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伊始，鄭思群以莫須有罪名被點名批判。7月29日派駐重慶大學的工作組將鄭押至松林坡招待所實行「監護」檢查，隨後公布其「四大罪狀」，正式將他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8月2日凌晨5時許，鄭在招待所用剃鬚刀割喉自盡。次日有關部門宣布鄭「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將其永遠開除黨籍」。13年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鄭得以平反昭雪。1994年10月12日，鄭思群骨灰被安葬於重慶大學民主湖畔，黑色大理石碑上，「真理永駐，浩氣長存」八個大字金光燦燦。當年由他率領全校師生翻修的廣場，被命名為「思群廣場」。
近乎神聖的革命者
國慶前夕，記者來到了沙區，來到鄭思群曾經工作、生活過的重慶大學，尋訪當年老校長身邊的人與事，試圖在鬱鬱蔥蔥的林蔭大道間拾起記憶的碎片，拼湊起往昔歲月難忘的影像。
在校園內理學院大樓一側，有一處綠樹掩映的長廊式院落，那就是學校黨委辦公廳所在地。當年鄭思群白天在此辦公，晚上在此住宿。鄭的妻子吳耕書當時在省二黨校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平素裡不回家。7個兒女也分別在中小學或幼兒園寄宿，每逢假節日，全家才得以在此小聚。
在新華村一套底樓舊居室裡，記者見到了鄭思群過去的警衛員曹萬華。70多歲的老人一提起鄭思群，便兩眼泛紅。曹是合川灘子鎮人，1952年起，便為鄭思群做機要通訊員，後升為警衛員，住在鄭臥室隔壁的小屋裡，料理他的生活、保衛他的安全。多年來，老校長對他的關心與幫助無微不至，至今他還記得鄭思群鼓勵他的話：「你不可能一輩子在我身邊。從我身邊出去的人，至少應當個縣委書記。我這不是跟你封官許願，我是希望你不斷有進步。」
曹萬華回憶說，當時鄭思群是正軍級幹部，應該拿310元的七級工資，考慮到國家困難，他主動要求只拿240元的八級工資。軍旅出身的鄭一直保持著軍人作風，見到認識的人還是習慣性地敬個軍禮，平時一身黃軍裝，戴頂黃軍帽，屁股上兩個補丁，膝蓋上又是兩個，「只有在公務出門或是見外賓時才穿好衣服，冬天他有套藍色呢大衣，夏天是我到友誼商店買的料子打了一套中山裝。國家每月發給他香菸，兩條中華一條牡丹，他卻只要一條中華一條牡丹。」
曹說，鄭校長從來不收受禮品，要求大家生活上平等。「一次學校食堂分魚，按幹部行政級別分給一斤兩斤三斤不等。食堂給老校長送去一條五斤的，他就問別人分得了多少，當得知他是最多的就堅決不要。在他家孩子越小越倒霉，衣服大的穿了小的再穿，小的永遠也穿不上新衣服。」
原重慶大學人事處檔案室幹部武坤說，「鄭思群是罕見的工作狂，白天下基層瞭解情況，晚上就通宵達旦開會，對幹部尤其是黨員要求嚴厲，但對全校學生，他確實待之如子。」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學生因飢餓出現水腫，鄭思群為之心急如焚，他硬是找市長任白戈反覆遊說，總算借回了一批黃豆，使學生的糧食問題暫時得以解決。他曾經到宿舍樓裡一間一間看望學生，噓寒問暖；他對年輕學子從不擺架子，絕不罵人；上課時，同學們會看見他悄悄坐在後排聽講，有時還掏出手絹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塵；他還在食堂裡當著許多學生的面，把飯桶邊上的飯撿起來吃；他走在校園裡的時候，會主動跟每一個認識或不認識的師生員工打招呼。當時在重大，流傳著許多關於老校長的佳話。
電機系67級有位叫鄭志勝的學生，家窮無錢買鞋，只好赤腳上課，一天正好在教學樓階梯上遇上老校長。端詳片刻後老校長問他為何不穿鞋？又問他在哪個系？哪個班？哪個寢室？腳有多大？第二天，像奇蹟發生般一樣，一個和藹的陌生人來到鄭志勝的寢室，給他送來一雙嶄新的解放鞋。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老校長的秘書。
雖然鄭思群從不談自己的成績，他的口頭禪是「我沒什麼貢獻，我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在莘莘學子們眼裡，不苟言笑、身材高瘦的老校長，滿額皺紋記錄的是令人羨慕不已的光榮歷史，活脫脫就是一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一位近乎神聖的革命者。
在重慶，他的事業接近巔峰
《重慶大學校史》記載，1912年，鄭思群生於廣東海豐縣汕尾鎮。受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影響，年僅13歲的鄭思群便加入共青團，15歲由團轉黨。大革命失敗後，他奉組織委派東渡日本。1929年，因參加我黨東京特支領導的革命鬥爭，被日本政府押解回國。兩年後他又化名去日本留學，「9．18」事變後再次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他先後擔任過白區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等職。1936年他第三次赴日留學，考入東京大學政治科學系進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與研究。「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他回國奔赴抗日前線，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科長，冀魯豫軍區宣傳部長兼軍法處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二野女子大學副校長、副政委等職。1949年年底重慶解放，他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與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總校教育長。
1952年10月，以省軍級幹部（行政七級幹部）之尊，鄭思群奉調來到剛剛進行院系調整的重慶大學，一幹就是15年。鄭是新中國成立後重慶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和黨委書記，在學校百廢待興之際，他深入調查後提出「學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教學這個中心環節」。1955年8月30日，他在開學典禮上說：「我們的學生和畢業生，應該是德、智、體三者兼備的、全面發展的人，三者缺任何一方面，都叫做不合格。」就當今教育界力主對學生施行素質教育而論，他當年的主張可謂超前。
在他任職期間，重慶大學日新月異，發展迅猛，短短七八年間，便從5個系、8個專業、1000多學生、200多教師發展到6個系、15個專業、7000多學生、900多教師，成為當時國內除清華、北大之外又一所超級大學。
1960年，鄭思群代表重慶大學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作為大會發言的4位高校代表之一，他作了《大搞技術革命，促進科學研究及教學改革》的專題發言，備受與會者矚目。此前的1956年，他還作為八大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黨的高級幹部與教育家，他的事業已接近巔峰。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6年夏，一股陰風捲著鬼火從北方蔓延到重慶，侵入西南最高學府重慶大學，師生員工逾萬人的堂堂校園頓時颱風乍起。那個夏天的重慶令人激動又讓人心悸。
5月4日，根據上級黨委部署，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鄭思群，向全校作了批判「三家村」的動員報告，隨後又點名批判了吳晗及其作品《海瑞罷官》以及人民日報的鄧拓等人。作為漸漸拉開的文革序幕，政治激情被發動起來的人們將大字報貼滿校系各大樓及學生宿舍區。5月下旬，學校黨委傳達了中央《五．一六通知》－－這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
該通知「旗幟鮮明」，鄭思群麾下校、系、處各級「走資派」及形形色色的「反動學術權威」人人自危，揭批他們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而來，由是，堂堂學府天地大亂。
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攻擊該校黨委的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人民日報又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表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同時登載北京新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市委工作組進校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來勢迅猛的政治衝擊波，對重慶大學震動巨大，反響強烈。
廣大師生員工議論紛紛，大字報矛頭於是轉向校內，並開始出現指向黨委和各級領導幹部的苗頭。6月4日，學校黨委召開擴大會，副書記劉玉元傳達省、市委的緊急指示，要求緊跟形勢，打破舊框框，放手發動群眾，橫掃牛鬼蛇神，立即掀起運動的新高潮。並說，市委指示，如果黨委領導不力，就馬上派工作組進校。
面對來頭很大的壓力，黨委擴大會決定停課三天，集中抓運動、掀高潮。當晚，立即召開全校大會，對北京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和聶元梓等人大字報表態擁護、支持。學校黨委既力圖適應形勢和上級的要求，又想掌握住運動，使之侷限在只橫掃個別「牛鬼蛇神」，不要出現大亂的局面。但是，這與運動領導者要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奪「走資派」的權的意圖相矛盾，因此總是適應不了形勢、擺脫不了被動。
6月8日重慶市委工作組進駐重大。儘管他們率先肯定鄭思群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重大不是北大，重大黨委的主流是好的」，但他們又相繼強調：「揭發問題不得劃框框，任何人的問題都可以揭露。」一時間，干群之間，師生之間，教職工之間，以大字報相互攻訐愈演愈烈，被點名者一時多達170餘人。
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此時，鄭思群自成都參加了省委「文化大革命動員會議」後返回學校，面對校內的混亂狀況，他心急如焚，認為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狀態絕不可再繼續下去了，運動雖然要搞，但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也要維持。於是他召集黨委成員和系、處幹部開會，議定立即採取相應措施，把各個辦公室內外的大字報轉移到指定地點張貼，校園因而有了幾天難得的平靜。
這時，在學生宿舍區域貼出了「保證黨的領導」的大標語和大字報，並在群眾中流傳著形勢要變的言論，彼此揭發問題的大字報立即銳減。這個新動向馬上觸動了工作組敏銳的神經，加之有人向工作組反映鄭思群背著工作組「開黑會」。由此，也就僅僅平靜了兩三天，但工作組認定鄭的言行起了壓制群眾的作用，立即反映到市委。市委當即指示，重大黨委應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並向市委寫出檢查報告。6月16日，鄭在全校大會上作了檢查。
千百年來，自然界颱風的中心都是平靜的。然而這一回，超越於自然界的颱風的中心卻頗不平靜。無他，這一場颱風般的運動，其主要矛頭，就是直指「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重大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為何許人也？當然就是該校黨政最高長官之校長兼黨委書記鄭思群了。
6月17日黃昏，正當學生們在校園裡熱熱鬧鬧張貼大字報，批判北京「三家村」和與之對應的學校文化工作主管－－校黨委宣傳部長鄧時澤及校團委書記劉稚民時，學生宿舍區突然出現了自發性集會。在學生三宿舍門前出現了一張聳人聽聞的大字報，大字報在提出幾個捕風捉影的疑問之後斷然宣布：以鄭思群為首的校黨委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幫！文章既出，很快便被驚詫萬分的學生圍得水泄不通，而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就是冶金系四年級學生佘國華。這份聳人聽聞的大字報，雖然純係空穴來風，但事情發生在學生集體無意識的背景下，其煽動效果很是可觀。那一夜，全校師生無眠。
可以想像，鄭思群的內心是不平靜的。時年54歲的他，正值一個男人最為成熟最為穩健的年齡。何況較之一般同齡的男人，他獨有一份41年革命生活貫穿其間的經歷與閱歷。驚濤駭浪裡穿行過，槍林彈雨裡衝鋒過，敵軍圍困萬千重，他都巋然不動。眼前，面對被煽動學生張貼的大字報圍剿，他心中波濤洶湧難以平靜。鄭憂心如焚，個人進退得失不足挂齒，但他與廣大師生員工為之嘔心瀝血使之舊貌換新顏的重慶大學就此萬劫不復，他實在於心不甘，於氣不平。
在攻擊校黨委是黑幫的大字報出籠同時，市委宣傳部長何正清專程來校，向正在召開的黨委擴大會宣布市委決定：重慶大學的運動不再由黨委領導，而由市委工作組領導。6月21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市委決定鄭思群停職檢查。
士可殺，不可辱！
也就是6月21日，市委決定撤回第一個工作組另派出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的人數達200多人，各系、處、科、室和學生班級都派有工作組成員。他們下車伊始，便在大小會上公開宣稱：「我們到你們學校來，就是抓鄭思群黑幫的」，「重大運動的主攻方向是校、系兩極領導幹部」。就這樣，鄭思群由「遇到新問題的老革命」升格成了「黑幫」，校、系兩極領導幹部成為了「革命的對象」，其中90%左右的人立即靠邊站，有些被看作是鄭思群線上的人物進行審查、揭批。
新工作組從進校起，始終把鬥爭鋒芒指向以鄭思群為首要目標的校、系兩極領導幹部。他們到機關各部、處和各系發動群眾，組織寫大、小字報，找人個別談話及挑選積極份子等，無一不是為了收集整理鄭思群和其他校、系幹部的材料，是抓「鄭思群黑幫」。
混亂遠未結束，情勢繼續惡化。工作組在進行了一系列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活動後，7月29日他們在黨委小禮堂召開有3位工作組長和專案人員參加的小型會，對鄭思群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當面揭發批判。然後突然宣布鄭思群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和「裡通」蘇修等四大罪狀，責令鄭思群下去老實交代，宣布對鄭思群實行「監護」審查，移居松林坡招待所居住，這實際上是剝奪了鄭思群的行動自由。
7月30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宣讀《關於鄭思群同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初稿）》，為鄭羅列了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狀」，連來校任教的蘇聯專家離渝返國，學校按禮節每人贈送校園風景照一冊，也被認定為鄭「裡通外國」的間諜鐵證。在要求大家進一步揭發、補充、修正後，工作組稱：「如果現在還有人對鄭思群抱有幻想，就不是認識問題，而是立場問題了。」這樣的材料不可避免在學生中遭到質疑和對抗。
之前的7月29日，鄭思群向組織上也即工作組提出了他參加革命來唯一的一次個人要求，要求通知妻子回來同他見見面。當晚，妻子吳耕書自省黨校返回重大，在校辦公廳裡夫妻倆徹夜長談。
早晨妻子告別鄭思群剛剛出門，專案人員便進門來將鄭的領口、袖口、褲腰及褲腳捏了捏，將其腰帶鞋帶悉數沒收，甚至連茶葉筒也給收繳。如此還不放心，乾脆讓鄭思群脫下長褲及襯衫。就這樣，他們將上著汗背心下著襯褲的鄭思群從校辦公廳押解到了松林坡招待所。這一天是7月30日，據說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的鄭僅允許帶《毛選》一冊，而他恰恰將半片剃鬚刀夾帶其間就上山了。
當天中午，鄭思群的警衛員曹萬華給鄭思群送飯，一個看守氣勢洶洶訓斥曹說：「從今天起，你不要給這個大黑幫送飯了，他的生活由我們全權負責。」牛高馬大的曹捧著剛剛打來的一盒飯菜，孩子般揮淚而去。
三天後，即8月2日凌晨兩點鐘左右，難以入眠的鄭思群徵得看守的同意後走出禁閉室。走廊上，他向值夜班的招待所所長張永勝要了一支香菸，一邊吸一邊同張所長隨便聊了幾句。這時看守催他回屋睡覺，他看了看守幾眼，方才回到屋內。大約5分鐘，他房間傳出一聲異響，隨之，看守的拚命驚叫也突然傳來：「遭了！遭了！出大事了！」喊聲響聲驚醒了張所長，他翻身起床，赤膊赤足衝向了與他相臨的禁閉室，眼前一幕讓他觸目驚心：但見身材高挑的鄭捲縮成一團斜依在床頭，他左手緊捂胸口，右手搭拉在床沿，滿頭滿臉是血，篾席上全是血，連雪白的蚊帳也濺滿了星星點點的血跡。
張所長走近床沿，看到鄭思群左頸動脈已然割破，順著傷口還在流著血滴。張所長當即搖通校醫院電話，醫生火速趕來，實施止血，進行人工呼吸，醫生一陣忙活，幾分鐘後，醫生起身揩了揩臉上的汗，毫無表情搖了搖頭。鄭思群心臟停跳，其時是凌晨5時20分。很快公安機關派員趕來，他們匆匆查勘了現場，檢驗了遺體，作出了「死者基本係自殺」的結論。
正當全校圍繞鄭思群的問題議論紛爭之際，8月2日上午，工作組突然在各總支分別召開緊急大會，宣布鄭思群在當日凌晨5時20分自殺死亡的消息。群眾中的不滿情緒一下激化為對工作組的憤怒質問，有的學生還發電報去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組把鄭校長迫害致死。
沒有撲倒於槍林彈雨中的老將，卻倒臥在文革的血雨腥風裡；幾度走出森嚴監獄的革命者，卻終竟沒有走出小小的禁閉室。更為冤屈的還在後頭，8月4日晚上，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宣布關於永遠開除鄭思群黨籍的決定。8月5日，工作組宣布撤離學校。聞訊而來的師生員工，自發湧往工作組駐地阻攔，要求澄清鄭校長的問題。眾怒難犯下，工作組被迫暫留學校，作了檢查後才匆忙而去。
「鄭思群之死」餘波蕩漾
1979年3月15日，鄭思群平反昭雪的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在重慶大學隆重舉行。聶榮臻等中央領導及中央和地方部門負責人士近百人，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四川省委、重慶市委等領導機關，清華、北大、西安交大等高校，共發來唁電、唁函157封，送來花圈222個，市委書記兼重大黨委書記及校長曾德林致悼詞強調指出：「鄭思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今天，我們在這裡悼念鄭思群同志，推倒強加於他的種種莫須有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實之詞，為鄭思群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儘管，他已魂歸學府；儘管，在師生綿綿思念中，他已獲得永生；儘管，他已徹底昭雪，然而，在鄭思群辭世三十多年來，重慶大學的師生對當年老校長為何玉碎的議論，一直沒有平息過。為此，在他辭世近四十年後，記者在重慶大學採訪了鄭的同事和工作人員。
程地全（文革前曾任重大黨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文革後曾任重大黨委書記）：鄭思群是被工作組以「三反分子」、「叛徒」、「特務」等多種莫須有的罪名揪出批鬥並隔離審查的。那個時候，我已靠邊站了，無法親臨鄭思群死難現場。只是後來我在「牛棚」關押期間，才從松林坡招待所所長張永勝口中瞭解了鄭思群罹難的全過程。張所長所談當晚鄭思群向他要煙抽且同他聊天及其鄭思群斷氣前後的種種細節，我以為比較真實，公安機關對死者作出的「基本係自殺」也比較可信。作為一個老革命，鄭思群生性剛烈，寧折不彎。然而短短几個月之間，他便從一個老革命被打成了老反革命，他力圖拚命理解，然而終於不能，他心中的絕望不可言喻，他選擇絕路也是勢所必然。
鄧時澤（文革前曾任重大黨委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鄭思群屬於自殺身亡，這應該是毫無疑義的。首先，他不乏自殺的動機。他個人自尊極強。一夜之間被宣判犯有多種彌天大罪，如聞晴天霹靂，致使他萬念俱灰，毅然了結生命。其次，他熟悉自殺的方式。他生前在同我的一次閒聊之中，專門就「自殺其實很簡單」這一話題饒有興味說了好一陣子。他比比劃劃地說只要找準頸動脈，再用一塊小小的剃鬚刀片將那動脈「嚓」地一劃，便可頓時完結其生命。後來聽現場目擊者介紹的他所用的利器及他自戕的部位，竟同他幾年前給我講述的自殺凶器與自殺的部位驚人地毫無二致。
在有關文革的回憶文章中，曾提到鄭思群妻子吳耕書對此事的看法，將鄭押赴松林坡隔離前，他們夫妻間曾讓有過一夜團聚，8月2日上午，工作組通知吳回校告別丈夫遺體，被吳明確拒絕。但是，吳非常肯定告訴學生，當聽工作組通知說鄭自殺身亡，她就毫不懷疑事情的真實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殺了。」她很坦白地告訴學生，和丈夫訣別那一夜，他倆都徹夜未眠。鄭對她發了很多牢騷，說彭德懷、黃克誠這樣戰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自己算得了什麼？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鄭思群為何要選擇這樣一種方式結束生命，誰也無法體會這位職業革命家和教育家內心的無奈。但鄭思群是死於運動的壓力與人為的迫害，卻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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