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敢於面對中國的真問題

作者:張千帆 發表:2013-05-2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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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往窗外望去,只見一片霧霾濛濛,僅一兩公里之遙的百望山幾乎消失在視野中。上網一查,凌晨六點北京的PM2.5污染指數是368,屬於重度污染。如果不颳大風,這個指數一日之內還將惡化。急匆匆送孩子上學,又忘帶口罩;雖然標識著PM2.5的口罩未必真能發揮什麼作用,但是聊勝於無,至少有個心理安慰吧。路上遇到成群結隊趕著上學的孩子,不免為他們的健康擔憂。這種天氣對強壯的成人來說也許可以忍受,但是每天呼吸這種空氣,對於正在生長發育的下一代會產生什麼影響?我曾聽一位城市白領說,她不願意在國內生孩子,因為她無法為新生命提供一個基本健康的成長環境。聽了這話,我很吃驚,但仔細一想,又頗能理解其中的無奈。 

在這種心境下讀重慶警備區司令朱和平少將的近作「要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我只能說自己的感覺是「找不到感覺」。為什麼?因為今天再拿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來說事,迴避了當代中國的真問題。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遠不止是領土主權或意識形態問題。我們需要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乾淨的空氣、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這些都是人作為動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們做到了嗎?我們需要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文明而寬鬆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用各種考試、補習、收費來壓抑和扭曲一個個幼小的心靈,否則這個民族不可能有希望——我們做到了嗎?社會貧富差距那麼大,那麼多農民和城市底層的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得不到法律保護,上訪途中還遭遇各種迫害、虐待;貪官污吏那麼多,每年流失的贓款就有多少?軍隊腐敗那麼嚴重,中央軍委屢禁不止,不讓吃酒席就用礦泉水瓶裝茅台,請問朱司令有何良策?這些才是當今中國的老百姓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真問題,它們和「意識形態的上甘嶺」不搭邊,也絕不是回到遙遠的「上甘嶺」時代就能解決的。

在朱和平少將看來,似乎所有問題都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搞的鬼。這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是作為一個軍隊負責人,說話要負責任,不能誇誇其談、胡編亂造。從目前那篇在說理上十分單薄的短文,我們還看不到有任何證據表明「西方敵對勢力」污染了中國的空氣和水,製造各種有毒食品,擴大中國貧富差距,造成各種強征、血拆以及官員和軍隊腐敗……當然,有些格局可能在他們看來也是樂見其成,譬如中國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製造廉價產品,耗費自己的資源、污染自己的環境,還買別人的國債供他們免費享受,對於他們來說何樂不為?沒有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國也不會積聚居高不下的產能和輸出型發展模式,但是歸根結底,「中國模式」是中國政府自己的選擇。如今不是鴉片戰爭時代,沒有誰拿著槍逼咱們做這個、做那個。如果中國的發展方向不對,首先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國際因素至多隻是間接的「外因」,最終要靠內因才能起作用。一個社會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問題和造成問題的原因視而不見。

文中還指責所謂的西方敵對勢力「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攻擊詆毀我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句話更是莫名其妙,因為它把「自由」、「民主」、「人權」當作西方的東西,和當代中國對立起來;這些概念原先也許是西方的舶來品,現在則早已成為中國公民生活的主流話語。眾所周知,現行憲法是在執政黨領導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會發現憲法序言有一處、正文有12處規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為代表的「民主」無疑是1982年憲法的首要特色,各級人大代表由選舉產生並有義務監督同級官員,這不是民主是什麼?「人權」以前被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符號,但這早已是上個世紀的「老黃曆」。2004年修憲之後,「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已明確成為中國政府的法律義務。這些話都白紙黑字寫在憲法和黨章上,不知朱少將為何視而不見,偏偏要把「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權」對立起來。難道他的意思是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堅持獨裁、專制、侵犯人權嗎?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回到「上甘嶺」的喧囂究竟是出於食古不化,還是言不由衷。

在去年12月4號紀念憲法頒布三十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因為解決當下中國的真問題恰恰就是要把憲法規定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落到實處。毋庸諱言,現行憲法的實施還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而正是憲法實施的缺陷產生了當代中國遭遇的現實問題。人大選舉走過場,人大代表不盡責,導致政府決策不對民負責,「GDP至上」的發展模式肥了少數貪官和開發商,傷害了廣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司法不獨立,社會公正無從實現,人民的基本權利無法保障……由此可見,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鑰匙正是落實法治、民主、人權。如果法治得以落實,人權獲得保障,那麼人民就用不著面臨強征、血拆的劫難和顛沛流離之苦。如果各級政府通過人大對人民負責,高污染、高能耗的發展模式就會戛然而止,各級官員就會專注於環境治理、食品監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職能,而不是和開發商一起瓜分屬於人民的基本利益,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喝上純淨的水、吃上放心食品、享受真正的「素質教育」。

反之,「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除了強化極左思維之外,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事實上,這套思路是「文革」老調重彈,沒有任何新意。就在不遠的過去,重慶本地的「唱紅打黑」就是前車之鑒,也許打了幾隻「耗子」,但與此同時卻造就了薄熙來、王立軍、雷政富等「老虎」。「意識形態的上甘嶺」無非是「唱紅」的一個加強版,而重慶恰恰是在震耳欲聾的一片「紅歌」聲中變成腐敗重災區。

就和任何人都會生病一樣,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問題,關鍵是對待問題的態度。蔡桓公的「諱疾忌醫」早已為天下笑,但可悲的是,這種笑話卻在當代不斷重演,「意識形態的上甘嶺」就是一個版本。它只會讓我們在意識形態的喧囂中忽視自己的真問題,並貽誤通過制度改革對症下藥、及時治療的時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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