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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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释放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的消息传来，监狱方面投入大量的工作人员忙起这事来。因为有些人早已无家可归，须得有个合理的安置。工务组的马 锦章回了家，他家就在附近的孝义县。吴恩扬则留了下来，继续担任车间生产调度员，他的老家在辽宁省盖县，什么亲人也没有了。和我很要好的陈春生，后来离开 零件组，去管理库房，我问过他，是否打算留下来，估计留下来还能看库房，自己养活自己。但他没有这个打算，他的两个儿子不久前就来信，要求他一旦获释，一 定要回去和家人团聚，颐养天年，他家住在黄河边的大宁县，老伴还活着，看来，陈春生的晚景还挺好的。张进忠是河北南皮县人，家一直住在榆次市，离监狱很 近，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关于家庭的任何消息，不敢贸然回去，结果仍然留在工务组，每天还像过去一样在车间里进行检查，协助一些新进来的犯人们操作。和我们在 一个号房住了很久的李有晋等搪炉的几个人都回了老家。铜炉组的老组长王道清，浙江奉化人，捕前住在上海，他回去在哥哥家住了一个多月，和孩子们见了两次 面，孩子是在他被捕后，女人改嫁带走的，现在都已成年，不愿接纳他，无奈又回到监狱，这时的安置工作已大体结束，因着他多年来在铜炉的工作经验，还是留了 下来。总之，这次释放，安置的还算不错，无家可归的人，大都留下来，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既保证他们的生活有了着落，又可以发挥这些人的一技之长。这些人 被称为留厂就业工人，工资不高，却也能维持个人的生活，短时间内，无论外面的干部，还是里面的犯人，都视他们为“二老改”，地位不能和工人相提并论。其 实，绝大多数人并不在乎地位的问题，他们当了二十多年的劳改犯，早已习惯了卑微，只要能生活得了，从来不敢奢望别人能看得起自己。后来，有些人还在此地成 了家。

释放所有历史犯，毕竟留厂的是少数，有家的都回去了，一下子里面的人员减少了许多，尤其是三中队，老弱病残居多，此次释放成为重点，简直有溃不成队的感 觉。大队及时做了调整，把工务组、库房的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一些杂务人员，由一中队和二中队调往三中队，从此我成了三中队的人。

渐渐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原判“现行反革命”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都属于“集团”性质，人们依旧不断地申诉着，依旧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

这期间，监狱也在逐渐改变着过去的管理模式，各队增添了一批年轻的非军人出身的干事，一大队还来了三位公安技校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阎指导员的儿子，他 把儿子安排到零件组去学习铸工技术。看来，监狱未来的管理者，也将逐步变为懂技术的干部。这些新来的年轻人，无论干部还是实习生，和老的管教干部有着很大 的不同。年纪大些的干部，几乎都是从部队专业下来的，这些人阶级观念极强，和犯人说话从来都是居高临下，态度极其严肃，很少看见脸上露出笑容。而新来的干 事们就不同了，他们常常进入犯人中间，互相有说有笑，偶尔也和犯人开玩笑。犯人们对这些干事也不抱戒心，有什么想法往往愿意和他们交谈。“文化大革命”结 束了，它留下来的许多极左的东西，也在慢慢变化着。也就是通过和这些年轻人的接触，更加清楚自己的案子平反难度相当大。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省也 走在了全国的后面。从近、现代的历史看，山西的确可以算一个比较封闭的省份，不是当年阎锡山把铁路还修得比其他省分窄一些么，可见其闭关自守的思想是多么 地根深蒂固！前不久，胡耀邦还专门来了一趟山西，据传主要是催办落实政策，因为山西离北京较近，上访的人自然要多。

十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指出，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定案为“十年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 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计其数，经济建设停滞不前，这些都不能以“错误”一词来概括，如果让我来评价，更准确 地讲，应该叫做“罪恶”。把所有罪恶都算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而始作俑者却只承担“错误”，未免太缺乏说服力了。不过，我也能理解，邓小平只能做到这 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嘛。尽管如此，我却隐隐感到，对我的申诉将更为有利。当年，我和陶福成的谈话，被认为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现 在，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个司令部的成员，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说来说去，我们反对的原来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和几个真正的反革命集团的人，这样的人能叫做 反革命吗？反了反革命的人，哪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吗？而真正的革命者应该称为战士，何罪之有？

一百二十一

不久，报纸上接二连三地报道了遇罗克和张志新遭受迫害，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尤其是张志新，她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发自内心 的同情，并且敬重她。老一辈的人，可以亲切地称她为最优秀的女儿，像我们与她年龄比较接近的人，完全可以尊称她为大姐。在暴政最肆虐的年月里，敢于站出来 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一个年轻的柔弱的女子，需要何等的勇气啊！她的死，也让世人彻底看清了那些披着红色革命外衣的迫害狂，是何等地凶残啊！临行前，将喉 管割断，这在古今中外的杀人史上，恐怕也极为罕见。从小到大，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道听途说，或者从一些书籍上得知，都未曾听说过对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 人，要施以如此惨烈的酷刑。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绑赴刑场时，不是还可以喊口号吗？怎么轮到自己执政，如此害怕人民的声音，在行刑前非要割断喉管 不可！手中握有几百万军队，对一个柔弱女子竟然害怕到这等地步，可见这些人是多么地心虚啊！当年我被判刑时，脖子里、嘴里各勒一根麻绳，脑后有人拽着，以 至于左右嘴角都在流血。来到监狱后，听人们说，有的地方是给被判者嘴里塞一木球，一根细绳从中穿过，紧紧捆在脑后，使你的嘴一动不动。总之一句话，怕人说 话。当然，这些酷刑只是针对“现行反革命”，对一些真正的杀人犯并不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就是夺权和清除异己，那时叫做“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一来，无论使用怎样惨绝人寰的手段，都是合情合理的了，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丧失起码人性的做法，都成了“最最革 命”的表现。

与此相反，一些真正的罪大恶极的杀人凶犯，完全可以不判死刑。和我在一起的这批人中，属于像李墨林一类的奸夫淫妇谋害本夫的案子很多，很少被判极刑。前不 久处决了的越狱逃犯白珠，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杀人偿命，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白珠却被留下了活命，服刑期间，萌发了逃跑的念头，趁着上夜班，闯 入配电室，将一位年轻的值班干部电工砍死后，把三个梯子绑在一起，拉闸后逃逸，后被抓回，方才处以极刑。像这种人，当初如果将其杀掉，那位二十多岁的干部 电工怎会轻易丧生？听说，被杀者家里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的真是太多了，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掩盖下，该杀的不杀。而在“阶级斗争”、 “敌我矛盾”、“革命的名义”下，不该杀的反被杀掉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当年，我真不知道怎样得到了上帝的垂怜，从死神手里硬是捡回这条命！在那场 刚刚过去的运动中，一批一批的热血青年，因为对这场血腥的运动持有不同的观点，最后倒在血泊里，实在是国家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张志新，我们的大姐，她的死一经见报，在犯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只因为有枪杆子压着，人们不敢公开表示他们的愤怒，但私下里却在到处议论。共产党领导的天 下，怎么能对一个自己的党员这样残忍呢，不是常说党是母亲吗？母亲对儿女怎能下这样的毒手呢？我读过报道后，同样是心潮起伏，不由得在一本政要的著作里， 用铅笔轻轻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罪人被有罪人判决，
那正是是非颠倒的年月。
每当我想起张志新烈士，
每一个细胞都在滴血！
临行前把喉管割裂，
为的是真理的声音永远泯灭。
我简直惊奇，同是炎黄子孙，
有的人竟如此人性灭绝！
啊，伟大的伟大的时代哟，
圣像面前，有多少母亲在为儿女哽咽？
面对这一切，我能不申诉吗？

一百二十二
每次，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监狱领导都要布置学习，联系自己的情况，深挖犯罪根源。记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曾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粉碎“四人帮” 后，只读报纸却很少讨论，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次破例没有把我们归在这四个人的麾下。近来，报纸上登载了那么多关于张志新和遇罗克的事迹，犯人中反响很 大，大、中队领导却一直保持缄默。我想，毕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他们实在不好说，“四人帮”也毕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他们红得发紫 时，和我们这些人势不两立，如今倒台了，无论怎样善于联系，也很难说成是我们的“主子”，最好还是不作声为宜。因此，这期间的学习，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 态，每天任由各个小组读读报纸了事。犯人们的思想越是活跃，领导的态度越是低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表达对张志新大姐的崇敬，我从报纸上剪下一幅她的画像，手被铁铐，脚拖长镣，目视远方，走向刑场。我将这幅画像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每天做完报表 后，长久地凝视着，陷入沉思。我也清楚地知道，画像表达了画家的善良愿望，代表的是人民的心声。真实的情况与此相差得还不知有多远呢。那批刽子手能让她如 此英勇地就义吗？一个已被割断喉管的人，当她被拖入刑场时，是否还有气息，是否能站得住，都还是个疑问呢，刽子手想必也只能在她身上放几枪罢了。但我又宁 可相信这幅画像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心目中的张志新，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最勇敢者!同样，我也为这幅画像题了几句话，写在画像的背面。实在压抑不住想要抒发的 感情，又不敢写在下面，担心招来麻烦，只好写在了背面，放在玻璃板下无人看见。

我曾经读过许多烈士的传记，
心灵里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唯有你，张志新，我们的大姐，
常使我禁不住热泪横溢！
忠贞的女儿，惨死在“自己人”手里，
行刑前只留得微弱的气息。
啊，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目光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这幅画像，在我玻璃板下压了很久。有天上午，正在做报表，贺教导员走了进来，其时工务组只我一人，请他坐下后，看他不吱声，一方面继续做报表，一方面等着 他的问话。他坐了一会儿，又站起身来，在桌子旁走来走去，眼睛一直盯着玻璃板下的画像，我也不吱声，边打算盘边等着，看他说些什么。做完报表后，我将报大 队的那份交给他。这时，他忽然发话了：“我看你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幅画像不太合适吧”？我说：“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呀”！“知道，我也没说是你画的。总 之，你不该放在那里”。我接着说道：“不是报纸上也说，要人们学习张志新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吗”？贺教导员没话说了，还在不住地摇头。我明白他的意思，学 习张志新的精神，不是你一个劳改犯的事情，但又无法说出口，因为官方报纸也没有明确说犯人不能学。僵持一会儿后，他在离去时，再未提及此事，却布置了我一 个小小的任务，他说：“大队准备出一期墙报，收集下的稿件都是些感想之类的东西，太单调，你不是很善于写些四六句什么的，给写一篇吧，对前途要有个正确的 认识”。我答应后，他便匆匆走了。

自从写申诉以来，早把其它事情丢在脑后，更多地期待着早日平反，违心地写那些应付东西已是过去的事了。一个人一旦不认罪，还有什么可写的？教导员也真是 的，我实在感到了为难。自从卫随胜刑满释放后，大队宣传鼓动组基本等于解散，我写申诉后，实在也不好做这项工作了。教导员让我写些诗词之类的东西，一时真 还难以下手。送完报表回来后，联想到张志新，对自己的案子更有了信心，教导员不是说要对前途有个正确的认识么，于是，写下了一首小诗，姑且就叫《随感》 吧。

多少次淋头大雨，
浇不灭心中的火；
只因为我相信着，
未来的笑声比哭声更多！

写完后，正好大队的刘干事来到工地，便托他带给教导员。我想，教导员一定很失望，他属于那种思想比较僵化的人，在目前形势下，说话、办事，常常显出左右为难的样子。果然，他未采用我那篇稿子。为此，见了我时，还专门作了解释，其实我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一百二十三

夏末秋初的一天，把刚刚写完的十二份申诉，都装入信封内，正准备往外送去，大队的薛副教导员来到工务组的办公室，我把所有申诉信都递给过去，他却摆了摆手 说：“收起吧，你的平反判决书下来了，跟我来，准备办手续出监”。“真的吗”？我随口问了一句，他说：“我代表政府，还能和你开玩笑”！薛教导员和我一起 到了工地办公室，他让我坐下，忙掏出一张纸向我宣读了辽宁省北票县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宣告我无罪，并嘱咐我赶快回去收拾东西准备走人。我马上站起身 来，向他声明：“这是我被管制的第一案，后来被判死缓才是我住监的本因，可能是弄错了，我不能走”。薛教导员有些诧异，他也站起身来，随口问道：“真的 吗”？“真的，千真万确，没有原判法院的平反，我不能出去，也许是管教科没有搞清楚，请教导员出去核对一下”。薛教导员长叹一声：“唉，本来我还替你高兴 呢，结果竟是这样”。接着他又将手中的另一张纸拿起，对我说：“你，你看，这不是释放证也开出来了，唉，唉，……”然后，他让我先回工务组去，匆匆走了。 这时，杨会计也进来上班了，他好像也知道了我平反的消息，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平反了吧”？“那是我的第一案，不是后来判刑的这一案，我还不能走”。接 着向杨会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听后，安慰我说：“也好，有了第一案的平反，对第二案更有好处，不要急，慢慢等着吧”。是的，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

杨会计是夏天由外面派来的一位干部会计，接替了我的会计工作，如今，我只做统计和零件生产的调度工作，同时还管理着模型库房。他来后，和我们几个犯人相处 得挺不错，他已经五十九岁，即将退休。他为人和善，常和我们一起扯些家常事情，对于劳改方面的敏感话题，彼此心知肚明，尽量回避。因此，尽管我们身份有 别，一起工作，相处得还算融洽，大家都很尊重他，他也从来不用管教干部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说话，加之年纪也属于上辈人，我们视他为长者。

快到中午的时候，薛教导员又一次来到工务组办公室，他说，管教科的张科长出差去了，两个干事看到平反裁定书就填写了释放证，并未核对档案，他们以为你也像 其他平反的人一样。接着，他又着重指出：“不过，总是件好事嘛，对于后案的平反极为有利，你要有信心啊”！临走时，还特地表扬了我：“通过这件事，我看 出，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午饭时，只喝了两口菜汤，满嘴苦味，吃不下东西，一个人呆坐在桌前，杨会计也下班走了。按说，前案的平反，对我确是一件好事，可不知咋地，心里乱极了，只 是想哭。许多年来，人早已麻木了，习惯了狱中生活，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的人，走在那里，那里充满了笑声，常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笑话，逗大家开心，仿佛不是 一名重刑犯似的。如今，前案平反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要不是当初对我的冤枉，哪有后来这一切呢？哪会在农村被欺凌到那种境 地？更不要说住进监狱了。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们，孩子也都长大了，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蹲在监狱里，经受这种折磨和煎熬，越想越难受。吃过饭后，雷小 厚首先过来，搬了个凳子紧挨我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这些年来，我们都视对方为知己，当他坐到我的身边时，只觉得他就是我的第一亲人，紧紧握着他的手，终于 抑制不住，放声哭了起来，他也不劝我，任我尽情地哭，此时此刻，除了痛哭一场，还能做什么呢！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的事情，零件组的老伙伴们一齐来到我的办公处，他们七嘴八舌地埋怨我：“让你走，你就走呗，出去再上访不更好”，“又不是你的错，是 他们弄错了，为什么不敢走”？“唉，真成了书呆子，好容易让你走，先出去再说”。总之，他们埋怨我，也都是为了我。这时，我也慢慢平静下来，向他们做了解 释，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十分遗憾。最后，雷小厚向他们做了说明，讲了无论如何不能做欺骗政府的事情，众人方才慢慢散去。同伴们的关怀，虽使我暂时减少了几 分痛苦，心里总是酸不溜丢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烦躁最苦楚的一天。

直到晚上，仍然感到嘴苦，吃不下东西，好像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似的，同号房的人都围拢着我，安慰着，甚至祝贺我前案的平反。然而，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不仅 想自己，还想母亲，弟弟妹妹们。也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姥爷和姥娘，两位老人临走前未能看上我一眼。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朝阳公安局极左办案人员造成 的，现在的平反裁定书上写着：“原判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与被告人原意不符”。当初处理我时，一再向他们说明，不能胡乱引伸，断章取义地去理解我的日记， 更不能无限上纲，然而他们因着我出身不好，硬是认定我有“反革命”动机，强行将我处理，丝毫不听我的辩解，造成往后这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恶果。这些年来， 苟活在无望的环境中，几乎变成一个活死人，虽在不断申诉，也只是申诉后案，至于前案，只写过一份，心想，人不出去，写也枉然，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案 件，未必有人管，谁曾料到，正是这一份申诉，竟然获得平反。谁又能想到，前案的平反，勾起我深心里如此多的痛楚，使我这样烦心。痛苦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久 很久，都难以平复。

一百二十四

雷小厚的案子终于得到了处理，但当时尚未彻底平反，类似的案件大都如此，住几年算几年，放人了事。他从入监到到重新判决时，已经过去了九年十个多月，，因 此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其间一次也未减刑，所以，这次接到判决书后，监狱马上放人，总算熬到了头，先回家看看，案子还可以继续申诉嘛。送走雷小厚，突然陷 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中，每天做完报表，只有看书。早在夏天，通过考试，我被定成了六级工，每月享受六元的技术补贴，同时监狱组织年轻的犯人学习文化课，我担 任初中班的语文教师，每节课补助三角，这样，连同奖金和零花钱，每月的收入有二十多元。于是便不断地向北京市新华书店邮购书籍，聊以消愁解闷。等待平反的 日子总是使人焦灼不安，心神不定，远不像从前没有希望时那样平静了。人就是这样，当你完全绝望时，死心塌地，什么也不去想，简直就是死水一潭，而一旦有了 点希望时，免不了要努力争取，结果又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恼。

天气渐渐转凉，又一年的秋天不知不觉已经来临，树叶到处飘落。刚刚做完报表，百无聊赖地站在窗前，漫无目的地向外张望着。就在这时，又是薛教导员气喘吁吁 地跑上楼来，一进门便喊我：“快跟我来，省高检来了三个人，办完事刚要走，我好说歹说把人家留住，最多给一小时的时间，你赶快跟我到大队办公室，直接跟他 们面谈一下”。我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拿上前案的平反裁定书和一份申诉，跟薛教导员下得楼来，两人小跑着到了大队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丁大队长，还有三个 陌生的人，其中两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另外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当我坐定后，薛教导员和他们打了招呼，那女人便对我说：“我们马上要走，没有多少时 间，简要把你的案子讲一下”。我马上从毕业后的前案说起，刚刚讲完，正要讲后一案时，那女人便制止了我：“你不要讲后面的案子了，具体情节，法院处理时要 调查的，我们只是催办，并不需要了解具体的情节”。接着，她转了口气，问我：“你的前案怎么了，平反了吗”？“平反了”。我急忙答道，并随手掏出那张平反 裁定书，递给她。她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然后还给我，当即指令：“你马上给我们抄一份，至于后案，就不必说了，这不很明显么，你的情况，正像五七年被打成 ‘右派’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中随运动又上升为‘反革命’一样，这里有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假使没有前面的错误处理，哪会有后来这一切！前案既然平 反，后案也会得到解决的”。

我边写边听着她的话，真是字字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真佩服这位妇女的干练。看上去，她穿着朴素，和一般妇女没有多大的不同，却 是一位主要负责者，话说得如此打动人心。当我将那份平反裁定书的手抄件递给她时，她看也没看就装在口袋里，然后吩咐道：“回去后耐心等待，要相信中央的政 策，同时还要像往常一样，把本职工作做好，我们会向法院催办的”。说罢，他们一行便匆匆告别了大队领导，踏上归途，我也回到了工务组。一方面，深深感谢薛 教导员对我的关心，给了我直接反映情况的机会；另一方面，省高检那位女干部的话，在我听来，是那么中肯，那么让人心服口服，她说得完全在理啊，对自己的申 诉也更进一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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