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大陸報刊和出版物中，儲安平這個名字在被遣忘近四十年後熱了起來。儲安平的文集、有關儲安平的回憶錄和研究作品等，出了不少書。
儲安平是一九五七年最著名的幾個大右派之一，他批評中共「黨天下」在當時被視為最反動的典型右派言論而傳遍天下。文革後全部右派平反，只五個右派不摘帽子不予改正。這五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儲安平位列其中。
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儲安平被舊名重提，不只因為他是大右派，因為對他的研究遠遠超出了比他名氣更大的羅隆基、章伯鈞。更重要的原因是儲安平是中國近世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而他在「新中國」的悲慘遭遇又很有典型意義。儲安平的一生折射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他們的理想追求，他們身處現實的險惡和坎坷，他們為理想付出的血和淚。在儲安平個案中傳達出太多耐人尋味的訊息，令人感概也令人深思。
一般讀者對儲安平在文革時的神秘失蹤生死不明有無窮興味，也對當前的儲安平熱有推波助瀾之作用。
儲安平，江蘇宜安人，一九○九年生，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後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開始撰寫時評，顯示出對國事的熱情關注。一九三六年赴英入倫敦大學，留學期間深受英國議會民主政制影響，返國後成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鼓吹言論自由，主張中國知識份子參與議政論政，以言論去影響執政者的政策，並於一九四六年創辦了知識份子議政雜誌《觀察》。當時為《觀察》撰文者，如胡適、卞之琳、王芸生、宗白華、季羨林、馬寅初、梁實秋、張東蓀、馮有蘭、費孝通、傅斯年、傅雷、蕭干、錢歌川等，全是中國一批名重一時影響力很大的知識份子。刊物立場以獨立客觀超黨派著稱，發行全國。當時廣州，武漢、昆明、重慶、西安、北平和臺灣均有航空版。《觀察》每週六出版發行之日上海報攤要排長隊，發行量最高峰達十萬五千份，實際讀者約百萬人以上，是當時中國第三勢力（即自由主義者）的重要論壇，為倡言民主自由影響力甚巨的言論陣地。
批評中共「黨天下」一鳴驚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觀察》評論時局被國民黨政府指責反蔣親共而下令查封，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後復刊，改名《新觀察》，但已與儲安平無關，主編人員是共產黨員。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儲安平任當時尚為民主黨派的報紙《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及民盟中央委員。儲安平在鳴放中賈禍是他在中共統戰部一篇發言《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竟見就是他那著名的「黨天下」之論。他批評共產黨建政後，把國家當作共產黨所有，全國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黨員做頭，事無鉅細都要黨員點頭算數，成為共產黨一家天下。這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並稱為右派的三大理論。儲安平遭沒頂之災也就勢所必然了。
現大陸有關儲安平及《觀察》一批主要作者則是中國第二代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觀察》的誕生可視為這代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社會一個巨變時刻為使中國能走向憲政民主之路而作的一次最大努力。雖然他們無黨無派，無政治軍事實力，但秉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和責任感，在野論政，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進行了暢所欲言的自由評說，表達了知識份子在事業之外對社會的關心，開啟了現代意義知識份子傳統。
對共產黨極權本質認識最深刻
謝泳認為儲安平在這個自由知識份子群中更成熟，在國共對峙中，他雖然不滿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但並未被共產黨反專制獨裁的欺騙性宣傳所迷惑，對共產黨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儲安平在一九四七年《觀察》上發表的文章《中國的政局》寫道：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是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打字員：今天急欲去中國發財者，急著為中共舔痔者，不妨記著儲安平當年說過的話。在香港那批對著中共醜態百出的傀儡們，也不妨等著見證，中共很快就會對香港行過橋抽板，這只是遲早的問題，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那些以為中共在進了ＷＴＯ後會遵守條約的人，不妨看一下中共在核武器擴散上的前科。）
在共產黨尚是戴著假面具的新生力量的時期，儲安平對共產黨的極權本質能有如此精闢深刻的認識，簡直是非常了不起，而事後的發展也果然如其所料。謝泳書中未引用此段話顯然是囿於國內的言論尺度。
對共產黨有如此深刻認識的儲安平最後投向中共的新政權，謝泳認為是出於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強烈的民族感情，希望中國富強，其當時的心情也是複雜的。謝泳指出：「然而他們很快就失望了……他們在國民黨時期享受過的自由辦報、自由辦出版社、自由地批評政府的權利，雖然不斷遭到粗暴的干涉、查封，但畢竟沒有完全把言論自由的渠道堵塞，但一九四九年以後，這一切都消失了」。而接著是肅反、批俞平伯、批胡風、批胡適，要「舊知識份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堅持的「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獨立」被共產黨踐踏得慘不忍睹。
最近大陸發表的不少資料證實，在反右之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心靈早已被大大小小的思想過關運動蹂□得遍體鱗傷，甚至一些當紅的左翼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曹禺內心也非常痛苦，甚至恐懼。《讀書》九八年第六期一篇文章透露，「茅盾解放後在創作上苦惱，在文化部長拉上憂心重重，一直是從周恩來到文化部、作協負責人都深感辣手的難題，幾次解決都未能解決」。茅盾多次有辭職的念頭，但他不敢向國務院文化系統負責人提出。到鳴放期間，茅盾發出了「有職無權」的感概。現在反思這段歷史時，大陸文化界有這樣一句話「魯迅若不他日死，天安門前等殺頭」。
實際上儲安平基於他對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在四九年後也已不復當年之勇。他後來檢查交待中說，解放以後，他已很少公開發表講話，鳴放展開後也很少講話。
顯然他是知道在知識份子已完全被剝奪言論自由的「解放後」，講當權者不愛聽的話可能會付出慘重代價，他的內心也有恐懼的陰影。但為甚幺最後在中央統戰部要儲安平在鳴放座談會講話，他不但講了，而且講得很尖銳（謝泳認為，在五七年右派言論中，以儲的言論最清、最深刻最能看出問題根本之所在）？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一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言論自由的信念，以及畢竟是書生的儲安平對中共背信棄義的無恥估計不足，以致事後儲安平沉痛地說，「不曉得知無不言本身還有個界線，如果曉得的話，就不說了。」
大鳴大放使一大批骨□之士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箭落馬，其中不少是《觀察》的作者，他們最後的結局絕大多數都很悲慘。這一思想剿殺運動不但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而且從五四以來開始在中國萌芽孕育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也因此嘎然而斷，以致經歷文革之浩劫開始反思的一代年輕人竟然是在黑暗中重頭開始摸索，在馬列書藉中斷章摘句尋求答案，當他們好不容易接近自由主義思想的ＡＢＣ時，殊不知他們的前人曾經走得比他們遠得多，對西方憲政民主的認識早已達到很高水準，而且前輩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本身的民主、自由素養也遠比後來者深厚。這是中國一代自由主義者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儲安平後來的遭遇很慘，他妻子與他離婚，子女與他劃清界限，他曾下放長城放羊，回北京孑然一人，孤苦伶仃，最後落得生死不明。
儲安平文革中被打死之謎
一九六六年八月，即老舍不堪凌辱跳了太平湖的「紅八月」恐怖中，大右派儲安平被紅衛兵多次抄家毒打批鬥。傳記作家葉永烈說，有一天紅衛兵又上門來要批鬥他時，儲安平越牆逃走，逃到同為右派的摯手李汝蒼家，留了張便條「汝蒼，我走了！安平」，便從此人間蒸發，失去蹤跡。中共當局在文革期間和之後多次組織調查，但查不出結果。此事連當時中共特務頭子康生也感到奇怪，一九六九年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幺回事？」
對儲安平的生死不明，文革後有許多傳聞和猜測，戴晴說她在北京投河自殺。徐鑄成（前《文匯報》總總輯，五七年打成右派）說他由北京躑躅到天津塘沽港，蹈海而死。但也有人相信儲安平仍在人間，有人說他逃亡到了蘇聯，也有人說他在江蘇出了家，甚至兩年前北京一位記者還言之鑿鑿地對我說，某人某日在街頭突遇一貌極似儲安平的男子，即趨前打招呼說，「你不就是儲老嗎？」那男子擺手否認隨即閃入人群中消失。
在毛澤東時代鐵腕專制鋪天蓋地，儲安平一介文弱書生，且年過半百怎幺可能逃亡到千里迢迢外的域或穩姓埋名偷生數十年呢？說他仍在人世的傳聞不過是寄託了人們對這位因言賈禍的正直書生的無限同情而已。最近有關他的生死之謎又有了新的說法。最近湖南《書屋》雜誌發表余開偉撰寫的文章，引述新的資料推測儲安平是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證據來自儲安平一位相當親密的女朋友「四妹」。余說，儲安平在窮困潦倒中認識在街道小工廠任會計的四妹，兩人同病相憐產生愛情，但迫於嚴峻的社會環境和輿論壓力，兩人只能暗中來往。文革爆發後，四妹有次鼓起勇氣去探看儲安平，「看到儲安平被一夥不明身份和單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殘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從此就沒有回來。次日，四妹再到儲安平住處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狠藉，從此儲安平被宣布『失蹤』……」（打字員：共產黨人製造罪惡後毀屍滅跡，嫁禍他人的本領，在人類歷史可稱空前……我不信今天的中共政權會得善終。）
全開偉認為，其實儲安平生死之謎不難解開，主要是有人為障礙。他指出當年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鄧加榮在《尋找儲安平》一文中曾有這樣一句話「筆者奉命去找，處處碰壁。」「處處並壁」令人尋味。
儲安平是為思想自由殉難。《廣州日報》的《週末文化生活》在推介新出版的《追尋儲安平》一書中寫道，「一個一生都試圖以言論參與政治的知識份子，但終又以言論碰觸在政治的暗礁上。我們在對儲安平的人生遭遇肅然起敬時，也不能不生出悲涼之感。」
（打字員：讀完儲安平的遭遇，覺得中國文人對統治者的逆來順受助長了統治者的囂張，就像今天有許多中國人仍在對朱鎔基的過份阿諛、充滿期望一樣，也是造成此種悲劇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國文人中有人在作了賤民後，在出逃後能有和統治者作拚死抗爭的勇氣，中國文人的脊樑不至於如今天這種鬆軟。至今見到唯一有勇氣與骨氣、公開與共產黨對著干的，只有今在美國的倪匡一人。不過天道好還，今天在中國大陸的新一代賤民們，他們是新中國紅朝中產生的真正無產階級；這些人不會再像過去的黨國賤民那樣逆來順受，以牙還牙將是他們的行事方式。而中共的苦惱與報應，現在只是剛剛開始。）
来源: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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