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完後，都會跑出校外與我的那幫布衣哥們、姐們扎堆解解悶，與陋巷裡的攤販、個體畫家、餐廳服務員、出租車司機什麼的侃大山，那才叫過癮。這些普通草民都是實實在在地生活著。你有機會與他們掏心窩裡的話，與他們嘮家常，傾訴過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罵、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國的大學生們常常太一本正經，個個都躊躇滿志，期盼成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覺得自己是介人物。對於我們西方青年來說，如今對這種人生觀早已失去了興趣，我們更在意「平凡著、生活著。」
在中國大學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無大志者，不想掙大錢、不想出巨著、不想幹什麼大事業、甚至也不想讀高學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過得快活有趣，沒想過設計自己的「錦繡前程」。因人生觀、價值觀、生活觀的差異，使我們留學生往往沒情緒與中國大學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話題，對我們來說特Boring(枯燥)。對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熱衷去亞洲、非洲、南美等不發達的地區當一名志願工作者，比如義務醫生、教師。有機會幫助所需要的人，這種人生特別帶勁和有意義，這才體現自己的價值，充滿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國朋友考我。他問：「長江裡有幾條船？」我茫然起來。朋友笑起來說：「只有兩條船，一條為『名』，一條為『利』。」中國人對會見權貴能拋頭露臉榮耀感的重視，留給我頗深的印象。在電視上看到採訪一位華人女士，她說老爸見到克林頓夫婦邀請女兒到白宮參加國慶午宴的請柬時，爸爸激動得老淚縱橫。當然去白宮做客的確是難得的機會，不過與「人民公僕」同進一次午餐，怎至於激動得落淚，西方人多會以平常心對待。這也令我產生了另一個感嘆，不管是大陸、港臺的官員、名人，他們出街時個個派頭十足前呼後擁，要不就墨鏡遮面。而歐美的大人物則非常注重平民化，歐洲老百姓常會在街頭碰見王室成員隨意逛街、購物。如黛安娜王妃生前的一個聖誕節前夕，她去拜訪為其看病的中醫師。戴妃親自上倫敦哈羅斯百貨公司選來禮物，然後肩上扛著這一大箱禮物穿街走巷。醫生回憶說，當戴妃汗岑岑地進門後，她掂了掂那箱子覺得滿重的。沒料到戴妃居然既無保鏢也無隨從幫忙，一介王妃也不計較在大街上獨個扛著箱子是什麼樣的形象。
讀過中國雜誌上一則故事，介紹旅美音樂家譚盾，初赴美時曾為生計所迫在紐約的一間銀行門外拉琴賣藝，與他做伴的還有一位黑人樂手。十年後的一天，譚盾路過那間銀行時瞧見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賣藝。黑人問譚盾如今在哪裡賣藝，譚盾說在卡內基(紐約著名音樂廳)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掙著錢嗎？」譚盾也幽默地回應：「還行。」
這本來是個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隨後的說教才煞風景呢，板著面孔告誡讀者，譚
盾靠自我奮鬥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終日在街頭賣藝。這種評論令我覺得好笑，且過於「中國特色」。在西方，街頭藝術是當地的一道亮麗風景，街頭藝術家同樣是藝術家，不論你在街頭表演還是在音樂廳表演，無貴賤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藝術家。有些街頭樂隊水準相當不錯並演出了名氣，每天他們到固定的廣場上班演奏時，會有樂迷擁在周圍，並風風光光地出售自己樂隊的CD。一些成功的街頭樂手、畫家的收入，與一介辦公室職員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頭藝術家就靠著在街頭、集市上為行人提供娛樂置了房產。我有位朋友原在大樂團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棄了整天著禮服在音樂廳表演的職位，寧願下到酒吧、及街頭狂歡節上去表演，他認為這種與觀眾近距離的交流，更令他放鬆愜意。周圍親友也理解他的個人志趣，無人認為他胸無大志，不思進取。
成功不應只是狹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視平凡的普羅大眾是低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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