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並不是說當時的「造反派」就都是好人或者受了矇騙的好人。事實上，他們當中很多人，包括紅衛兵，都是喝了共產黨的狼奶長大的。共產黨的狼奶中最具有毒素的，是煽動政治野心，鼓勵用暴力和鬥爭滿足個人的政治慾望，用非常規的手段獲取名利。這是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熱衷於不停地造反和內鬥的根源。當共產黨改朝換代，需要給自己一個所謂「安定團結」的局面後，這些造反派便不但被一腳踢開，而且成了替罪羊。
中共的「造反派」當時不但在中國造反，而且造到了國外，甚至影響了中共和友好國家的關係。今天我們要說的是中共造反派在坦尚尼亞的活動。
坦尚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文革早期，中共的外交活動受到衝擊，大使都回國參加運動，接受批判，外交陷於癱瘓和停頓狀態，但中共和坦尚尼亞的關係卻保持了正常。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數次訪問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對坦尚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所以雖然自己經濟在文革中幾乎停頓，但對坦尚尼亞是有求必應。當時中共對坦尚尼亞有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
坦桑友誼紡織廠是中共在60年代早期就開始的項目，到文革開始時差不多已經完工。當時中共在那裡有130多名專家，其中負責紡織技術的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發源地，上海的紡織系統又是由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所控制，因此紡織組裡很有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紡織組的英語翻譯是文革初期從國內派來的，此人原來是上海紡織系統造反派的頭頭，覺得在國內造反得還不夠，要到海外來造反，所謂「開闢第二戰場」，為自己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他一到坦尚尼亞，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共的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說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都是走資派，要打倒，紡織組的頭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所以他要造反，要奪權。中共外交官被整得走投無路，連連向國內請示，以駐外機構情況特殊為由，要求授予權力，制止這種造反。但中共外交部也正在被造反派弄得焦頭爛額，回答說要正確對待群眾，多做工作，反對壓制這些造反派。
不但如此，這些造反派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們的影響擴展到坦尚尼亞工人中去。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在坦尚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佈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尚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但中共在紡織專家組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尚尼亞「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到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開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動，直接要求他們不要聽自己政府的話，起來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尚尼亞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緊張。當時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正在推行他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不但在國際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響的議論，而且在國內也面臨很多人的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尚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煽動一些政治野心膨脹的人製造動亂，從而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在60年代，中共的國際影響已經造成了一些親共政權被軍事政變所推翻的後果。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例證。在這兩次政變中，軍人的藉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政變的後果是中共在這些國家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對中共也是沈重打擊。
當時連尼雷爾本人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共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中共的意圖表示疑慮，這當然和他對自己政治處境的擔憂是分不開的，一時中共和坦尚尼亞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駐坦外交官向國內一再緊急請示，陳述厲害關係。
其實在此之前，中共外交部鑒於文革造反派衝擊外事工作的情況，曾經於1967年2月發出過一個文件，明確規定大使館和一切駐外機構不得成立造反組織，不許奪權，不許由造反派監督當權派，已經成立的造反組織一律改為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但這個文件是由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制定的，造反派們並不賣帳，外交部領導害怕造反派的氣焰，也不敢認真執行。
然而到了1968年初，坦尚尼亞的中共造反派的活動已經超出了宣傳的範圍，直接進行政治串連和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考慮到中共在非洲大陸的影響和前途，中共外交部門不得不把以那個從上海紡織系統來的英文翻譯為首的五名造反派頭頭調回國。但為了不給國內的造反派以壓制革命群眾的口實，同時也把反對這些造反派的紡織組組長等人一同調回國。回國後，這批造反派在上海被當作在國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和發動文革的英雄，受到了盛大歡迎。造反派還說他們受到了外交部門走資派的迫害，要和外交部算賬。
當時尼雷爾總統對中共文革在坦尚尼亞的影響的憂慮有兩個方面。一是害怕文革被反對派利用，對他的政權造成政治衝擊，二是怕文革給中國經濟帶來更大的破壞，影響中共對坦的經濟援助。於是他在1968年7月第二次訪問中國，特意要瞭解文革的情況，和中共方面談他的憂慮。為了穩住在非洲的這個主要盟友，毛澤東在和尼雷爾會面時痛斥了由上海派到坦尚尼亞的那些造反派，說今後再有這樣的人，中共決不姑息，發現一個撤回一個。周恩來在和尼雷爾會談時也表示「文革」浪潮一定不會衝擊到坦尚尼亞，中共絕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由於有了毛澤東的聖旨，中共外交部門造反派的氣焰才收斂了一些。那個企圖在坦尚尼亞幵辟第二個造反戰場的英文翻譯，在毛澤東直接點名後被下放勞動改造，落得和被他打倒的走資派一樣的下場。
本來，在中共文革的影響下，坦尚尼亞青年團曾經想仿照中共大量印製毛澤東像章的做法，要中國為他們制做尼雷爾像章，還想在中共援建的友誼紡織廠試點，組建和紅衛兵相稱的綠衛兵。但經過中共造反派的一番折騰，坦尚尼亞人對文革的真相有所瞭解，對「造反派」十分頭痛，於是這些照般中共的計畫都流產了。
當時中共文革對坦尚尼亞的影響還表現在為坦尚尼亞培養的留學生和其他人員上，坦尚尼亞雜技團就是一個事例。文革期間除了樣板戲，雜技是另一個被允許上舞臺的節目。因為樣板戲畢竟太政治化，雜技在很多場合就成了中共對外文化交流的工具。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1965年首次訪華時，在劉少奇陪同下觀看了中國雜技，非常欣賞。劉當即表示可以幫助坦尚尼亞培養演員。尼雷爾回國後就選派了32名青年來華培訓。尼雷爾1968年第二次訪華時劉少奇已倒臺。周恩來陪同他去武漢視察坦尚尼亞在華培訓人員，他看得很滿意。
1968年7月，坦尚尼亞雜技團學成歸國，行前郭沫若還接見並觀看演出，覺得學得很到家。回國後一段時間內雜技團表現還不錯，但很快，中共文革的影響就表現出來了。這些團員之間鬧派性，動不動就向領導造反，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爭名奪利。連中共外交官也說這是受了中國文革時「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氾濫」 的影響。結果是雜技團被派性分化，內部鬧得不可幵交，演員們無法再合作和表演，只好解散。一個在技術上很成功的文化交流項目就這樣被文革的影響糟蹋掉了。
今天回顧這些歷史，人們可以看到，「文革」不但對中國人的精神和道德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甚至也影響到了遠隔千山萬水的非洲大陸。中共政治文化的破壞性和腐蝕性與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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