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吃一驚: 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導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迴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瀋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跡，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瀋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瀋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是「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三一八」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文中「守常」即李大釗。－－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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