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相王旦：寬厚謹慎為政廉潔

發表：2006-07-27 23:30

王旦（957—1017），宋大名莘縣（今屬山東）人，字子明。其父王佑為太祖、太宗時名臣，有很高的威望。王旦幼時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好學上進，善著文辭，深得其父器重。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後回京師為著作佐郎，預編《文苑精華·詩類》。淳化二年（991）累遷知制誥。歷任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理檢院等。真宗即位後，擢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咸平三年(1000)同知樞密院事，逾年，為參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監修兩朝國史。天禧元年(1017）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澶淵之盟以後，「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北宋與周邊的關係緩和下來，長期對外征戰的局面已經結束，這樣為經濟的恢復發展帶來了極好的機會。而天下太平，上意浸滿，王欽若、丁謂等慫恿皇上，大興神仙土木禱祠之事。王旦提出「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從而規勸皇帝，控制其過度偏離正常的統治軌道。目的是要減輕人民的負擔，維持社會的穩定，鞏固北宋王朝，建立起長期統治的局面。身為宰相的王旦，在執行這一大政方針時，身體力行，克盡職守，贏得了真宗的信賴。「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

　　王旦任宰相11年，為政清廉，處事謹慎，善斷大事，為人寬厚，以德服人，顧全大局，備受當時人們尊敬和讚譽。其德操修養與人格魅力仍令今人嘆服。其為政之道及廉潔自律，忠心為國、公而無私的品質仍值得我們今天的官員學習和借鑒。

一、寬宏大度　賢明曠達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其量，以少量墨投其羹中，只是不食而已，家人問為何不食羹，說：「我偶不喜肉。」一日又把墨水投入其飯中，王旦看了看說：「我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寇准為樞密使時，王旦為宰相，中書省有事需要與樞密院溝通，所擬的文書違犯了詔令格式，寇准立即把這事報告了皇帝，真宗大為動火，對王旦說：「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王旦趕緊拜謝說：「此實臣等過也！」中書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處罰。不過一個月，樞密院有事需要傳達給中書省，其文書也不符合詔令規格，中書省的官員發現後，以為有了報復的機會，就非常得意的將文書呈送給王旦，王旦看後卻下令退還給樞密院。樞密院的官員把這件事告訴寇准後，寇准非常慚愧。後來寇准對王旦說：「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每當王旦拜見皇帝時，都要稱讚寇准的才華，而寇准卻經常在皇帝面前議論王旦的短處。一次，真宗對王旦說：「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准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認為王旦賢明寬厚。

　　寇準得知將被罷去樞密使職務後，便託人到王旦傢俬下請求出任使相，王旦聽後非常吃驚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後真宗問王旦：「准當何官？」王旦說：「寇准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詔令後前去拜見皇帝，哭訴道：「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訴他是王旦推薦的，寇准即羞愧又感嘆，逢人便說：「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也。」

　　王旦涖任大名府，代替陳堯咨，不改變其政策。府署毀壞的，依照原來的樣子重新修復，器物損毀的補足原數。原先的政令有不方便執行的「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後來陳堯咨又回到大名，看到這些嘆息道：「王宜為宰相，我之量不及也。」大概因為王旦原先與陳堯咨有矛盾，認為王旦會一反陳堯咨的做法，揭露其弊政。

　　當時也有人誹謗王旦，但他往往不去理會，遇到有人出現了過失，甚至激怒了皇帝，只要王旦能夠幫助辯解，就盡力予以辯解，直到皇帝不怪罪為止。真宗曾作喜雨詩，拿給二府看，王旦拿回來對王欽若說，皇上有一字寫錯，是否予以改正，王欽若說沒有什麼妨礙，而自己秘密稟告真宗。真宗非常生氣，對王旦說：「昨日有詩誤字，何不來奏？」王旦說：「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恐拜謝，各位大臣也都跟著拜謝，唯有樞密馬知節不拜，把事情經過詳細上奏皇帝。且說：「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也。」[1]由此可見其胸懷大度的氣魄，寬以待人的品德。

二、處事謹慎　深謀遠慮

　　王旦作為一個政治家，處處表現出其執政才能與處事智慧，「其為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王旦平時謹言慎行，善斷大事，考慮問題周密。1004年冬，契丹入侵，參知政事王旦隨真宗親征至澶淵。其後因雍王元份遇暴得疾，真宗雖命王旦權東京留守事。當日王旦就起身馳還京師，到汴京後，直入禁中，並下令不得走漏消息。當真宗車駕從澶淵歸來時，王旦家人還以為王旦也一同回來，就到郊外去迎接，出其所料王旦率領人馬正從身後趕來迎接皇帝，家人大為吃驚，這才知道王旦早已回來。在國事緊急之時，即冷靜又謹慎，就連家人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可見其謀略之深。

　　在外事處理上，王旦有大家風度，而且不失民族氣節，慮事長遠周密。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契丹奏請宋朝在歲給之數外，另借錢幣，王旦說：「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依此探明朝廷意耳。」真宗問如何處理，王旦答：「止當以微物輕之也。」於是在三十萬之外，另借三萬，並通報契丹在明年額內扣除，契丹得到錢幣後非常慚愧。次年王旦吩咐有司仍按原數撥給契丹，今後永不為例。王旦如此巧妙地處理，即使契丹無內侵的理由，又顯示了宋經濟的強大，在東封臨近之際，使契丹無隙可乘。大中祥符三年（1010），西夏趙德明時，言稱百姓飢苦，向宋求糧百萬斛。大臣以為夏違背了盟約，應予譴責，王旦則要求有司準備百萬斛粟米於京師，下詔讓德明來取，德明得詔後很感不安，說：「朝廷有人。」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密院任職由於在皇帝面前奏事爭吵起來，王旦被召入宮時，王欽若仍大吵不止，馬知節亦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使府。」真宗大怒要以「忿爭無理」罪，把他們交付刑獄。王旦勸諫道：「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理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並建議陛下有含容之意。一個月後，王欽若才被罷免。在這件事的處理上，王旦既維護了皇帝的威嚴，又顯示了皇帝寬容大度的胸懷。

　　張耆任馬軍都帥，領旨選兵，下令太過嚴苛，士兵恐懼，欲發生兵變。有人秘密上報朝廷，皇上詔二府商議此事。認為治張耆罪，今後帥臣無法治御部下，如果逮捕士兵，則引起士兵驚擾，更不可以。王旦提出擢任張耆為樞密副使，使解除兵權，謀變士兵自然安定。乃以張耆為樞密副使，謀亂者果定。真宗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王旦出任兗州景靈宮朝修史時，有人藉機要拜見他。王旦都是在隨從人員到齊後，穿戴整齊，在公堂上與之相見，處理完事情後立刻退堂。內臣周懷政曾一同前往，因事遭處罰後，才知道王旦處事謹慎，有遠見。內侍劉承規以忠厚謹慎深得皇帝寵幸，在病重臨死前還請求皇帝封其為節度使，真宗很同情他，王旦卻執意不可說「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此事遂擱置下來。此後宦官任職沒有超過留後的。宋代沒有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與此有直接關係。

三、推賢進士知人善任

　　王旦身為宰相，權重位尊，賓客滿堂。他善於觀察和瞭解經常與一些素知名者交談，徵詢其意見，察訪各地得失，從中掌握每個人對時局的看法，有時還讓這些人就某一問題或意見寫文字材料作進一步的考核和瞭解。根據每個人的能力所長，每有差除，就是先把擬定好的三、四人的候選名單密報給皇帝，讓皇帝從中挑選。候選之人「爭有所用，惟旦所用」。

　　王旦任人唯賢，寬宏大量，尊重人才，不以權謀私，而以江山社稷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推薦人才，不求全責備。寇准性情剛正秉直，多與同事不和，王旦也曾受其指責，就連真宗也不滿意寇准。但當王旦病重，真宗詢問王旦：「誰可代卿者？」王旦堅定地說：「以臣之愚，莫若寇准。」王旦看重寇准剛正不阿，襟懷坦蕩及治國才能。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秦州曹瑋改任秦州都部署，朝廷需派人知秦州當時王旦就推薦了李及。有人說李及沒有治理邊疆的才幹，王旦認為李及厚重，能謹守曹瑋制定的規章，不致破壞曹瑋已建立起來的安定和諧的局面。誠如其然，李及治理邊境業績裴然，聲譽達於京師。人們這才佩服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能知人之賢，亦能察人之姦，在相位，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真宗欲以王欽若為相，王旦聲稱「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真宗遂止。旦死後，王欽若被用為宰相，然其姦邪害政立現。王欽若對人說：「為王公遲我十年做宰相。」王旦曾與楊億品評人物，楊億問丁謂以後會怎樣。王旦說：「才則才矣，語道則末。他日在相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爾。」後丁謂為相，貶斥忠臣，而終因過被黜。

　　王旦反對個人私請求宦，寇准私求使相也被拒絕。諫議大夫張師德兩次到王旦府前求見，都不得而入。張師德懷疑有人詆毀自己，托向敏中向王旦說明。王旦說張師德是名家子弟，有士人的品行，又狀元及第，應安心地在家等待，自然會有官職，如果私自奔走求官，就會失去做官的途徑。向敏中堅持說，如有官闕，希望不要遺漏了他。王旦說：「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這種做法雖然有失偏頗，卻杜絕了官場中跑官求情的不正之風。

　　王旦舉薦人才時，從來不宣揚自己。王旦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才可用，將要受用，一定要嚴辭拒絕。繼而被錄用，或因人才不足而未被受用，一定和顏悅色地對待。子弟問其原因，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將作監丞李行簡品行賢德，因事家居，後被遷為太子中允。使者前往通報時不知其家，真宗告訴使者去中樞府問王旦，人們這才知道李行簡時王旦推薦的。王旦死後，史官撰修《真宗實錄》時，從內宮中收集到許多奏章，方知朝士中許多人都是王旦推薦的。王旦以大局為重，廣泛交往，細心觀察，平等待人，得其所長，選賢任能，氣魄非凡，品德可靠。

四、忠心為國公而無私

　　王旦選舉人才不市私恩，使恩歸於上，平生舉人無數，大多官至顯位。寇准為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以致於「面折廷爭」，觸怒龍顏，亦常惹同僚不悅。而王旦知准之才，一再保薦寇准，屢次在皇帝面前稱讚寇准的才能，而寇准對王旦的舉薦似乎不領情，王旦每有缺失必告於帝。身為宰相的王旦沒有因寇准的「以怨報德」而惱羞成怒，而看重寇准的率直敢諫和一心治國的能力，一再為寇准開脫。寇准出知永興軍，過生日時，建造假山大棚，大擺宴席，衣被服用也奢華僭上，有人就奏報了朝廷。問王旦：「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王旦回答說：「寇准許大年紀，當騃耳，可札於寇准知。」真宗怒意遂消。沒有王旦在皇帝面前為其辯解，寇准就有獲罪的可能。王旦不計較個人恩怨，為忠義之士的一時過失極力辯解，從國家利益出發保護人才。後由於王旦的舉薦，寇准再次被任為宰相，為國盡忠。

　　王旦為宰相，陳彭年和王曾為參知政事，見一些奏折不經皇帝閱覽，王旦就給予批示，一同對王旦說：「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王旦謙遜地拜謝不已。一日，王旦走後，王曾將此事上奏真宗。真宗說：「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朕喻之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王曾回來後謝罪於旦，王旦說剛剛聽到你們的教誨，怎麼可能自己說已經得到皇帝的旨意，以後更賴你們規諫。面對別人的誤解毫不介意。王旦朝罷歸家，不去冠帶，在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安，不知為何，沒有敢去見他的。後王旦弟去問趙安仁，趙安仁說，朝廷議事，王旦不欲實行，而此事還未決斷，一定是擔憂朝廷了。王旦忠心為國，回家亦憂朝廷。

五、嚴於律己家風儉樸

　　王旦雖貴為宰相10多年，但一直對自己嚴格要求，生活儉樸。他所居宅第極其簡陋，皇帝多次要求為他修治，他都以「先人舊廬」為由加以拒絕。每有賜予，他都感嘆說：「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晚年因病告退，真宗秘賜黃金50兩，辭曰：「已恨多藏，況無用處。」最終拒絕不收。其家被服質樸素淡，就連家人想用繒錦鋪飾氈席他都不允許。家人中有服飾稍奢者，他閉目不視。一次，有人來家貨賣玉帶，家中子弟以為很好，便將玉帶拿來呈送王旦，王旦雖讓家人繫在身上，問道：「還見佳否？」家人回答說繫在身上自己怎麼看得見？王旦說：「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立刻令其退還。王旦生平不置田宅產業，告誡子孫不要依靠祖輩留下的家產過日子，要自立。僅僅為了錢財而爭就是不義，要注意道德修養。

　　王旦一生從沒有為子弟謀求過一官半職。他哥哥的兒子王睦，曾來信要求舉進士，王旦勸他不要與寒士相爭。王旦女婿蘇耆在科舉考試中，被阻格在諸科之外，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向皇帝稟報了這件事，真宗問王旦，王旦立而不答。後來蘇耆說：「願且修學。」事後陳堯叟對王旦說：「公一言，則耆及第矣。」王旦笑著說，皇帝親自主試，以示至公，我身為宰相，在皇帝面前舉薦自己的親屬，不是失禮嗎？等蘇耆獻上所作的文章後，被召在學士院應試，才得以進士及第。王旦大女婿韓億，也曾獻上所作文章，皇帝極想召見測試他，王旦卻極力推辭。按例韓億應當去守邊疆，皇帝特意召見後改太常博士，知洋州。王旦對女兒說：「韓朗如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違適，則其為損不細矣。」至王旦死，其子王素仍不能為官。可見王旦對其子女的要求也是嚴格的。

　　王旦奉事寡嫂有禮，與弟王旭友善，對待婚姻不求門閥。飲食精潔而不求奢華。他告誡子弟說：「我家威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之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王旦死後，仁宗在其墓碑上題字為「全德元老之碑」。

六、不掩己過昭示後人

　　澶淵之盟後，寇准自以為功高，逐漸驕傲起來，真宗也頗為自豪。王欽若怨恨寇准，就乘機對真宗說：「此春秋城下之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因此常不樂，問何以滌恥，王欽若心知真宗不願打仗，便故意建議朝廷派兵攻取幽燕，以此雪恥。真宗不同意此舉，王欽若乘機建議封禪泰山。在此之前，殿中丞侍御史，上言請封禪，而王旦等以「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為由予以駁斥。這次真宗被勸說動心，而怕王旦不同意。王欽若對王旦說這是聖上旨意，真宗又設宴招待王旦，並且賜之以珠。王旦知真宗態度堅決，由此對天書、封禪之事不再持有異議。王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奉天書以行，常憂鬱不樂。

　　咸平初，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當時西北用兵，王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遊無事哉。」而李沆曾說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東封西祀，大營宮觀，見王欽若、丁謂的所作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而嘆李沆為「聖相」。對子孫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之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有人以王旦為相，此事不能力爭而輕視他，認為他為人類馮道，有宰相器，但不能以正自終。然天書、封禪之事非王旦所能阻擋，王旦本不同意封禪，但真宗態度堅決。王旦知封禪之事已不可挽回，只能在封禪過程中採取限制措施，盡量控制其規模；限制「五鬼」的權力，使其不致作亂天下。向使其中沒有王旦，「五鬼」得以逞其志，則天下形勢亦不知為何。此後王旦為此事而愧疚，常常悶悶不樂。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沒有為自己的過失加以粉飾，而昭示於人，為後世官員所鑒戒，其胸懷之坦蕩亦令人佩服。

　　王旦為相時，宋朝已存在了40年，社會經濟已有了很大程度地發展，各項典章制度已基本確立，又值契丹講和，西夏納款，戰爭狀態已結束。自古有「創業難，守業更難」，趙氏王朝能否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又一個短命王朝，是擺在當政者面前的首要問題。王旦為相，順應歷史趨勢，提出守「祖宗之法，務行故事」，幫助真宗基本完成了由創業到守成的轉變，奠定了宋朝三百年基業的基礎，維護了當時的政治局面。

　　王旦為政廉潔自律，忠心為國，公而無私，深得真宗信任，亦為同僚所折服，故能平衡各方面的關係，得以實現其政治才華。為相期間，知人善任，推用賢才，竭力為朝廷選拔大批人才，天下稱為「賢相」。其為人寬容大度，謙虛謹慎，官高而不倨傲，真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對寇准這樣有治國之才、直言敢諫、不拘小節的人予以寬容忍讓；對王欽若、丁謂等才有餘而德不足的人，在任用時加以限制；對與自己有過節的人寬容對待，而不是伺機報復。因此王旦不僅能得到正直官員的認可，而原與之有矛盾的官員也佩服其寬宏大度，故在官僚隊伍中能形成了一種和諧局面，共同協助真宗治理天下。其所作所為不僅為當世統治者認可，亦謂後世統治者所推崇。仁宗初年，章獻太后輔政要宰臣以王旦為「師範」，一些參政大臣也認為「王公德業，豈他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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