「增長第一的黨條」珍貴，所以他們能夠利用「實證性分析」的學術包裝和更巧妙的說辭來粉飾太平。比如，在大陸很走紅的兩位主流經濟學家樊綱和胡鞍鋼，前者發明瞭「ＳＡＲＳ宏觀調控」，把ＳＡＲＳ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解釋為「對過熱的降溫」；後者發明瞭「ＳＡＲＳ良性危機」，將危機解讀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領導人的威望的良機。
樊綱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和「鳳凰衛視」採訪時說：ＳＡＲＳ危機使大陸經濟受到負面衝擊，但這未必就是壞事。因為，大陸經濟第一季度增長９．９％，已經過熱，他說：「如果沒有非典，我們搞經濟的會建議政府採取一點反通脹、反過熱的措施，而非典的出現，成了一個反過熱的措施。」樊綱的言外之意是：現在的ＳＡＲＳ危機正好起到了為「過熱」經濟「降溫」的作用，真是老天有眼，及時做出的「宏觀調控」，不必再勞經濟智囊們「上折子」，中央也不必進行宏觀的反通脹調節，實在省去了諸多麻煩。
胡鞍鋼在接受北京電視臺的採訪時說：ＳＡＲＳ也不是「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惡性危機，而僅僅是一種社會恐慌造成的心理危機，因為這場危機基本上不涉及顛覆國家政權、變更核心價值觀、危及政治穩定、破壞社會秩序，所以，中國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動員和整合社會力量、社會資源，有效控制危機、處理危機、化解危機；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一過程，將ＳＡＲＳ「危害」轉化為「機遇」，大幅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領導人的威望，一句話，不僅不會出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對立、衝突和對抗，而且會形成繼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災後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團結局面。
按照以上論證邏輯，大概世界上的任何災難就都不是災難，因為總要有領導抗災的政治領袖，也總會有災後的大規模重建，甚至會出現災後的歷史性轉折。比如，歐洲「黑死病」奪取了一半歐洲人的生命，但這一災難的間接後果，卻是摧毀了歐洲社會的傳統結構和動搖了天主教權威，隨之而來的是改變歐洲進程的劃時代大事件－－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二戰中誕生了反法西斯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戰後重建又使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走上和平民主之路，並造就了兩個世界強國；而最近的９１１災難，使美國人的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漲，也使世界性反恐戰爭接連取得勝利。但是，即便西方經濟學界有所謂的「破窗理論」，也沒有聽說德國、日本和美國的學者把這一系列大災難稱為「良性危機」。
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實是：ＳＡＲＳ爆發和蔓延，不僅造成了直接的生命死亡、社會恐慌、公共衛生危機、經濟發展的整體放慢，而且也造成了中共政權本來就所剩無幾的公信力的急遽下降，中國政府的國際信譽和中國人的民族榮譽的雙重受損，國內地方之間、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雙重緊張。而且，對大量失業、社會保障匱乏、貧富懸殊等本來就非常嚴重的社會危機，無疑是雪上加霜；世界發出「隔離中國」的呼籲，對中國人施以入境限制的國家多達１１０個；國人也自發地「隔離北京和廣東」，北京人變成了「病毒傳播者」；即便在胡溫果斷做出全民抗ＳＡＲＳ的決策之後，中國政府的所謂「透明化」，仍然是政府壟斷下的疫情發布，至多是「半吊子透明」，大陸民眾、國際輿論和ＷＨＯ也只能是半信半疑，而且，中共同步加強了對媒體的管制和民間信息的封鎖，為此還緊急出臺了嚴厲的法律規定。
由此可見，只有這些自我標榜為「堅持學術中立的經濟學家」，才會用人命和公眾健康來調控經濟，才會論證出「良性危機」；也許在一個輕蔑人的價值的制度下，某些經濟學家才會如此沒有人性底線，在他們眼中，ＳＡＲＳ對百姓是禍，而對政府卻是福；只要是政府之福，就不必管百姓之禍，再大的災難也是「良性危機」。
正是以上的海內外輿論的吹捧中，似乎在幾個月前還被視為沒有實權、毫無棱角的弱勢「兒皇帝」，轉瞬之間變成了自主執政的強勢君王，中國政壇的「垂簾聽政」的傳統也由此終結。而中國正在胡溫體制的主導下，藉助抗炎之機而開始新的改革時代，「胡溫新政」迅速成為中國政治的常用詞彙－－儘管實際上並沒有「新政」發生。
二、挺胡厭江的錯覺
平心而論，胡溫上臺之後的所謂「新政」，除了權力換代後多了幾張新面孔和姿態上的調整之外，整體的執政戰略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仍然是「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即便在遭遇外部的倒薩之戰和內部突發的ＳＡＲＳ危機等考驗，胡溫二人相互配合的施政，無非就是姿態上的「鞠躬」、「廉潔」和「親民」，抗炎上的堅守在一線，吏治上的懲治失職高官，信息發布上的壟斷式透明，外交上的繼續韜光養晦外加親善之舉……而這一切，皆是新主初登大寶的必然所為－－建立權威和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事實上，二人並沒有做出突破中共傳統模式和現行統治策略的壯舉，更沒有實質性地進行觸動政權及權貴階層的特殊利益的改革。
從權力布局的角度講，胡溫的一系列新姿態，特別是領導抗炎的表現，固然能夠起到鞏固權力的作用，但並不能構成對江澤民的太上皇地位的實質性挑戰，更談不上擺脫了太上皇的自主執政。不管胡錦濤的內心如何想，但他必須面對江澤民的強勢權力，所以他不得不常把「三個代表」掛在嘴邊，在啟動全民抗炎的嚴峻時刻，還要在政治局會議上為「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而留出專門時間。胡錦濤作為新元首的首次出訪，也要在俄羅斯的諸次演講中，提及江澤民對發展中俄關係的巨大貢獻，還要特別提及作為中共的新世紀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的「三個代表」。所以，雖然胡溫的施政手腕比江澤民明智，更討百姓和媒體的喜歡，二人在抗炎中表現出少有的果決，也可以解讀為胡溫爭取自主執政的努力，但直到目前，二人至多是在鞏固權力，而不可能超越鄧江的跛足改革，啟動長期停滯卻被熱切盼望的政治改革。
所以，近期在海內外輿論中，胡溫被描繪得如此開明、強勢，僅僅是誘導性輿論而不是現實本身。也就是說，這種誘導性輿論並非胡溫體制已經具有權力強勢和開啟改革新時代的事實描述，而更多是由一種急切求變的社會心理所誘導出的善意的輿論期待，其樂觀估計已經遠遠超出胡溫體制的實際作為。而且，這種心理期待並非始於抗炎，而是十六大以來的力挺胡溫傾向的自然延續，並藉助於抗炎而全面發酵，其心理前提有四：
１、救世主意識的根深蒂固，必然會對新桃換舊苻產生過分期待，乃為獨裁社會的主要群體心理之一。民眾往往會一廂情願地認定，新的年輕領導層總會比舊的年邁領導層要開明，所以對新舊交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事實上，新桃舊苻之間的轉換，常常是一種換湯不換藥。
２、就當下國人的心理而言，由於對江澤民時代的不滿過於強烈，希望能夠盡快擺脫平庸和停滯，人們太希望新人順利接班並有實權，也太希望老人全退並真正交權。
３、跛足改革的弊端和社會公正的奇缺，使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現實越來越醒目，僵化的制度瓶頸卡住要求政改的咽喉，民間社會的公共參與飢渴愈演愈烈，亟盼條件已經爛熟的政治改革盡早啟動。
４、目前，一方面中共仍然壟斷著政治權力和主要社會資源，另一方面，現政權為了保住其壟斷地位而全力製造民間組織的空白，於是，中共變成為社會整合的唯一的有組織力量，而來自民間的自發整合嘗試，要麼被消滅於萌芽狀態，要麼在嚴厲鎮壓下無法正常發育，一直處在缺少社會整合的組織網路和凝聚核心的分散狀態。所以，民間社會的一盤散沙和高度組織化的中共之間，無法形成相對均衡的力量對比，分散的原子化的民間，無力挑戰強大現政權，無可奈何的窘境導致了普遍的被動心態－－不是自下而上地主動推動政治改革，而是被動期待政權新人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所以，早在十六大及兩會時期，海內外媒體對中共權力換代的報導和評述，已經出現了挺胡厭江一邊倒的趨勢。壟斷黨政軍大權已經數年的江澤民，只有真的全退才能得到肯定的評價；而他的戀權不退，無論出於怎樣的理由，也無論採取怎樣的形式，只能引來一片詛咒。於是，在短短的兩天內，十六大的選舉為媒體製造出先喜後悲的戲劇性效果：當選出中央委員會時，江澤民沒進中委的結果一出現，海內外輿論就以為江的全退已成定局，所以對此次交接班和江澤民本人一片讚揚之聲，並對中國的改革前景產生樂觀的預測；而當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選出新的中共高層時，江澤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普通黨員的身份連任軍頭，致使樂觀輿論轉瞬消失，悲觀預測接踵而來，江澤民受到媒體的如潮指責，也就成為必然。十六大之後的半年時間裏，針對江澤民本人的批評聲浪一直未斷，並藉助ＳＡＲＳ危機而再次形成高潮。
正是這種期盼新人和政改的焦慮，特別是對江澤民的厭惡，導致了對胡溫的過分的期待和讚揚。這種對比鮮明的褒貶傾向，表現在海內外輿論之中，還時時透露出一種共同的憂鬱：胡溫是弱勢領袖，黨內軍內的權力基礎單薄，短期內還無法取代江澤民而走向自主執政，說不定還有被江系人馬取而代之的危險。因為，中共十六大的權力換屆證明：江澤民並不想放棄主導權，事實上他也確實仍然握有主導權，新班子籠罩在濃重的江太上皇陰影之下，「三個代表」作為新道統寫進新黨章，成為繼毛思想和鄧理論之後的又一主導意識形態；在高層權力分配中，不僅江本人以普通黨員之身成功連任軍頭，顯示出「鄧小平式」權威之延續，而且江的親信佔據政治局多數，皆出任新班子要職；在重大決策上，新班子還要徵求江的意見。所以這些，在在凸現了江作為太上皇的最終決策權和巨大影響力。
最近，胡錦濤和江澤民在媒體上的露面，更加深了人們的焦慮。本來，三月份的兩會之後，中共高官的排名順序已經改變，胡錦濤名列第一，江澤民名列第二。但是，在關於軍隊的新聞報導中，排名仍然是江一胡二，再次凸現出軍權在手的太上皇姿態。十萬火急的全民抗炎，作為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胡錦濤，無法從軍隊醫院獲得準確信息，也無法號令軍隊奔赴抗炎一線，更無法聽到軍隊的效忠表態。恰恰相反，軍隊系統仍然聽命於江澤民一人的調遣，是江澤民簽發了１２００名軍醫赴北京小湯山醫院的命令，《解放軍報》也多次發表「絕對服從江主席的指揮」、「讓江主席放心」的言論。在潛艇海難事件和軍委高層慰問抗炎軍人的新聞中，發慰問電、去大連指揮善後、接見抗炎官兵併發表講話，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名字，仍然排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前；電視畫面上，胡錦濤也只能跟在江澤民的身後。而且，新華社在報導胡錦濤與布希、小泉、克雷蒂安的會見時，不僅刪掉了外國元首對中國ＳＡＲＳ危機的質疑，也刪去或竄改了外國元首對胡錦濤個人的讚揚，顯然是胡本人對此有所避諱，因為這些讚揚或明或暗地貶低了江澤民。新華社又在６月１０日報導：為落實十六大提出的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戰略任務，中共中央向全國印發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的通知。
三、情緒化的誤判
這樣的期待、厭惡和焦慮所引發的猜測，明顯地呈現出把「主觀判斷」當作「客觀陳述」的臆斷傾向。
首先，沒有事實根據地誇大中共高層的權力惡鬥。比如，在胡溫出面主持抗炎大局之初，江澤民及其高層親信的低調，引來輿論界的諸多猜測：張文康和孟學農的下臺，是江派和胡派相互較勁的結果；胡溫之外的其他七常委的的沉默，既是不負責任，更是江派袖手旁觀地看胡溫的笑話，有人甚至危言聳聽，說中共高層用先隱瞞後公開的手法應對ＳＡＥＲ，完全是權力惡鬥的陰謀，具體說來就是江派的陰謀，先用隱瞞來損害胡溫體制的信譽，再把處理棘手危機的權力交給胡溫，只要胡溫在領導抗炎上稍有閃失，就極可能給江派人馬以倒胡溫的口實。在此之前，中共在兩會後整肅媒體之舉，也被解讀為胡派與江派之間的權爭。
事實上，雖然中共體制本身的獨裁性質，決定了黨內高層的權爭陰謀的週而復始，但是內部權爭並不能改變政權的本質，也不會嚴重影響其根本利益的一致，眼下，為了獨裁黨的兩臺權力分贓大戲的順利上演，中共高層所具有共同利益和一致態度，顯然大大壓過他們之間的分歧。而且，現政權汲取了八九運動的教訓，決不能讓體制內分歧演化為體制外的大規模挑戰。無論內部分歧多麼激烈，只要體制外出現了威脅到政權穩定的民間挑戰，一致對外就必然是中共高層的根本共識。在十六大和兩會上，老人需要退休的體面，新人需要接班的榮耀，二者都需要絕對的穩妥，以便凸現兩台大戲的劃時代意義－－中共執政史上的第一次和平有序的權力換代。平穩體面地演好權力分贓大戲，對於雙方而言皆是天大的利益所在，其他的一切皆要等到大戲落幕之後再說。於是，營造歌舞昇平的社會氣氛和團結一致的黨內凝聚，也必然成為中共高層的共同決策－－涉及到最高權貴們的根本利益的分贓大戲，怎麼可能讓極容易導致社會恐慌的ＳＡＲＳ疫情爆光，從而導致台上台下的一片慌亂：觀看大戲的民眾因驚惶失措而再無鼓掌的心情，台上的主角們因遭遇突發危機而手忙腳亂，只能在大大掃興中匆匆謝幕。所以，隱瞞疫情也就必然成為中共高層的共同決定。換言之，整肅媒體和隱瞞疫情，也事關胡溫的信譽，怎麼可能只是廣東的張德江和黃華華、北京的孟學農和衛生部的張文康等人的自作主張，或江系人馬完全架空胡溫而做出的決策？
其次，對胡溫的褒揚和對江的貶低的極端化傾向，誇大高層在局部策略上分歧的嚴重性，模糊了現政權的本質，也低估了中共高層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於是我們看到，大陸的某些開明媒體（如《財經》、《中國青年報》、《經濟觀察報》、《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等）、海外媒體和網上輿論，幾乎把所有開明決策都歸功於胡溫體制，而把所有的保守決策都歸罪於江派。胡溫的高揚憲法、鞠躬親民、新三民主義、兩個務必、低調出訪等等，皆被褒揚為新政的象徵、廉潔的表率和啟動政改的徵兆，而江澤民的揮手、大講三代表、大捧十三年、喜歡作秀、保護親信，都被貶損為人治舊習、奢華排場和阻礙政改；十六大前後大陸媒體的任何稍有新意的動向，都是胡溫新政推動輿論開放的例證，是落實胡錦濤的「三貼近」指示，而整肅媒體的所有舉措，統統歸在江派人馬的名下；疫情透明化和懲治高官更是胡溫的力主，表徵著「新政」的突破性進展，而隱瞞疫情和包庇昏官則是江派的罪過，說明瞭江系人馬乃為最大絆腳石；胡溫留在北京抗炎一線被譽為敢於負責，而江澤民避居上海則被貶為自私懦弱的臨陣脫逃；查處上海首富周正毅是胡溫顯示其反腐決心的大手筆，也是對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的第一次重權出擊，而周正毅案肯定要牽涉到江系親信黃菊、甚至也要牽連到江澤民家族；這樣的褒貶，甚至延伸到十四年前的六四悲劇，江澤民是吃著人血饅頭上臺的，而胡錦濤則是清白之身。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六四前胡錦濤在西藏主持武力鎮壓之後，馬上被調回北京並在六四後串升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難道就沒有吃人血饅頭的嫌疑？
事實上，雖然江澤民的平庸加作秀、大搞個人崇拜、嚴厲打壓異見和政改呼聲，確實太招人厭惡，對比之下，胡溫的低調務實更能贏得民心，正如第三代的整體平庸凸現出了朱鎔基一樣，但是，胡溫的深藏不露和循規蹈矩，就不平庸了嗎？此前，境內外輿論曾經一直認為胡溫乃平庸之人，起碼直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胡溫體制會有什麼實質性的「不平庸」作為。二人主導的抗炎是最受讚揚的政績，但仍然是沿用傳統做法，而無任何制度創新的徵兆－－依舊是嚴格的信息壟斷、強制的全民動員、為民作主的父母官姿態、替罪羊式的嚴肅吏治、高高在上卻避重就輕的「罪己詔」和機會主義的翻雲覆雨；另一方面，依舊是對民間要求新聞自由的強烈呼聲沒有任何回應，把民間自發的志願者行動納入官方掌控之中……，特別是，胡溫主持抗炎以來，通過嚴格立法加強壟斷性的信息發布和對民間信息的嚴格控制，還有對真話英雄蔣彥永的冷處理和趁機連續重判異見人士，更有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新聞發布會上，凡是記者問到隱瞞疫情的責任問題，他的回答都是避重就輕，反覆強調：決不是中央政府的故意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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