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對蔣介石「放言極諫」的張治中

　　張治中職掌侍一處，充當蔣的近侍之臣，最大的優勢，既不是他的善於「宣達領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為主上「分憂分勞」，而是他的放言極諫，敢講真話。這是張治中的一貫特色，也是陳佈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戰期間，由於大後方交通業務龐雜，特別是由於打通西南交通大動脈滇緬公路之後，因缺少統一的運輸管理及領導機關，各路「神仙」紛紛上路搶道，形成千軍萬馬搞運輸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亂，問題百出，朝野頗多非議。為此，侍從室建議在軍委會之下設立運輸統制局，總攬滇緬公路運輸管理事宜。在當時「運輸第一」的口號下，亦為了顯示最高當局對交通運輸管理的重視，蔣便在人事部門遴選運輸統制局局長的簽呈上，大筆一揮，寫了「自兼」兩個大字。

　　蔣的批件退到侍一處，張治中皺眉頭了。不錯，抗戰時期，東部的出海口都被日軍封鎖，滇緬公路成了大後方的國際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運輸統制事宜究屬局部，由最高統帥自兼局長，豈不是將領袖的作用，降到一個事務官的位置?再說，抗戰期間，事關黨國興衰成敗的要職，多乎哉!豈可都由最高統帥自兼?於是，張治中找到軍政部長何應欽，直截了當地建言：「應該請你兼，若是由委員長兼，不成體統。」隨後，張在蔣的批件上，老實不客氣地簽上自己的意見：「這個運輸統制局，以最高統帥兼任，實在不成體制，可由何總長兼之。」張將這個簽呈第二次送上，蔣批了一個更大的字「可」，表示採納了。

　　這樣一件趣事，本不為局外人知曉。但是，自從運輸統制局成立後，滇緬公路上的各種投機走私、違禁販運的現象，不僅沒有能「統制」起來，相反卻是愈演愈烈，一片烏煙瘴氣，以至於運輸統制局被撤銷，也未能有所改觀，兼統制局長何應欽也被弄得大傷腦筋。有一次，何在總理紀念周做報告，大概也有推卸責任的意思，便把這件舊事重新提了出來。何說：「本來，這個運輸統制局，是張治中主任以大義責我，要我來擔任的，因為成績不好，真是很慚愧!」據張治中說，他聽到何應欽公開這個故事，心裏很高興：「幸而蔣沒有兼，否則將損傷最高統帥的威信。」並自負地認為：「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對最高統帥的一點負責精神。所引為遺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為蔣分勞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長責任之所在。」

　　大體說來，一般臣下要在蔣面前進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蔣那兒，不要說政見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閉門羹；就是蔣的親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貢獻了讓蔣不高興的寶貴意見，往往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所謂「忠而被謗，信而見疑」的事情，並不少見。以張治中的地位來說，當然不能算是政見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蔣的心腹。像張治中這樣不上不下、不親不疏的身份，其實是很難在蔣面前暢所欲言的。然而，張的放言極諫的角色，卻扮演得頗為成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特例，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罕見的現象。

　　其實，我們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張治中的進諫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陰柔，阿順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調，更鮮有令蔣難堪的局面出現，而是知時務，審時度勢，順其自然；什麼場合能說，什麼場合則不能說；能諫則諫，不能諫則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態度上則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麼說什麼，讓蔣感到張治中的這些意見，大都是出自真心誠意，出於愛護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為了邀寵獻媚。如此，從蔣這一方面來說，對於來自張治中的進諫，愛聽不聽，要睬不睬，都無所謂；接受與否，接受多少，都沒有什麼心理負擔。這也就使得蔣、張之間的關係比較輕鬆自然，雙方都不需要刻意適應對方，增加精神負擔。正是因為有種種輕鬆的氛圍，張的種種進言，蔣反而往往容易接受。從這方面來說，張治中稱得上是位善於進諫的「專家」。

　　諸如，自川軍七師長聯名通電「驅王事件」發生後，王纘緒終被趕下四川省主席的寶座，率部出川抗戰去了。川省主席之職，一時虛位以待，由此引起川軍各派巨頭覬覦。過去，蔣曾數次設計，企圖利用川籍政客張群謀取川政，均被防守極嚴的川軍擋在門外。這一次，蔣覺得機會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紆貴，決定親兼省主席一職，並派成都行營主任賀國光兼理省政府秘書長，先將省政把持起來。據考，以一國之尊，兼一省之長，是為開民國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礎上，蔣籌劃從人事、機構、輿論等方面，逐步加以調整，以為張群接掌省政的過渡。

　　據此，當川軍老資格、第24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謁蔣，意在謀奪川省主席一職時，蔣不客氣地囑咐唐總司令的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現由自己親兼，將來誰作戰有功，即交誰主持。這當然是一個幌子，也是一個擋箭牌，先將野心家擋在門外再說。但是，誰能說蔣委員長做得不對呢?侍六組組長唐縱為此大加讚揚，認為：「一方面鼓勵唐抗戰，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後方軍人覬覦政治之門。別是非，明曲直，無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種處置，誠令人讚佩無既也。」

　　然而，這件事傳到張治中的耳朵裡，就沒有這麼好的口碑了。張對蔣的這一手段，大概還有點不甚瞭然；當張聽說蔣要親兼川省主席時，大不以為然，認為：由蔣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損失威信。因此，張治中明確主張蔣不宜親兼川省主席。張為此多次向蔣進言，但均被蔣以「因為沒有人」作盾牌，堅決地擋了回去。張明白蔣不肯放手後，也就適可而止，不再力諫了。不過，一旦遇到適宜的時候，張總是不忘敲敲邊鼓，說說笑話，藉以自嘲而已。在蔣親兼川省主席期間，張曾兩次侍蔣赴蓉辦公。為此，張曾問陳佈雷：「我們問問委員長，是用什麼資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員長的資格，則無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資格，則我們無隨行之必要。」

　　當然，這是臣下在背後對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員長那邊，誰敢去問?成都那邊，也還得一而再地去；不過，張治中並沒有放棄直言進諫的責任：「到成都，已經一次、二次，我們可不要再走第三次了；如果還要走第三次，我們就要『同盟罷工』啦!」雖然是一次嚴肅的進諫，但看起來更像一句玩笑話。為了一句玩笑話，蔣當然不會責怪臣下。所幸，張的這次進言，居然靈驗了，沒有等到走第三次，蔣便已辭去川省主席的兼職。張治中很得意，以為這是他們共同反對蔣兼理省政的結果。事實上，蔣之辭去兼職，是認為他已完成佈置，由張群接掌省政的時機已經成熟。否則，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蔣會辭去兼職麼?只是，在談笑聲中巧妙進言，不能不說是一個高明的進諫之道。

　　在蔣介石這樣的大獨裁者面前，張治中能夠放言極諫，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見識、敢擔當、把握準、方法巧等優勢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他在不少國民黨要人中，素有所謂「無私心，無野心」的好名聲。對於來自臣下的各種意見，蔣在「聖裁」時，往往有一個重要的尺度，這就是總要揣測一下對方的動機，是公忠體國，還是暗售其姦?是忠心愛主，還是阿順取容?是精誠所至，還是沽名釣譽?當然，蔣在作出這些判斷時，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許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蔣的眼裡卻是賣主，到了這種時候，君臣之間的這一筆賬，往往也就很難算得清爽。因為，在蔣看來，權力這個東西，是世界上最好的尤物，誰不喜歡呢?表白說不喜歡的人，正說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蓋彌彰。

　　主上有了這個鐵板釘釘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難進言了，如果有人建議蔣少兼職，少管事，多放權，蔣馬上就會以為此人要與他爭權了。這個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見。不過，蔣也有一個好處，這就是他在聽取臣下的意見之前，往往要先從側面打聽一下這位「愛卿」的行止，考證一下此人的一貫表現。而這個「打聽」與「考證」的過程，無非是從親信心腹中瞭解。因此，在蔣手下說話辦事，並且，要想把話說好，把事辦好，這與蔣身邊的親信權臣對你作何評價，至關重要。張治中不但深知個中三昧；而且，他的長處也正在這裡。以老子的處世哲學來解釋，正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之溪。」大白話，就是「以柔克剛」。因此，像張治中這樣精明練達的權臣，在充當蔣的近侍之臣以後，居然沒有給蔣產生那種臥榻之旁，聞他人鼾聲的恐懼心理，這不能不說是張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領，也不能不說張治中有著自成一家的侍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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