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十三)

2006-12-12 23:01 作者: 張戎 哈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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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
1941∼1945年
47∼51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這對毛澤東的打擊非同小可。蘇聯是他的資助人、他的希望,一個被削弱的、自顧不暇的蘇聯顯然不能對他像以往那樣幫助了。多少天來,毛都睡不著覺。

首先,如果他跟國民黨真的大打起來而又打不贏的話,毛不能指望蘇聯出馬幫他。他馬上命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

對日本,他是小心不去觸犯。德國入侵以後,斯大林日夜擔憂東西兩面受敵,要中共牽制日本,保證在日本侵蘇時幫蘇聯打日本。莫斯科來電問毛:如果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為了鼓勵毛行動,季米特洛夫七月七日發電報說,這就陸續寄一百萬美金來。兩天後,共產國際要中共訂出「具體步驟」。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日本打蘇聯他們應該行動。一向謹慎的劉少奇給毛打電報說:要是日本向蘇聯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必須反攻,以牽制日本。毛認為日本一定會打蘇聯:「日蘇戰爭有極大 可能爆發」。但即使如此,中共軍隊也不能打日本。七月十八日,他給劉覆電:「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於我於蘇均不利。」他的政策是讓蘇聯人自己去打:「全局決定於蘇聯打勝仗。」他對八路軍負責人彭德懷說,任何與蘇軍的作戰配合,都只能「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對部隊他一再下令:「不要過分刺激敵人[日本人)」。

不久以前,毛還在對莫斯科說他的軍隊如何強大,光八路軍就有三十二萬九干八百九十九人。可現在毛對莫斯科申辯說他的部隊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據地在縮小,彈藥快沒了一一形勢日益困難。」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

斯大林親自給毛打過幾次電報要他牽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國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戰前夕,幾次毛都婉言拒絕。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蘇聯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議他們誘敵深入,退到烏拉山脈去打游擊。有人說毛拒絕幫忙是認為蘇聯快不行了,崔可夫將軍甚至說毛想利用希特勒的進攻取代蘇聯。有流言說毛曾說:「斯大林打不過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拚不贏八年的法西斯主義。」

多年後,有人問莫洛托夫:「我們明知毛這樣對我們,我們怎麼還要幫助他?」莫洛托夫囁嚅道:「 是的,是這樣,是這樣。我知道這不好解釋,但你不能這樣看問題。」「我們看去是像傻瓜,但我們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澤東彼此是瞭解的,他們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使他們不時發生衝突,但共同的長遠利益把他們連在一起。不管斯大林對毛多麼惱怒,他從來沒停止過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蔣介石了,毛有了閑暇。他著手整黨,要把中共變成一架馴服的機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共共有七十萬黨員。九成以上是抗戰以後加入的。他們中許多人是年輕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志願從國民黨管轄的城市來到中共根據地。這批年輕的志願者對毛特別重要。長征老幹部和根據地農村入黨的人大多是文盲,而他們教育程度比較高,毛未來的政權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毛要整黨,這批熱血青年首當其衝。

這些人之所以志願參加中共,是因為在抗戰開始後年輕的知識份子顯著向左轉。蘇聯那時是中國的主要、甚至僅有的同盟,向中國提供抗日的軍火物資。愛屋及烏,人們也就認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對國民黨的失望瀰漫在很多人心中。掌權多年。國民黨沒能剷除中國大地比比皆是的貧困和不公正。中共在長征前製造的慘劇人們要麼不知道,要麼忘了,要麼不相信,歸結於國民黨的宣傳。也有人以為中共改變了政策,就像它許諾的那樣。抗戰初期,中共的行為也讓人覺得它真是變了,不少外國人,甚至傳教士,都這麼相信。邵力子主持國民黨中宣部期間,為中共改頭換面出了大力。斯諾書的影響就更不用說。

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

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秘,為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著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著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佣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扁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裏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為特權階層服務。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裏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員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人人都知道這是「毛主席的小包車」,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都以為這「是宋慶齡從國民黨地區搞來,專門送給毛澤東用的」。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權是人們耿耿於懷的敏感東西。一天,老朋友曾志來吃晚飯,飯後毛請她再來。她衝口而出:「那我以後每個星期天都到你這裏來會餐!」毛收住了微笑,顯得有些尷尬。

黨是這樣向年輕的志願者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特權體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產黨人和戰俘,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有權過性生活:最高領導野阪參三。一位當時的戰俘對我們說:「毛澤東希望他過得心情愉快,所以給他找了個女同志作他的伴侶。我們沒提意見,沒公開提意見。大家是有意見,只是藏在心裏。」

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份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司馬璐在醫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為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裏。」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准,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裏來。」

這時,有個好事的幹部走過去,指指兩個江西佬胸前挂的「長征紀念章」,對他們說:’同志,記得你們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呀!-.這個東西有屁用,我們死裏逃生,受傷十幾次了,現在人家陞官的陞官,有好吃好穿,我們為的什麼,還不如回家種田去。」對年輕的志願者們來說,逃跑更是難於上青天,抓回來面臨處決。大部分也就斷了走的念頭,留下來了。

就是這批人毛得用來做他的權力基礎。顯然,他們不是權力基礎的材料。要他們為中共衝鋒陷陣,毛得從根本上改變他們,重新塑造他們。這個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風」於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們的帶頭人、三十五歲的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開刀。王實味曾翻譯過恩格斯(Fr」edcchE噸els)、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報紙《解放日報》連載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實味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 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的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r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

王實味又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牆報上。毛澤東允許牆報存在,給青年知識份子一個透氣閥門,說話的園地。對毛來說,它的好處是讀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風吹雨打,撕去覆蓋,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來。

王實味在牆報文章裏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髮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劍王實味已經不光是反對特權等級,而是鼓動人們「造反,了。

王實味的牆報被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看到激動的人群,感到了王實味極大的號召力,當即決定狠整王實味。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王實味稱王稱霸」,「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 ,我們打了敗仗。」

毛理屈詞窮,只好給王實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實味從前私下說過一些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話,如說托洛茨基是個「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愛」,在蘇聯清黨時「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些話現在被公開扯出來批判。王實味被關押。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戚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一九四二年,拿王實味開刀後,毛殺雞儆猴,要年輕的志願者們參加一場場批判王實味的會。但毛髮現他們沒有被嚇住。王實味畢竟跟托洛茨基主義有些瓜葛,而這些青年人很多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延安剛開始批托洛茨基時,為了幫助人們記住這個俄國名字,康生說:「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

「托派」這頂帽子對年輕志願者們沒有恫嚇力,毛和康生另闢蹊徑。那年冬天,他們指控大部分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干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裏,可關三干多人。(毛有一住處也在那裡。)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十白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關押後,志願者們被逼著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這不是真正抓特務,而是製造恐懼。延安也在真抓特務,那是不露聲色地在暗地裏隨時進行。據毛的助手師哲說,真正的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裏,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 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臺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聾的凶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分。所有休閑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姦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毛還要知道每個人都從哪些管道聽到了,或向誰傳播了,什麼非官方的消息,把這些統統叫作「小廣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

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創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準確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盡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匯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一切私有制。有個行政學院,裡面的反抗情緒最高,在命令填廠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是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學院「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廠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

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臺、信件部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月」」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一寫也伯。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 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開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

斯諾夫人海倫對我們說,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七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不是志願者,不是自願投入的志願者。既有自願,就可能不自願。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

一九四四年初,蘇聯在對德戰場上進行大反攻,有望參與對日戰爭。打敗了日本,蘇聯就會幫毛打蔣介石奪江山了。到那時,毛將需要大批幹部。延安整風開始降溫。

中共情報機關此時著手甄別,看山一樣高的口供材料中,會有多少事實,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特務。這個過程很緩慢,飽受磨難的人們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裏。有一點情報機關從一開頭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務嫌疑者不到志願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據地此時開始「抓特務」。毛要這些地區負責人從頭做起,把刑訊、坦白大會等一一過一遍。毛把情報機關關於特務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計放大十倍,變成百分之十,聲稱延安廠清出大批特務。

又一年過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確切得知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薄一波回憶道:「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他們。)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據中共負責青年工作的蔣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給中央的信,「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份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沈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份子黨員的革命熱情……很多人都明顯或不明顯地流露出一種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銳氣、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數同志消沉失望,到了喪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澤東毫不發愁,這些人會繼續為他服務,不管他們多麼痛苦。他們已經陷在中共組織的這張網裏出不去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人們只好依靠信念過下去,為了過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強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們的理想主義,說他們經歷的一切冤屈都是為了救國大業所必受的考驗,是崇高的、洗滌靈魂的犧牲。「為人民服務」就要有犧牲,毛說。以後人人皆知的這句話就是在此時被大加張揚的。

毛要把受害者們送上前線打蔣介石了。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怒氣,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在大會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舉手敬禮。但他的道歉總是措辭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這次延安審干,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裏的白刀戰,誤傷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來,把身上灰拍拍乾淨,繼續工作。」毛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毛說這些話時,聽眾常常流著眼淚,無可奈何的眼淚,一口氣終於鬆下來了的眼淚。他們中的大多數繼續為共產黨戰鬥,為這個殘酷地冤屈他們的制度戰鬥。他們幫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體地成為毛用來控制壓制中國人民的機器。毛創造這架機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歸根結柢靠的是恐怖。所謂「延安整風」,更恰當的名稱應當是「延安恐怖」。

所有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力口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創,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在整風中,毛命令每個黨員填「社會關係表」,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係通通填上去」。於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檔案,毛從此掌握了國民黨可能滲透中共的幾乎每一管道,並且著手堵死這些管道。在即將爆發的全面內戰裏,國民黨像一面篩子任共產黨滲透,而共產黨卻是鑽不進的鐵板一塊。

整風的過程,就是準備全面內戰的過程。當初年輕志願者們參加中共,為的是抗日,不少人並不恨蔣。如毛所說:很多人「覺得國民黨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記記載:「老幹部抗戰後減弱了階級仇恨,新幹部對於蔣介石都有極大幻想」。蔣介石當時是全國公認的抗戰領袖。他與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使美、英放棄了在華特權(除香港外)。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就連毛也不得不在延安舉行慶祝大會蔣介石還使中國成為四強之一,跟美、英、蘇並列,做了聯合國安理會具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風抹黑蔣介石,成功地製造了對蔣介石的仇恨。抓特務是抓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所謂「日本特務,也說是為蔣介石服務的。毛就這樣為打蔣奠定了心理基礎。

在這期間,新疆發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統治者盛世才懷疑蘇聯和中共陰謀暗殺他,跟蘇聯翻了臉。蘇軍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員,包括毛唯一活著的弟弟澤民,都面臨生命危險。他們再三請求延安讓他們離開,毛令他們繼續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澤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黨員、家屬關了起來,其中有澤民的妻子和兒子毛遠新,還有毛的乾女兒(也是未來的媳婦)劉思齊。

因為盛世才現在聽命於蔣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向蔣介石交涉釋放他們。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二月十日集體給周恩來打電報要他同蔣交涉。可是,毛緊接著在二月十二日單獨給周發了一封電報,列出同國民黨交涉的具體內容,隻字不提釋放新疆被捕者。於是,周恩來在同國民黨代表的一系列會見、談判中,也就沒有提出這一要求。

林彪那時跟周恩來一道在重慶。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來先一步到蘇聯大使館去跟潘友新大使開會。

他告訴潘友新,周恩來根據毛的指示,沒有向國民黨提出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事。周恩來到後,潘友新問他,周說他在三個月前就給蔣介石寫了信,但一直沒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報告說:周說這番話時,林彪「坐在那兒,頭深深地垂著」,周顯然在撒謊。事實上,周和林幾天前(六月七日)剛跟蔣介石會了面,蔣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來隻字未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

為什麼毛指示周恩來不提釋放新疆被捕人員的要求?會不會是他有意促成一次類似皖南事變那樣的大屠殺,以激起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仇恨?

毛澤民和兩個中共高幹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陰謀武裝暴動顛覆政府的罪名被處決。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後來經蔣介石批准釋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團」 。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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