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二十三)

作者:呂維 發表:2010-07-02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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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二十

釋放所有在押的原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的消息傳來,監獄方面投入大量的工作人員忙起這事來。因為有些人早已無家可歸,須得有個合理的安置。工務組的馬 錦章回了家,他家就在附近的孝義縣。吳恩揚則留了下來,繼續擔任車間生產調度員,他的老家在遼寧省蓋縣,什麼親人也沒有了。和我很要好的陳春生,後來離開 零件組,去管理庫房,我問過他,是否打算留下來,估計留下來還能看庫房,自己養活自己。但他沒有這個打算,他的兩個兒子不久前就來信,要求他一旦獲釋,一 定要回去和家人團聚,頤養天年,他家住在黃河邊的大寧縣,老伴還活著,看來,陳春生的晚景還挺好的。張進忠是河北南皮縣人,家一直住在榆次市,離監獄很 近,但多年來一直沒有關於家庭的任何消息,不敢貿然回去,結果仍然留在工務組,每天還像過去一樣在車間裡進行檢查,協助一些新進來的犯人們操作。和我們在 一個號房住了很久的李有晉等搪爐的幾個人都回了老家。銅爐組的老組長王道清,浙江奉化人,捕前住在上海,他回去在哥哥家住了一個多月,和孩子們見了兩次 面,孩子是在他被捕後,女人改嫁帶走的,現在都已成年,不願接納他,無奈又回到監獄,這時的安置工作已大體結束,因著他多年來在銅爐的工作經驗,還是留了 下來。總之,這次釋放,安置的還算不錯,無家可歸的人,大都留下來,原來幹什麼還幹什麼,既保證他們的生活有了著落,又可以發揮這些人的一技之長。這些人 被稱為留廠就業工人,工資不高,卻也能維持個人的生活,短時間內,無論外面的幹部,還是裡面的犯人,都視他們為「二老改」,地位不能和工人相提並論。其 實,絕大多數人並不在乎地位的問題,他們當了二十多年的勞改犯,早已習慣了卑微,只要能生活得了,從來不敢奢望別人能看得起自己。後來,有些人還在此地成 了家。

釋放所有歷史犯,畢竟留廠的是少數,有家的都回去了,一下子裡面的人員減少了許多,尤其是三中隊,老弱病殘居多,此次釋放成為重點,簡直有潰不成隊的感 覺。大隊及時做了調整,把工務組、庫房的管理人員以及其它一些雜務人員,由一中隊和二中隊調往三中隊,從此我成了三中隊的人。

漸漸地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原判「現行反革命」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都屬於「集團」性質,人們依舊不斷地申訴著,依舊在焦灼不安地等待著。

這期間,監獄也在逐漸改變著過去的管理模式,各隊增添了一批年輕的非軍人出身的幹事,一大隊還來了三位公安技校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閻指導員的兒子,他 把兒子安排到零件組去學習鑄工技術。看來,監獄未來的管理者,也將逐步變為懂技術的幹部。這些新來的年輕人,無論幹部還是實習生,和老的管教幹部有著很大 的不同。年紀大些的幹部,幾乎都是從部隊專業下來的,這些人階級觀念極強,和犯人說話從來都是居高臨下,態度極其嚴肅,很少看見臉上露出笑容。而新來的干 事們就不同了,他們常常進入犯人中間,互相有說有笑,偶爾也和犯人開玩笑。犯人們對這些幹事也不抱戒心,有什麼想法往往願意和他們交談。「文化大革命」結 束了,它留下來的許多極左的東西,也在慢慢變化著。也就是通過和這些年輕人的接觸,更加清楚自己的案子平反難度相當大。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這個省也 走在了全國的後面。從近、現代的歷史看,山西的確可以算一個比較封閉的省份,不是當年閻錫山把鐵路還修得比其他省分窄一些麼,可見其閉關自守的思想是多麼 地根深蒂固!前不久,胡耀邦還專門來了一趟山西,據傳主要是催辦落實政策,因為山西離北京較近,上訪的人自然要多。

十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指出,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定案為「十年動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 災難性的後果。「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計其數,經濟建設停滯不前,這些都不能以「錯誤」一詞來概括,如果讓我來評價,更準確 地講,應該叫做「罪惡」。把所有罪惡都算在林彪和「四人幫」頭上,而始作俑者卻只承擔「錯誤」,未免太缺乏說服力了。不過,我也能理解,鄧小平只能做到這 裡,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嘛。儘管如此,我卻隱隱感到,對我的申訴將更為有利。當年,我和陶福成的談話,被認為是「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現 在,人們終於看清了這個司令部的成員,都是些什麼樣的角色!說來說去,我們反對的原來是一個「犯有嚴重錯誤」和幾個真正的反革命集團的人,這樣的人能叫做 反革命嗎?反了反革命的人,哪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嗎?而真正的革命者應該稱為戰士,何罪之有?

一百二十一

不久,報紙上接二連三地報導了遇羅克和張志新遭受迫害,被處以極刑的消息。尤其是張志新,她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每個人的心靈,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發自內心 的同情,並且敬重她。老一輩的人,可以親切地稱她為最優秀的女兒,像我們與她年齡比較接近的人,完全可以尊稱她為大姐。在暴政最肆虐的年月裡,敢於站出來 堅持真理,捍衛真理,一個年輕的柔弱的女子,需要何等的勇氣啊!她的死,也讓世人徹底看清了那些披著紅色革命外衣的迫害狂,是何等地凶殘啊!臨行前,將喉 管割斷,這在古今中外的殺人史上,恐怕也極為罕見。從小到大,無論是親臨現場,還是道聽途說,或者從一些書籍上得知,都未曾聽說過對一個即將走向死亡的 人,要施以如此慘烈的酷刑。許多早期的共產黨人,被國民黨綁赴刑場時,不是還可以喊口號嗎?怎麼輪到自己執政,如此害怕人民的聲音,在行刑前非要割斷喉管 不可!手中握有幾百萬軍隊,對一個柔弱女子竟然害怕到這等地步,可見這些人是多麼地心虛啊!當年我被判刑時,脖子裡、嘴裡各勒一根麻繩,腦後有人拽著,以 至於左右嘴角都在流血。來到監獄後,聽人們說,有的地方是給被判者嘴裡塞一木球,一根細繩從中穿過,緊緊捆在腦後,使你的嘴一動不動。總之一句話,怕人說 話。當然,這些酷刑只是針對「現行反革命」,對一些真正的殺人犯並不這樣。「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就是奪權和清除異己,那時叫做「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 飯」,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樣一來,無論使用怎樣慘絕人寰的手段,都是合情合理的了,在這些「革命者」看來,喪失起碼人性的做法,都成了「最最革 命」的表現。

與此相反,一些真正的罪大惡極的殺人凶犯,完全可以不判死刑。和我在一起的這批人中,屬於像李墨林一類的姦夫淫婦謀害本夫的案子很多,很少被判極刑。前不 久處決了的越獄逃犯白珠,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殺人償命,自古以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白珠卻被留下了活命,服刑期間,萌發了逃跑的念頭,趁著上夜班,闖 入配電室,將一位年輕的值班幹部電工砍死後,把三個梯子綁在一起,拉閘後逃逸,後被抓回,方才處以極刑。像這種人,當初如果將其殺掉,那位二十多歲的幹部 電工怎會輕易喪生?聽說,被殺者家裡還有兩個很小的孩子。十幾年來,我們看到的真是太多了,在「人民內部矛盾」的掩蓋下,該殺的不殺。而在「階級鬥爭」、 「敵我矛盾」、「革命的名義」下,不該殺的反被殺掉的,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當年,我真不知道怎樣得到了上帝的垂憐,從死神手裡硬是撿回這條命!在那場 剛剛過去的運動中,一批一批的熱血青年,因為對這場血腥的運動持有不同的觀點,最後倒在血泊裡,實在是國家的悲哀,時代的悲哀!

張志新,我們的大姐,她的死一經見報,在犯人中引起很大反響,只因為有槍桿子壓著,人們不敢公開表示他們的憤怒,但私下裡卻在到處議論。共產黨領導的天 下,怎麼能對一個自己的黨員這樣殘忍呢,不是常說黨是母親嗎?母親對兒女怎能下這樣的毒手呢?我讀過報導後,同樣是心潮起伏,不由得在一本政要的著作裡, 用鉛筆輕輕寫下了這樣的話:

無罪人被有罪人判決,
那正是是非顛倒的年月。
每當我想起張志新烈士,
每一個細胞都在滴血!
臨行前把喉管割裂,
為的是真理的聲音永遠泯滅。
我簡直驚奇,同是炎黃子孫,
有的人竟如此人性滅絕!
啊,偉大的偉大的時代喲,
聖像面前,有多少母親在為兒女哽咽?
面對這一切,我能不申訴嗎?

一百二十二
每次,國家發生了重大的事情,監獄領導都要佈置學習,聯繫自己的情況,深挖犯罪根源。記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時,曾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但粉碎「四人幫」 後,只讀報紙卻很少討論,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次破例沒有把我們歸在這四個人的麾下。近來,報紙上登載了那麼多關於張志新和遇羅克的事跡,犯人中反響很 大,大、中隊領導卻一直保持緘默。我想,畢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他們實在不好說,「四人幫」也畢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他們紅得發紫 時,和我們這些人勢不兩立,如今倒臺了,無論怎樣善於聯繫,也很難說成是我們的「主子」,最好還是不作聲為宜。因此,這期間的學習,基本處於無人管的狀 態,每天任由各個小組讀讀報紙了事。犯人們的思想越是活躍,領導的態度越是低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為了表達對張志新大姐的崇敬,我從報紙上剪下一幅她的畫像,手被鐵銬,腳拖長鐐,目視遠方,走向刑場。我將這幅畫像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每天做完報表 後,長久地凝視著,陷入沉思。我也清楚地知道,畫像表達了畫家的善良願望,代表的是人民的心聲。真實的情況與此相差得還不知有多遠呢。那批劊子手能讓她如 此英勇地就義嗎?一個已被割斷喉管的人,當她被拖入刑場時,是否還有氣息,是否能站得住,都還是個疑問呢,劊子手想必也只能在她身上放幾槍罷了。但我又寧 可相信這幅畫像的真實性,因為人們心目中的張志新,永遠是一個時代的最勇敢者!同樣,我也為這幅畫像題了幾句話,寫在畫像的背面。實在壓抑不住想要抒發的 感情,又不敢寫在下面,擔心招來麻煩,只好寫在了背面,放在玻璃板下無人看見。

我曾經讀過許多烈士的傳記,
心靈裡並未留下多少痕跡。
唯有你,張志新,我們的大姐,
常使我禁不住熱淚橫溢!
忠貞的女兒,慘死在「自己人」手裡,
行刑前只留得微弱的氣息。
啊,那時候你在想些什麼,
為什麼目光凝視著遙遠的天際?……

這幅畫像,在我玻璃板下壓了很久。有天上午,正在做報表,賀教導員走了進來,其時工務組只我一人,請他坐下後,看他不吱聲,一方面繼續做報表,一方面等著 他的問話。他坐了一會兒,又站起身來,在桌子旁走來走去,眼睛一直盯著玻璃板下的畫像,我也不吱聲,邊打算盤邊等著,看他說些什麼。做完報表後,我將報大 隊的那份交給他。這時,他忽然發話了:「我看你壓在玻璃板下的那幅畫像不太合適吧」?我說:「這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呀」!「知道,我也沒說是你畫的。總 之,你不該放在那裡」。我接著說道:「不是報紙上也說,要人們學習張志新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嗎」?賀教導員沒話說了,還在不住地搖頭。我明白他的意思,學 習張志新的精神,不是你一個勞改犯的事情,但又無法說出口,因為官方報紙也沒有明確說犯人不能學。僵持一會兒後,他在離去時,再未提及此事,卻佈置了我一 個小小的任務,他說:「大隊準備出一期牆報,收集下的稿件都是些感想之類的東西,太單調,你不是很善於寫些四六句什麼的,給寫一篇吧,對前途要有個正確的 認識」。我答應後,他便匆匆走了。

自從寫申訴以來,早把其它事情丟在腦後,更多地期待著早日平反,違心地寫那些應付東西已是過去的事了。一個人一旦不認罪,還有什麼可寫的?教導員也真是 的,我實在感到了為難。自從衛隨勝刑滿釋放後,大隊宣傳鼓動組基本等於解散,我寫申訴後,實在也不好做這項工作了。教導員讓我寫些詩詞之類的東西,一時真 還難以下手。送完報表回來後,聯想到張志新,對自己的案子更有了信心,教導員不是說要對前途有個正確的認識麼,於是,寫下了一首小詩,姑且就叫《隨感》 吧。

多少次淋頭大雨,
澆不滅心中的火;
只因為我相信著,
未來的笑聲比哭聲更多!

寫完後,正好大隊的劉幹事來到工地,便托他帶給教導員。我想,教導員一定很失望,他屬於那種思想比較僵化的人,在目前形勢下,說話、辦事,常常顯出左右為難的樣子。果然,他未採用我那篇稿子。為此,見了我時,還專門作瞭解釋,其實我根本沒把這當回事。

一百二十三

夏末秋初的一天,把剛剛寫完的十二份申訴,都裝入信封內,正準備往外送去,大隊的薛副教導員來到工務組的辦公室,我把所有申訴信都遞給過去,他卻擺了擺手 說:「收起吧,你的平反判決書下來了,跟我來,準備辦手續出監」。「真的嗎」?我隨口問了一句,他說:「我代表政府,還能和你開玩笑」!薛教導員和我一起 到了工地辦公室,他讓我坐下,忙掏出一張紙向我宣讀了遼寧省北票縣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宣告我無罪,並囑咐我趕快回去收拾東西準備走人。我馬上站起身 來,向他聲明:「這是我被管制的第一案,後來被判死緩才是我住監的本因,可能是弄錯了,我不能走」。薛教導員有些詫異,他也站起身來,隨口問道:「真的 嗎」?「真的,千真萬確,沒有原判法院的平反,我不能出去,也許是管教科沒有搞清楚,請教導員出去核對一下」。薛教導員長嘆一聲:「唉,本來我還替你高興 呢,結果竟是這樣」。接著他又將手中的另一張紙拿起,對我說:「你,你看,這不是釋放證也開出來了,唉,唉,……」然後,他讓我先回工務組去,匆匆走了。 這時,楊會計也進來上班了,他好像也知道了我平反的消息,笑嘻嘻地看著我說:「你平反了吧」?「那是我的第一案,不是後來判刑的這一案,我還不能走」。接 著向楊會計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他聽後,安慰我說:「也好,有了第一案的平反,對第二案更有好處,不要急,慢慢等著吧」。是的,事到如今,也只好這樣了。

楊會計是夏天由外面派來的一位幹部會計,接替了我的會計工作,如今,我只做統計和零件生產的調度工作,同時還管理著模型庫房。他來後,和我們幾個犯人相處 得挺不錯,他已經五十九歲,即將退休。他為人和善,常和我們一起扯些家常事情,對於勞改方面的敏感話題,彼此心知肚明,盡量迴避。因此,儘管我們身份有 別,一起工作,相處得還算融洽,大家都很尊重他,他也從來不用管教幹部那種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說話,加之年紀也屬於上輩人,我們視他為長者。

快到中午的時候,薛教導員又一次來到工務組辦公室,他說,管教科的張科長出差去了,兩個幹事看到平反裁定書就填寫了釋放證,並未核對檔案,他們以為你也像 其他平反的人一樣。接著,他又著重指出:「不過,總是件好事嘛,對於後案的平反極為有利,你要有信心啊」!臨走時,還特地表揚了我:「通過這件事,我看 出,你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午飯時,只喝了兩口菜湯,滿嘴苦味,吃不下東西,一個人呆坐在桌前,楊會計也下班走了。按說,前案的平反,對我確是一件好事,可不知咋地,心裏亂極了,只 是想哭。許多年來,人早已麻木了,習慣了獄中生活,人們都說我是個樂觀的人,走在那裡,那裡充滿了笑聲,常給他們講各種各樣的笑話,逗大家開心,彷彿不是 一名重刑犯似的。如今,前案平反了,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反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要不是當初對我的冤枉,哪有後來這一切呢?哪會在農村被欺凌到那種境 地?更不要說住進監獄了。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們,孩子也都長大了,只有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蹲在監獄裡,經受這種折磨和煎熬,越想越難受。吃過飯後,雷小 厚首先過來,搬了個凳子緊挨我坐著,一句話也不說。這些年來,我們都視對方為知己,當他坐到我的身邊時,只覺得他就是我的第一親人,緊緊握著他的手,終於 抑制不住,放聲哭了起來,他也不勸我,任我盡情地哭,此時此刻,除了痛哭一場,還能做什麼呢!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的事情,零件組的老夥伴們一齊來到我的辦公處,他們七嘴八舌地埋怨我:「讓你走,你就走唄,出去再上訪不更好」,「又不是你的錯,是 他們弄錯了,為什麼不敢走」?「唉,真成了書獃子,好容易讓你走,先出去再說」。總之,他們埋怨我,也都是為了我。這時,我也慢慢平靜下來,向他們做瞭解 釋,不過,大家還是感到十分遺憾。最後,雷小厚向他們做了說明,講了無論如何不能做欺騙政府的事情,眾人方才慢慢散去。同伴們的關懷,雖使我暫時減少了幾 分痛苦,心裏總是酸不溜丟的,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煩躁最苦楚的一天。

直到晚上,仍然感到嘴苦,吃不下東西,好像突然間生了一場大病似的,同號房的人都圍攏著我,安慰著,甚至祝賀我前案的平反。然而,我還是高興不起來,不僅 想自己,還想母親,弟弟妹妹們。也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姥爺和姥娘,兩位老人臨走前未能看上我一眼。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當初朝陽公安局極左辦案人員造成 的,現在的平反裁定書上寫著:「原判掐頭去尾,斷章取義,與被告人原意不符」。當初處理我時,一再向他們說明,不能胡亂引伸,斷章取義地去理解我的日記, 更不能無限上綱,然而他們因著我出身不好,硬是認定我有「反革命」動機,強行將我處理,絲毫不聽我的辯解,造成往後這許許多多不堪回首的惡果。這些年來, 苟活在無望的環境中,幾乎變成一個活死人,雖在不斷申訴,也只是申訴後案,至於前案,只寫過一份,心想,人不出去,寫也枉然,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案 件,未必有人管,誰曾料到,正是這一份申訴,竟然獲得平反。誰又能想到,前案的平反,勾起我深心裏如此多的痛楚,使我這樣煩心。痛苦的心情一直持續了很久 很久,都難以平復。

一百二十四

雷小厚的案子終於得到了處理,但當時尚未徹底平反,類似的案件大都如此,住幾年算幾年,放人了事。他從入監到到重新判決時,已經過去了九年十個多月,,因 此改判為有期徒刑十年,其間一次也未減刑,所以,這次接到判決書後,監獄馬上放人,總算熬到了頭,先回家看看,案子還可以繼續申訴嘛。送走雷小厚,突然陷 入前所未有的孤獨中,每天做完報表,只有看書。早在夏天,通過考試,我被定成了六級工,每月享受六元的技術補貼,同時監獄組織年輕的犯人學習文化課,我擔 任初中班的語文教師,每節課補助三角,這樣,連同獎金和零花錢,每月的收入有二十多元。於是便不斷地向北京市新華書店郵購書籍,聊以消愁解悶。等待平反的 日子總是使人焦灼不安,心神不定,遠不像從前沒有希望時那樣平靜了。人就是這樣,當你完全絕望時,死心塌地,什麼也不去想,簡直就是死水一潭,而一旦有了 點希望時,免不了要努力爭取,結果又給自己帶來無窮無盡的苦惱。

天氣漸漸轉涼,又一年的秋天不知不覺已經來臨,樹葉到處飄落。剛剛做完報表,百無聊賴地站在窗前,漫無目的地向外張望著。就在這時,又是薛教導員氣喘吁吁 地跑上樓來,一進門便喊我:「快跟我來,省高檢來了三個人,辦完事剛要走,我好說歹說把人家留住,最多給一小時的時間,你趕快跟我到大隊辦公室,直接跟他 們面談一下」。我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拿上前案的平反裁定書和一份申訴,跟薛教導員下得樓來,兩人小跑著到了大隊辦公室。辦公室裡,除了丁大隊長,還有三個 陌生的人,其中兩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另外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人。當我坐定後,薛教導員和他們打了招呼,那女人便對我說:「我們馬上要走,沒有多少時 間,簡要把你的案子講一下」。我馬上從畢業後的前案說起,剛剛講完,正要講後一案時,那女人便制止了我:「你不要講後面的案子了,具體情節,法院處理時要 調查的,我們只是催辦,並不需要瞭解具體的情節」。接著,她轉了口氣,問我:「你的前案怎麼了,平反了嗎」?「平反了」。我急忙答道,並隨手掏出那張平反 裁定書,遞給她。她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然後還給我,當即指令:「你馬上給我們抄一份,至於後案,就不必說了,這不很明顯麼,你的情況,正像五七年被打成 ‘右派’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中隨運動又上升為‘反革命’一樣,這裡有一個前因後果的問題,假使沒有前面的錯誤處理,哪會有後來這一切!前案既然平 反,後案也會得到解決的」。

我邊寫邊聽著她的話,真是字字句句說到我的心坎上,真佩服這位婦女的幹練。看上去,她穿著樸素,和一般婦女沒有多大的不同,卻 是一位主要負責者,話說得如此打動人心。當我將那份平反裁定書的手抄件遞給她時,她看也沒看就裝在口袋裡,然後吩咐道:「回去後耐心等待,要相信中央的政 策,同時還要像往常一樣,把本職工作做好,我們會向法院催辦的」。說罷,他們一行便匆匆告別了大隊領導,踏上歸途,我也回到了工務組。一方面,深深感謝薛 教導員對我的關心,給了我直接反映情況的機會;另一方面,省高檢那位女幹部的話,在我聽來,是那麼中肯,那麼讓人心服口服,她說得完全在理啊,對自己的申 訴也更進一步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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