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破題-試辦政治特區(圖)

作者:何清漣 發表:2011-08-1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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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假設北京高層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這時候就應該借力成事,促成中國政治轉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中國目前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權利」叫板「權力」、「維權」對抗「維穩」、「上網」漸漸取代「上訪」,民間與政府的對峙以越來越尖銳的形式突顯出來。即使對時事漠不關心者,也能從7.23高鐵事故中的媒體集體起義中感受到社會求變心切。假設北京高層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當年啟動經改的鄧小平,這時候就應該借力成事,促成中國政治轉型。

北京經常表示對民主化的深切擔憂,一是憂慮「子民」素質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擔心「民主導致動亂」。在此,我對症下藥,幫助中南海袞袞諸公解惑釋疑。

一、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讓少數地區與人民先民主起來,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第四、五兩代中共領導人完全可以師法當年鄧小平開辦經濟特區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與政治勇氣,在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四大現代化櫥窗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開辦政治特區,讓它們先走一步,開出一條路來。

為何選這些地區與城市做政治特區試點?主要原因是這些地方經濟發達,人均GDP與人均受教育程度與開放度都遠遠高於國內其他地區,可以免除中南海領導們對人民素質低不堪承擔民主化大任的擔憂。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國高等學府雲集之地,九大常委「龍潛」時大多在清華、北大讀書,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級領導人,誰敢說它們素質低不能實施民主?而且這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知識精英雲集,經濟精英眾多,行政人才與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高,做為權利主體的自治能力也比較強,黨不用累得像如今這樣,連個居委會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給這些地區鬆綁,他們定能創造出比現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經濟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還有一個好處,便於精簡行政。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現在幾乎佔了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應了「政府太大,養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員吧,又擔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雲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員,那些失去了鐵飯碗的小公務員無處可去,只能長年上訪。在經濟發達地區開辦政治特區的好處,一是政府的社會保障體制據說已經完善(我這裡假定媒體上就此所做宣傳全是真實情況),二是其他部門就業機會相對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員壓力的渠道遠比落後地區多,不用擔心被裁汰人員因無出路而成為上訪族。

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試辦政治特區成功之後,就可以在其他地區逐漸推廣,通過這種讓少數地區的人民先民主起來,再帶動全國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個中國民主轉型。

對於一些不同意見,比如希望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劃出幾塊區域來試辦紅色特區,重慶就是現成的紅色特區,如果需要一個鄉村試點,可選在湖南韶山,這個地方是毛澤東的老家,對毛的情感很深,唸唸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礎。當然,如果還有地方願意充當紅色特區試點,經過當地民眾投票表決,也可自願申辦試點。這樣省去了「烏有之鄉」上的左派們成天打口水仗,引導他們將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設紅色特區這種創造性工作上去。

我這說法並非拍腦袋想出來的,發明權可歸於黨內老臣田紀雲先生。1992 年鄧「南巡」之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發表了一篇內部談話,傳達到科級幹部,聽了印象深刻,記得大意是:「有人要堅持計畫經濟,好辦。建議搞個計畫經濟特區,發糧票、布票、統購統銷。實行自願原則,讓堅持要搞計畫經濟的人住那裡去。看他們願不願意去。」後面大概還有讓計畫經濟特區與實行商品經濟區域競爭,看最後誰贏之類。

田紀雲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當然都是從黨的長遠利益考慮。從他這建議裡可以化出政治特區的構想。至於是騾子是馬,還是那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五年十年可見分曉。如果紅色特區贏了,至少可為上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比賽,最後以社會主義陣營瓦解慘敗的歷史挽回一點面子,為國際共運史留下一條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實行黨內民主,讓黨內形成一些派別,競爭上崗。這種穩步放開,可免中南海「民主導致動亂」的擔心

所謂「民主導致動亂」論,當局以前常拿來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運動,最近這些年隨著民智漸開,六四已經成了當局需要緊緊摀住的瘡疤,因此所舉的例子又變成了臺灣與泰國的紅衫軍——其實這兩國人民本身倒真還沒覺得他們那有什麼「動亂」,當局是在代古人擔憂。今年5月我去臺灣,臺灣知識界與文化界人士很驕傲地對我說,「我們臺灣人現在最不怕的就是換政府,干不好,就下來,換一個就是。塌不了天。」

我當然理解當局所謂「民主引起動亂」的擔憂,並不真是擔憂民眾上街遊行,聚在一起評議時政這類小動作。當局真正的擔心是「千里長堤潰於蟻穴」,一個小口子沒摀住,導致政權易主,繼任者將嚴厲清算前政權的政治帳與經濟帳。通過換位思考,我很理解當局這點擔心。我也很認真地代當局想過這事,改革以來的30年,執政當局的政治帳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餘都是些零星帳,因此欠的主要是經濟帳,那些關於紅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時時被提及的大規模資本外逃等,都屬於經濟欠帳。對此我也提供一個疏導之法,在這類善後工作上,採取軟著陸的方法比硬壓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獨裁者資產法》已於今年2月1日生效,中東北非幾個國家獨裁者的家族資產按法規均已凍結,所以中國高官其實也只剩下維京群島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為了保證這些年來聚斂來的財產不至於化為泡影,唯一的辦法是讓政權繼續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裡。最現實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區的中共內部實行黨內民主,摹仿日本自民黨,允許黨內有派,互相競爭。政治特區的議員與行政首長都通過選舉產生。這種選舉其實翻不了大浪,因為在目前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組織可與中共爭雄,只要宣傳與組織工作得當,選舉的結果大概還是中共的幾個政治派別推選出來的候選人當選。

只要政權暫時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區內逐漸推行司法獨立,放手讓民眾自由結社,放開新聞,形成社會壓力集團,也不會導致一夜之間風雲變色,政治全部翻盤。這樣做,中共官員失去的只是繼續腐敗的機會,但可以保全以往積攢的腐敗存量。中共作為一個整體,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平安下車做準備。歷史上,許多皇帝都成天禱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萬歲萬萬歲,但從來沒有不變之政權。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為多戀了幾年權,最後難免鐵籠之羞辱。那個蔣經國,當年臺灣戒嚴難道沒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結束專制的最後一位專制者」,為臺灣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不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們對蔣氏家族的風評。

所謂政治轉型,無非是三點,第一,政府為構建公民權利搭建制度平臺,讓人民能夠成為自治的權利主體;第二,為權力退出經濟領域開列時間表,實行倒計時辦法,逐步改變目前政府既是資源的壟斷者與分配者,又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參賽者,最後還是裁判者之格局,減少官員腐敗機會,讓官府不再從民眾口中奪食,就能消除政府與民眾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黨利益的政治換血機制,即多黨競爭。這三點要達成的目標無非是約束權力,減少腐敗,讓人民能夠活得有尊嚴一些。如果拋開一黨(尤其是中高層利益)之私利,這種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於國於民還是於共產黨自身,都極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龐大勢力,只要能夠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贏回民心,在民主選舉中獲得大多數的選票。

我這「策論」寫得既不恭謹,也比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請中南海袞袞諸公三思:過去就是由於你們太關心人民,老將人民當作不會走路的嬰兒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說一下,有時候我實在分不清黨與人民的關係到底誰是誰的爹娘,比如在追悼會上為黨的領袖亡靈致辭時,總要說某某是人民的兒子(鄧小平就被稱為「中國人民偉大的兒子),但這「兒子」卻將做「父母」的人民當作弱智兒童,從言論到思想再到行動,無一不行「代表」之權,結果這「兒子」勞心勞力還折騰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車,勞碌終生買不起一套房子,散個步都有警察拿槍看著,最後「父子」之間反目成仇,勢成水火,何苦呢?

十餘年前,我寫了那本《現代化的陷阱》,向國人,尤其是向中共執政者發出呼籲,但當局不僅不願意面對問題,反而以為消除作者的聲音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現在我再次向中共執政者呼籲,歷史機遇不會永遠存在,如果錯過這段中國尚有「麵包」的時機,中國雖然能在近十年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狀態,但最後必然走向雙輸之局。國人輸掉的是社會重建的資源,統治者除失去政權之外,還將面臨鐵籠之困與傾巢之憂。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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