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偉人，最好的紀念是盡力瞭解他們，全面瞭解他們，不僅自己瞭解，還要讓更多的人瞭解，這是我們活著的人的責任。想到這裡，我提筆寫下了這篇拖得太久的紀念文章。
趙紫陽和胡耀邦
胡耀邦和趙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傑出領袖，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是他們兩位性格不同，有些思路也不一樣，存在著矛盾，甚至有一段時間有傳聞：胡耀邦的下臺趙紫陽起了重要的作用。對於這種傳聞，趙紫陽很不以為然，也很在意。十年前(1995年12月2日、i996年12月17日、22日)，他和我有過斷續的三次長談，詳細分析，介紹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當時沒有錄音，我把他的講話記了下來，經他看過並做了修改。
趙紫陽說：耀邦這個人優點是待人寬厚，心胸坦蕩，可以爭論，不整人，不記仇：弱點是太喜歡出語驚人，喜歡提口號，喜歡標新立異，不受約束，重大問題隨便表態，不是有意想□駕於組織之上，是喜歡即興就發表一番意見，而這些和原來大家討論的又不一樣。「關於胡耀邦下臺趙紫陽起了重要的作用」這種傳說，最近我才知道，無非是三件事：一件事是 83年陳雲講話批評耀邦，有人說陳、趙聯手倒胡；第二件事就是84年我給鄧寫過一封信；第三件事就是87年生活會上我的發言。現在，我一件一件說給你聽。
紫陽介紹說，1983年3月17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財經小組匯報，陳雲、耀邦參加，還有喬木、鄧力群等，匯報是為了回答小平提出的問題，小平說，計畫保四增五，年年超過那麼多，不好吧!這個會主要是想讓小平點頭。沒想到，陳雲突然發言，拿出稿子念，十條意見，講的就是胡耀邦到處講的「拿赤字嚇人」、「消費推動生產」等等。很厲害，小平、耀邦，連我都很突然。陳雲對耀邦一肚子氣，沒有地方說，當時我觀察小平，他也很不高興。耀邦認錯，小平說這些事以後再議吧，今天主要聽他們匯報。喬木說，恐怕要開個會，澄清一下，讓各省來人。小平說，怎麼開，你們議一議吧!會後，我去書記處上講，會如何開，如何講，要耀邦自己定，由耀邦去講，別人不好講。趙紫陽特別指出，啟立告訴我，鄧力群已經去新華社會議上捅出去了。我給鄧力群挂電話：「你立即收回，不能擴散!」
鄧力群插上這一槓子，很值得注意。他在自述中敘述了這件事：「3月17日上午開的政治局擴大會，恰好當天下午，我到新華社分社社長會上講話，我沒有請示就做了傳達。我說，這個會我因有事推遲了兩天才來，正在發愁，來這裡講什麼，恰好上午開了個政治局擴大會，我就把會議的結果一五一十的進行了傳達。當時記性好，因此可以說把上午的會議原原本本的全部傳達了。」(《十二個春秋》上393貞)。所謂「原原本本地全部傳達了」，主要就是陳雲對耀邦的嚴厲批評。一個中央常委，在內部會議上對總書記的嚴厲批評，不經請示，就迫不及待在當天下午向新華社會議上捅出去。鄧力群這樣做的用心很壞，決不是用個什麼「正在發愁」，「恰好」云云就能夠遮掩過去的，他這樣做的目的在把陳雲對胡耀邦的不滿以最快的速度通過新華社擴散出去，想搞臭胡耀邦，整胡耀邦！趙紫陽態度很鮮明，給鄧力群打電話，要他「立即收回，不得擴散」。紫陽此舉在維護耀邦。
關於1983年陳雲嚴厲批評胡耀邦的事，紫陽和耀邦交過心。紫陽說，耀邦，你不要太敏感了，這只是一些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看的太重。紫陽還對胡啟立說，我和耀邦都是一條船上的人，同舟共濟。胡啟立把話轉告了耀邦，耀邦很高興，啟立又轉告了紫陽，說耀邦說「同舟共濟」，紫陽也很高興。看來，83年陳雲批評耀邦，鄧力群等人是想利用來倒胡的，但此人肯定不是趙紫陽。
第二件事就是84年的一封信，(紫陽拿出一個影本給我)說，你先看看這個，才聽得明白。這封信是：
小平同志：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同志建議一件，請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國各方面的情況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得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國家立法上去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要在領導制度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領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己走上軌道，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注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百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一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訪歐前夕
並抄送陳雲同志
趙說：這封信完全沒有提及領導班子的問題，提的是領導制度的問題。寫這封信的起因是陳俊生的一個建議，記得當時報上登了。我覺得意見很好，這不僅是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是黨的制度問題。當時，形勢比較好，日常工作我們就可以處理了，希望鄧、陳他們幫助我們解決制度問題，政治局對全會負責，常委要對政治局負責，重大問題應該表決。事實上，經常是這樣的：開會各人說一遍，最後一個人說了算，其實各人意見都不同，最後還是一個人說了算。
意思是強調：全會要管住政治局，政治局管住常委，常委要管住每個人。
信寫給鄧小平，抄呈陳雲。
我問：為什麼不抄送胡耀邦?
趙說：當時完全沒有顧及耀邦，只是顧及陳、鄧，會不會以為嫌他們管事多了，只是想在他們的支持下，使黨的制度走上軌道。
信送上去後，鄧沒有找我，陳找我了。他問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我說了想法，他說：喔，原來是這回事。實際上，鄧、陳都把它看作一般問題，未特別重視。當時就這麼簡單，沒有想到為什麼會傳成那樣。有人說，在生活會上薄一波還宣讀了這封信，沒有那回事。趙紫陽接著說：「1987年1月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講耀邦的優點是民主、寬容、不整人，我們可以合作，弱點是不受約束，喜歡提些新的東西，如果在一定的氣候下，也可能成為很大問題，現在沒有問題，將來變了，環境變了，人也可能變了，可能無法合作。所以是個制度問題，出不出問題，靠制度不靠人。毛澤東、史達林都沒有能避免晚年的問題，講到這裡時，我順便提到我曾經為此給鄧寫過信。可能人們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的話，誤以為是我寫給鄧的那封信的內容了，可能耀邦自己也以為這封信是對他的。」我接話說，可能耀邦到最後都是帶著這個問題走的。
紫陽接著說：「至於領導班子的事，除此以外，沒有寫過任何信。」
可能紫陽發覺到我當時十分關注胡、趙關係的神態，他主動地說：「我和耀邦的關係不錯，當然也不是很好，對經濟改革的決心上，我們完全一致，在經濟工作的具體思路上我們有不同，經過文革，我到北京來，就感覺到經濟工作效率太差，投資很大，實惠很少，生產總值大於高於國民收入，每人生活提高水準人均收入太少，不要追逐高速度，要搞好效益。我是從這個思路去考慮經濟工作的。耀邦很注意速度，鼓吹提前翻番，我們兩個人調子不太一樣。小平也注意速度，小平和耀邦一樣。但是我和耀邦有爭論，鄧大體上多數同意我的意見。鄧發現胡、趙聲音不太一樣，83年3月約耀邦和我到他家裡談了一次，也讓胡月喬參加了，他說採取這種方式談談好，如果開會爭論就會讓人以為團結有了問題。以後經濟工作書記處只管大事，應該由國務院財經小組作為決策者和權威發言人。可以說，83年3月份，在鄧家談話後，我們兩人的問題就算談清楚了。領導集團裡沒有大問題。」
我問：「有一個傳說，說鄧小平說他要下，胡耀邦立即表態『我舉雙手贊成』，而你卻說『哎呀，中國這條大船還要小平來掌舵啊』，有這個事嗎?」趙說：「沒有這樣的事，在耀邦辭職前，鄧從沒有當著我們兩人談他要下的事。鄧和胡要下，讓年青人上，是耀邦告訴我的，我也從來沒有聽見過耀邦說什麼他舉雙手贊成的事。」
「為什麼小平把耀邦拿下來呢?」 趙又把話題轉向耀邦下來的問題，「國外說鄧受了老同志的壓力，最後不得不犧牲胡耀邦。受挑撥肯定有，但不是決定性的，鄧把耀邦拿下的原因，根本點是：一、鄧對耀邦反自由化問題不放心；二、和陸鏗的談話對鄧的刺激很大。」
趙紫陽介紹說：「1984年6、7月間，鄧找啟立談了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對耀邦的問題，耀邦問題，根本問題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些問題上軟弱，這是作為一個總書記的根本弱點。我不直接找他，由你轉達，不然太嚴重了。」
紫陽說：「耀邦沒有重視這些話。你有見解，應該找老爺子說清楚啊!他以為應付一下就行了。這是不行的嘛!鄧講話以後是要看你的行動的。」紫陽繼續說， 1985年7月份，鄧又找喬石、啟立兩個人，傳話給胡耀邦：兩件事，一個是：現在有一個動向，還是自由化的問題，現在國內、外一些人推崇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來反對我們，你們告訴耀邦，正因為這樣，耀邦應該出來多講反自由化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耀邦對陸鏗的講話。小平說，對陸鏗這樣一些攻擊我們的話．耀邦應該有力地反駁，他卻這樣嘻嘻哈哈，太不成樣子。
趙紫陽介紹說，鄧的這兩次傳話，都與反精神污染有關，是重要的背景，鄧對胡不滿，在反精神污染以後，對胡的態度有很大變化。
紫陽說：「鄧83年提出不搞精神污染。當時我們想法子限制這個範圍，經濟戰線不搞，農村不搞，科技戰線不搞，因為不得人心，思想文化領域不久也就搞不下去了。本來，就這樣就完了，問題在胡以後在不同場合說了很多話，給人一種印象，反精神污染搞錯了。他給日本外賓，同上海領導人的談話，都說反精神污染宣傳走了樣，搞了擴大化，這些話當然會傳到鄧那裡。」
趙紫陽特別介紹說：「1984年12月召開作協四大，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祝詞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耀邦還說，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慢慢消失，人事安排組織部不插手，由會議自由選舉，整個會議精神提介寬鬆。在這種氣氛下，在消污中受整的人自然會發泄一下肚子裡的怨氣，對搞清污的人進行了反批評。人事問題上，自由選舉的結果，文化界搞左的，積極清污的人，全部落選。使胡喬木、鄧力群這些人十分難堪，不少老人也有意見，這種情況，鄧小平可能把它看作是由於耀邦的縱容，文化界對清污的一次反撲。」
「1986年北戴河期間，小平已下了決心，小平說：如果說這幾年我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把胡耀鄧這個人看錯了」。「六‥四」以後，鄧改變了說法，「當時沒有看錯，後來卻不行了。」
紫陽說：「六中全會不久，耀邦告訴我，鄧找他談了話，鄧說為了年輕化，十三大鄧不作顧問委員會主任、常委，由耀邦接替，胡不再任總書記。這樣，就可以帶一批老同志下來。耀邦對我說，我的意見你來作(總書記)。我說，我多次對小平同志說過，我們(胡、趙)兩個都是同一個年齡槓槓的，哪有你退下我來接的道理，對意識形態這個東西，我既不懂也毫無興趣，我願意在小平開創的經濟改革這條路子上繼續搞下去，搞出點眉目來，我別的沒有興趣。耀邦說，啟立他們恐怕還不行吧!我說，我有這麼個建議，我們可不可以不設總書記，常委輪流主持會議，做召集人，日常工作各部委自己去辦，我在國務院還可以繼續搞下去。耀邦說你這個意見可以考慮。據我觀察，耀邦沒有感到小平對他的看法有了變化。他和我說這件事時很輕鬆，以為只是年輕化的問題，他沒有感覺鄧的不滿。我感到，北戴河以後，一些老人對耀邦完全不一樣了。鄧的決心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耀邦下來，我沒有站出來說話，也沒有落井下石。紫陽說，我沒有說話，是因為已經沒有用了。耀邦辭職以後，他們要我出來牽頭，我沒有推辭，因為當時我再推辭就虛偽了，更重要的是，我以為由我來接比別人接好。」
紫陽同志講話時，神色凝重，給我的印象是，他很誠懇，對耀邦沒有惡意。紫陽接著說：「在許多問題上，我和耀邦是配合的。」紫陽同志說，反精神污染時，書記處討論中，不少人不贊成鄧力群他們向左引。耀邦同志讓鄭必堅來找我。我說，既然耀邦要搞，我支持作工作。喬木、鄧力群提了一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問題，送陳雲，陳雲批了。我想了一個主意，根據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的說法，用思想體系和現行政策聯繫和區別的辦法處理。後來，我和耀邦兩人給小平寫了一封信，小平說，「既然胡、趙這樣看，照他們辦吧!」看來紫陽對他和耀邦的這種配合是滿意的。
聽完紫陽同志的介紹以後，我覺得，理解胡、趙的關係，最主要的是要看他們在原則問題上是怎樣共同戰鬥的，我還覺得在分析和理解胡、趙關係問題上，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要看在胡耀邦下臺後，趙紫陽是不是發揚他的思路的。紫陽同志說得很對，胡耀邦下臺後，如果不是由他來接替，而是由鄧力群來接替，中國的苦難可就大了。這一點，讀一讀《十二個春秋》會有很大的啟發。
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專門有一章《趙紫陽轉而支持胡耀邦》說，「趙支持胡，而胡也感覺到趙的鼎力相助，因此對付我更加起勁。」(《十二個春秋》下篇第607頁)。這一節的末尾有個長註釋寫道：「1986年9月15日，鄧小平閱胡耀邦、趙紫陽就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作出批示：耀邦、紫陽同志的意見很對。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見中說，同意起草小組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土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因為討論中理解不一致，為核心的說法確實不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我們今天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
這是胡趙聯手對付左的干擾的一次勝利，挫敗了鄧力群、胡喬木「把黨往左拉」(鄧小平語)的圖謀。
耀邦下臺以後，紫陽同志第一次重要講話是5．13講話。
鄧力群說：「趙紫陽發表5．13講話，情況發生逆轉，紫陽說，今後對四項原則的正面教育和對改革開放搞活的宣傳，應該並重，不僅不能偏廢，而且要互相促進。趙紫陽在講話中還批評了一些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觀點，強調對待經濟體制改革要好好宣傳，還應當逐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十二個春秋》下篇 700頁)。
「5．13講話，講來講去，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同等重要。兩個基本點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齒相依的，要全面理解這個基本點之間的關係，首先，必須正確理解這兩個基本點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觀點來看待四項基本原則，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的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強凋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
鄧力群說：「我只是想，這樣一講，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紫陽同志告訴我，他的想法是先把自由化的範圍限制一下，盡量不要傷太多人，然後，慢慢從反右轉為反左。看來，他確實是這樣做的，而且效果很好，難怪鄧力群大叫「反自由化夭折了」。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中歷數紫陽的罪狀，最主要的一，撤銷他的書記處研究室；二，讓他的中央委員、中顧委常委落選。這正是大家拍手稱快的事。在我看來，趙紫陽是順著耀邦的思路走的。他們兩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好夥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傑出領袖。
趙紫陽和「六‥四」
最令人敬佩的是：趙紫陽在「六‥四」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愛護人民，愛護國家，也愛護黨的堅貞不二始終如一的高尚品德和錚錚鐵骨。
「六 ‥四」舉世矚目，全國人民，尤其是北京市民，親眼目睹，永世難忘。「六‥四」究竟是怎樣釀成的?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究竟做了什麼?可以說，他只做了一件事：竭盡全力想阻止流血的發生，為了愛護青年人的生命，為了愛護國家和黨的聲譽，他義無反顧，力爭到底，直到他生命的終結。
1989 年4月23日趙紫陽赴朝鮮訪問，關於這時的形勢，趙在接受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採訪中，有詳細的介紹，趙說：「我去朝鮮訪問前，學潮是向緩和方向、平息方向變化的。學生之所以集會，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張不要干涉學生悼念活動。學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說不好，他們在外面悼念，我們在人大會堂裡面開追悼會。追悼會開完後，耀邦的靈柩送到八寶山了，學生沒有理由再鬧了。我認為，只要我們以後的工作不犯錯誤，事件可以平息。因為我覺得不會出大問題，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鮮了。」
「李鵬送我到火車站，問我有什麼交待沒有。我說，就這麼幾條：一是耀邦追悼會結束了，要恢復正常秩序，要復課；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三是打砸搶燒者例外。李鵬沒有講不同意見。李回去後，他把我的意見向鄧匯報了，鄧說，就照紫陽的意見辦吧。」(《1993年12月16日楊繼繩笫一次訪問趙紫陽》)
在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之前，可以說，北京沒有出現大的問題。從趙離京的第二天起，北京連續出現了：4月24日，北京市委領導人向中央匯報北京情況：4月25日，鄧小平講話，立即傳達；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這個社論激起了學生們的強烈抗議：從愛國學生的愛國行動一下子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這是敵我矛盾啊!學生們強烈要求修改社論的定性，而當時匯報情況的人們則堅決死守社論的定性，認為這是共和國生死的底線，後退我們就垮臺了。
趙紫陽的處境十分困難！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他只能利用各種機會盡力闡明緩和矛盾的期望，竭力想法阻止由矛盾激化走向流血的結局。
趙紫陽4月30日回到北京，5月3日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發表《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的講話。
在講話中，懇切地闡明瞭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性，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全國青年都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他強調指出，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趙紫陽直接面對著大學生，大聲呼喊：「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發展教育和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之心，是和全國人民之心，青年之心連在一起的。讓我們大家互相溝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團結、同舟共濟的氣氛中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吧!」趙紫陽還特地在講話中加上一段：「鄧小平十分關心和愛護青年一代。」讀了這篇講話，只要不是抱有成見的人，都會被他的愛護青年，愛護國家，也包括愛護鄧小平的懇切真誠所感動。
只隔一天，5月4日，在會見亞行的有關人員時，趙紫陽說： 「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有充分的信心。」
趙紫陽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沒有錯，許多學校已開始復課，媒體也開始報導了學校復課的情況。《科技報》還針對趙紫陽的分析發了一篇評論《總書記的樂觀是有根據的》。趙紫陽反覆強調：「學潮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他懇切地說：「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趙紫陽那種在國家危機就要爆發之前所表現出來的心急如焚，溢於言表，十分感人!可是有人卻說趙紫陽的「亞行」講話，讓人聽到了中央有兩種聲音，促進了學潮的升級。所謂「兩種聲音」就是在「堅決鎮壓」的聲音之外，還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聲音，也就是趙紫陽的聲音。人民聽到這種聲音有什麼不好? 請聽一聽人民的反應吧!「如果當年中共高層能聽一聽趙紫陽先生的話，按民主與法制的程式來處理當年那場學潮，我們的親人又何致於慘死在軍隊的坦克和槍彈之下。」(《天安門母親痛悼趙紫陽先生》)這是一群被奪走了唯一的孩子(要記住，我們國家實行計畫生育，一家只有一個孩子)的母親們發自肺腑的撕心裂肺的痛楚之聲，由她們來評判趙紫陽的聲音最有權威性!
在堅持社論定性不能退的情況下，事情越鬧越僵。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布絕食，他們要求的主要條件就是改變社論定性。
5 月16日，常委開會討論社論的定性問題。趙紫陽從社論定性退一步的想法遭到否定，他們的理由是「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趙紫陽 1989年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趙紫陽中南海十年紀事》)
5月17日，在鄧家召開常委會，再次肯定4．26社論的定性，並且作出調軍隊進京的決策。
5 月19日□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趙紫陽說：「希望盡快結束這次絕食。」「你們不能在絕食己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要得到滿意的答覆才停止絕食。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啊，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是憂心如焚。總之，我就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決不會!今天主要是看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有很多事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報紙報導：「說到這裡，趙紫陽向同學們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同學們紛紛請趙紫陽簽名，趙紫陽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當天晚上九時，學宣布停止絕食。
這就是作為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最後一次和群眾在一起的場面。貫穿「六‥四」事件的始終，趙紫陽一直都在勸告學生理智、冷靜、秩序，不要激化矛盾，直到5．19□晨，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們鞠躬，請求他們停止絕食、愛護身體，學生們停止了絕食，這是人們都親眼目睹的鐵的事實。
6月23日至24日，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認為「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撤銷他的總書記等一系列職務。
趙紫陽說：「關於我的問題組織處理進行投票，我沒有舉手。我說『不當總書記我可以舉手，說我分裂黨、支援動亂我不接受。』」(《1995．12．16楊繼繩訪問趙紫陽》)趙紫陽創造了一個中共黨史中所有下臺的總書記唯一不作檢討的記錄。
趙紫陽為什麼不作檢討?他的回答是：「我為什麼下臺不作檢討?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作為總書記，到最後關頭，我贊成軍管，總書記還可以當下去；我反對軍管，就要下臺。鄧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繼續當總書記，對學生採取強硬的方針，還是下臺，我選擇後者。這一點我反覆想過，不贊成和不當總書記是一起考慮的。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1995．12．16楊繼繩訪問趙紫陽》
壯哉紫陽!!他不做檢討原來是為了捍衛「六‥四」這個中華民族不可忘卻的歷史事件的「事實真相」!
趙紫陽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告訴我，「92年南巡講話以後，有人問我：『鄧會不會在經濟改革深入的過程中搞政治改革?』我說：『絕對不會』。」
「小平對西方的政治體系不滿意。」
「小平強調高度集中，他說，蘇聯出兵阿富汗，幾個人一說，就出兵了，美國行麼?誰來拍板?他喜歡講『拍扳』一錘子定音。」
「搞十三大報告時，他專門作了指示：『你那個政治報告，絕對不能有西方三權分立的東西，一點痕跡也不能有。』後來又說，『你們那個報告，有三權分立的影子。』我在記錄上記的是影響，趙又特地把『響』字改成『子』字，說不僅不能有影響，而且不能有一點影子。
「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寸步不讓的，非常固執的。(1995年12月2日晚和孫長江的話)在中國，鄧小平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那麼誰搞呢?有人問趙紫陽：「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
他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我沒有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
「如果我搞，民主政治會緩慢推進的。」(《叩問富強胡同六號》)
這是趙紫陽的真心所想。可惜，形勢已經不給他這個「緩慢推進」的機會了。
中國發生了「六‥四」。「六‥四」迫使他加快了自己的思想改變的進程。就在「六‥四」矛盾激烈衝撞的時間和地點，1989年5月16日下午，趙紫陽在北京會見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
(按：莫斯科新聞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戈巴契夫的回憶錄《生活與改革》。這部書出版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簡譯版」和「全譯版」兩種，「全譯版」也把回憶錄中有關戈氏89年訪問中國的部分統統刪去。這當然不會是譯者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思。他們為什麼這麼害怕戈、趙會談的真相被披露呢?我托友人翻譯了這一章，後來在《紫陽千古》一書中也看到了王鵬令先生的「戈巴契夫談趙紫陽」。可見，思想靠禁令和刪、砍是無濟於事的。)根據戈氏的回憶，趙紫陽很直率地向他提出「當前社會主義運動的確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許多年輕人都在想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究竟哪個優越?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夠表現出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它的吸引力。現在我們必須接受資本主義提出的挑戰，除了走改革之路，我們沒有別的出路，別的武器。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我對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同意的，但是，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夠回答----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所出現的問題，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解釋，那它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就過時了。所以馬克思主義必須根據發展的情況而發展，必須要有新的理論觀點。」
紫陽說：「我們不想搞西方那樣的黨的機制，即各政黨輪流執政，我們的歷史條件不同，實踐也不同，目前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除中國共產黨外，我們還有八個民主黨派，我們和他們進行協商，互相監督，但共產黨起領導作用。」
戈巴契夫說，趙好像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強調說，這個問題，我們應該一起來回答。一黨制能不能保證民主的發揚?在一黨制條件下能不能對負面現象進行有效監督?能不能同黨政機關裡的營私舞弊現象作鬥爭?
戈氏說：「從趙的意見中可以得出，中國領導人準備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屆時在一黨制管理的情況下，人民群眾是可以享受廣泛的民主權利的，而他最後的意見是如果這樣能夠成功，多黨制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提出來，這時他強調必須加強公民協商的權利，把民主和法制很好地協調起來，法制應該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而民主則應該根據法制。」趙紫陽說：「依我看，還有一個司法完全獨立的問題，如果制訂相應的法律，法庭有沒有最終審判權?」
戈巴契夫說：「我想還需要朝這個目標走。」
趙紫陽這樣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連以「新思維」出名的戈巴契夫都感到吃驚。他說：「談話中我甚至想這是什麼意思?只是過了些時候，我才明白，當時他是什麼樣的心情，他內心的看法與價值觀在進行著怎樣的鬥爭。「聰明的戈巴契夫憑著他的政治經驗，似乎已經感覺到他的這位「相知」的處境很不妙了。戈巴契夫說： 「和趙紫陽告別時，我向他表示了謝意，感謝他坦誠的內容豐富的談話，並邀請他訪問蘇聯。我說，我感到有必要繼續我們的談話，但那次跟他會見不僅是第一次，而且看來是最後一次了。」
戈巴契夫的感覺完全正確。那次會見後，中國爆發了「六‥四」，趙紫陽從此脫離了中國的政壇。
趙紫陽全方位地接受了「六‥四」的洗禮：他在黨的會議上正式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被說成「分裂黨」：他強調要平息學潮，應該著眼於大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能解決，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被說成支持動亂，而這一切，歸根到底就是：「社論的定性，是小平的原話，不能動。」於是，「分裂黨」、「支持動亂」云云就拍板定案了，撤去總書記的職務，甚至軟禁終身。人們要問，強加在趙紫陽頭上的這些罪名，黨章、憲法都有明文規定，為什麼可以不顧這一切呢?黨章何在?憲法何在?正義、良心蕩然無存了。一位元老還說：「我們絕對不能退，退就垮臺!無數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似乎他們在代表著先烈們講話。請問，如果先烈們有知，他們會贊成共和國對學生開槍嗎?誰有資格代表先烈們講話?肖克、張愛萍、宋時輪、葉飛、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這七位為建立共和國浴血奮戰一生，戰功赫赫的開國上將最有資格!他們說話了，「決不能發生流血事件」。
面對這個現實，趙紫陽在討論他的組織處理的會議上，莊嚴宣布了他的主張。趙紫陽說：「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在我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問題，能夠解決政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的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趙紫陽 1989年6月1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的發言》)
根據這個道理，趙紫陽強調：現在首先要面對的是：「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趙紫陽很具針對性地說，這些民主和法制的辦法，例如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完善並改造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定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
趙紫陽強調指出，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
趙紫陽特別鄭重地提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他說：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利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別開來，我們不允許打著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也不妨礙發揚民主……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
趙紫陽掏心窩地向世人交待他走過的心路。「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矛盾也會日趨尖銳。」
這個被罷黜的總書記，趙紫陽發自肺腑向他的同事們(或者說曾經是同事)發出忠告：「我們遲早要走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
此時此刻，趙紫陽不僅義正詞嚴有力地駁斥強加在他頭上的所謂「支持動亂」的罪名，而且明確提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這就不僅為自己辯護，也為他的夥伴胡耀邦辯護了，大家都知道，耀邦下臺，最主要的罪名就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紫陽的勇氣令人嘆服!
趙紫陽以他的大勇、大智，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渾渾噩噩的政壇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走民主之路。
有人說，趙紫陽是中國的戈巴契夫。
我說，更確切地講不如說趙紫陽就是中國的趙紫陽。
有人說，「六‥四」毀了趙紫陽。
我說，從歷史的深層次看，不如說「六‥四」造就了趙紫陽。
胡耀邦、趙紫陽永垂不朽
1989年耀邦同志逝世前一個禮拜，我和吳明瑜同志去看望他，耀邦同志說：「如果能有一個公正的結論，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讓歷史去評說吧！」
2004年，紫陽同志也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請人如實轉上去一句話：「我已經被軟禁十幾年了，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寫進歷史的，這對共產黨的影響將是很壞的!」
胡耀邦、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受人愛戴的總書記，他們受到的冤屈，全黨、全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時說過，為了消滅這種冤屈，」 趙紫陽在六‥四期間，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發生，義無反顧、拚死奮爭，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可是，最後呢?他們連希望有一個公正的結論，連避免終身軟禁的起碼要求都沒有人理睬!!就是在這種狀況下，他們最後擔心的，不是個人，而是「共產黨的影響太壞了。」
多麼高潔的情操!
多麼寬闊的胸懷!!
現在，他們都死了，
斯人已矣!
活著的人呢?
胡耀邦、趙紫陽永垂不朽!!!
2006年3月
——原載《動向》200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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