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大陆报刊和出版物中，储安平这个名字在被遣忘近四十年后热了起来。储安平的文集、有关储安平的回忆录和研究作品等，出了不少书。
储安平是一九五七年最著名的几个大右派之一，他批评中共「党天下」在当时被视为最反动的典型右派言论而传遍天下。文革后全部右派平反，只五个右派不摘帽子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储安平位列其中。
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储安平被旧名重提，不只因为他是大右派，因为对他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比他名气更大的罗隆基、章伯钧。更重要的原因是储安平是中国近世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而他在「新中国」的悲惨遭遇又很有典型意义。储安平的一生折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悲剧命运，他们的理想追求，他们身处现实的险恶和坎坷，他们为理想付出的血和泪。在储安平个案中传达出太多耐人寻味的讯息，令人感概也令人深思。
一般读者对储安平在文革时的神秘失踪生死不明有无穷兴味，也对当前的储安平热有推波助澜之作用。
储安平，江苏宜安人，一九○九年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开始撰写时评，显示出对国事的热情关注。一九三六年赴英入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深受英国议会民主政制影响，返国后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鼓吹言论自由，主张中国知识份子参与议政论政，以言论去影响执政者的政策，并于一九四六年创办了知识份子议政杂志《观察》。当时为《观察》撰文者，如胡适、卞之琳、王芸生、宗白华、季羡林、马寅初、梁实秋、张东荪、冯有兰、费孝通、傅斯年、傅雷、萧干、钱歌川等，全是中国一批名重一时影响力很大的知识份子。刊物立场以独立客观超党派着称，发行全国。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和台湾均有航空版。《观察》每周六出版发行之日上海报摊要排长队，发行量最高峰达十万五千份，实际读者约百万人以上，是当时中国第三势力（即自由主义者）的重要论坛，为倡言民主自由影响力甚巨的言论阵地。
批评中共「党天下」一鸣惊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观察》评论时局被国民党政府指责反蒋亲共而下令查封，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后复刊，改名《新观察》，但已与储安平无关，主编人员是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储安平任当时尚为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及民盟中央委员。储安平在鸣放中贾祸是他在中共统战部一篇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竟见就是他那著名的「党天下」之论。他批评共产党建政后，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党员做头，事无钜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这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并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储安平遭没顶之灾也就势所必然了。
现大陆有关储安平及《观察》一批主要作者则是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观察》的诞生可视为这代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社会一个巨变时刻为使中国能走向宪政民主之路而作的一次最大努力。虽然他们无党无派，无政治军事实力，但秉着知识份子的良心和责任感，在野论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表达了知识份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开启了现代意义知识份子传统。
对共产党极权本质认识最深刻
谢泳认为储安平在这个自由知识份子群中更成熟，在国共对峙中，他虽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但并未被共产党反专制独裁的欺骗性宣传所迷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储安平在一九四七年《观察》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政局》写道：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打字员：今天急欲去中国发财者，急着为中共舔痔者，不妨记着储安平当年说过的话。在香港那批对着中共丑态百出的傀儡们，也不妨等着见证，中共很快就会对香港行过桥抽板，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那些以为中共在进了ＷＴＯ后会遵守条约的人，不妨看一下中共在核武器扩散上的前科。）
在共产党尚是戴着假面具的新生力量的时期，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极权本质能有如此精辟深刻的认识，简直是非常了不起，而事后的发展也果然如其所料。谢泳书中未引用此段话显然是囿于国内的言论尺度。
对共产党有如此深刻认识的储安平最后投向中共的新政权，谢泳认为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希望中国富强，其当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谢泳指出：「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他们在国民党时期享受过的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权利，虽然不断遭到粗暴的干涉、查封，但毕竟没有完全把言论自由的渠道堵塞，但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而接着是肃反、批俞平伯、批胡风、批胡适，要「旧知识份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所坚持的「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被共产党践踏得惨不忍睹。
最近大陆发表的不少资料证实，在反右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心灵早已被大大小小的思想过关运动蹂□得遍体鳞伤，甚至一些当红的左翼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曹禺内心也非常痛苦，甚至恐惧。《读书》九八年第六期一篇文章透露，「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文化部长拉上忧心重重，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辣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解决」。茅盾多次有辞职的念头，但他不敢向国务院文化系统负责人提出。到鸣放期间，茅盾发出了「有职无权」的感概。现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大陆文化界有这样一句话「鲁迅若不他日死，天安门前等杀头」。
实际上储安平基于他对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在四九年后也已不复当年之勇。他后来检查交待中说，解放以后，他已很少公开发表讲话，鸣放展开后也很少讲话。
显然他是知道在知识份子已完全被剥夺言论自由的「解放后」，讲当权者不爱听的话可能会付出惨重代价，他的内心也有恐惧的阴影。但为甚幺最后在中央统战部要储安平在鸣放座谈会讲话，他不但讲了，而且讲得很尖锐（谢泳认为，在五七年右派言论中，以储的言论最清、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之所在）？我想根本原因还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以及毕竟是书生的储安平对中共背信弃义的无耻估计不足，以致事后储安平沉痛地说，「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还有个界线，如果晓得的话，就不说了。」
大鸣大放使一大批骨□之士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箭落马，其中不少是《观察》的作者，他们最后的结局绝大多数都很悲惨。这一思想剿杀运动不但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而且从五四以来开始在中国萌芽孕育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也因此嘎然而断，以致经历文革之浩劫开始反思的一代年轻人竟然是在黑暗中重头开始摸索，在马列书藉中断章摘句寻求答案，当他们好不容易接近自由主义思想的ＡＢＣ时，殊不知他们的前人曾经走得比他们远得多，对西方宪政民主的认识早已达到很高水准，而且前辈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本身的民主、自由素养也远比后来者深厚。这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者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储安平后来的遭遇很惨，他妻子与他离婚，子女与他划清界限，他曾下放长城放羊，回北京孑然一人，孤苦伶仃，最后落得生死不明。
储安平文革中被打死之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即老舍不堪凌辱跳了太平湖的「红八月」恐怖中，大右派储安平被红卫兵多次抄家毒打批斗。传记作家叶永烈说，有一天红卫兵又上门来要批斗他时，储安平越墙逃走，逃到同为右派的挚手李汝苍家，留了张便条「汝苍，我走了！安平」，便从此人间蒸发，失去踪迹。中共当局在文革期间和之后多次组织调查，但查不出结果。此事连当时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也感到奇怪，一九六九年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幺回事？」
对储安平的生死不明，文革后有许多传闻和猜测，戴晴说她在北京投河自杀。徐铸成（前《文汇报》总总辑，五七年打成右派）说他由北京踯躅到天津塘沽港，蹈海而死。但也有人相信储安平仍在人间，有人说他逃亡到了苏联，也有人说他在江苏出了家，甚至两年前北京一位记者还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某人某日在街头突遇一貌极似储安平的男子，即趋前打招呼说，「你不就是储老吗？」那男子摆手否认随即闪入人群中消失。
在毛泽东时代铁腕专制铺天盖地，储安平一介文弱书生，且年过半百怎幺可能逃亡到千里迢迢外的域或稳姓埋名偷生数十年呢？说他仍在人世的传闻不过是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因言贾祸的正直书生的无限同情而已。最近有关他的生死之谜又有了新的说法。最近湖南《书屋》杂志发表余开伟撰写的文章，引述新的资料推测储安平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证据来自储安平一位相当亲密的女朋友「四妹」。余说，储安平在穷困潦倒中认识在街道小工厂任会计的四妹，两人同病相怜产生爱情，但迫于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两人只能暗中来往。文革爆发后，四妹有次鼓起勇气去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狠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打字员：共产党人制造罪恶后毁尸灭迹，嫁祸他人的本领，在人类历史可称空前……我不信今天的中共政权会得善终。）
全开伟认为，其实储安平生死之谜不难解开，主要是有人为障碍。他指出当年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曾有这样一句话「笔者奉命去找，处处碰壁。」「处处并壁」令人寻味。
储安平是为思想自由殉难。《广州日报》的《周末文化生活》在推介新出版的《追寻储安平》一书中写道，「一个一生都试图以言论参与政治的知识份子，但终又以言论碰触在政治的暗礁上。我们在对储安平的人生遭遇肃然起敬时，也不能不生出悲凉之感。」
（打字员：读完储安平的遭遇，觉得中国文人对统治者的逆来顺受助长了统治者的嚣张，就象今天有许多中国人仍在对朱熔基的过份阿谀、充满期望一样，也是造成此种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国文人中有人在作了贱民后，在出逃后能有和统治者作拼死抗争的勇气，中国文人的脊梁不至于如今天这种松软。至今见到唯一有勇气与骨气、公开与共产党对着干的，只有今在美国的倪匡一人。不过天道好还，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新一代贱民们，他们是新中国红朝中产生的真正无产阶级；这些人不会再象过去的党国贱民那样逆来顺受，以牙还牙将是他们的行事方式。而中共的苦恼与报应，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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