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委內瑞拉左翼活動人士掛起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橫幅。（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按：伯父年輕時曾經留學法國。那時正是1937年，國內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序幕。伯父與其他同學，一群熱血青年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不知這是否命運的作弄，還是那一代人的劫數，在與楊虎城的認識、交往和影響下，伯父接受了共產黨的魔鬼思想。
伯父一家的滅頂之災
我的伯父吳子牧，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大學部部長，分管高等教育。其實1966年文革開始前，他已經調離北京市，就職外交部，準備外派任某國大使。但文革一開始，他仍然沒能逃脫挨批鬥的厄運。他被揪回北京市，作為全國大黑幫之一，成為文革首批被鬥的對象，被拉到北京各大院校批鬥。更有甚者，由於他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任北京礦冶學院院長，被揪回礦院批鬥。就在那次批鬥中，紅了眼的紅衛兵動嘴喊口號已經不過癮了，在批鬥大會的台上，對著伯父拳打腳踢，他的肋骨被當場踢斷。這是北京首次開始武鬥。多年後，曾經在文革時期中擔任過北京市第一把手的吳德回憶道：多虧當時一位大學工作委員會的同事趕到，他撲在伯父身上說：「我是市委大學委員會派來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這樣才把伯父保護下來。而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的張霖之就是在1967年1月在礦院被毒打身亡的，這是文革中死於直接暴力的第一位中央政府部長，成為文革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我的伯母江楓，也在文藝系統工作，任北京戲曲專科學校副校長，她的一位同事在回憶錄裡寫道：
「我們學校最早死於『文革』迫害的，是江楓。江楓是延安來的老幹部，那時候擔任北京戲曲專科學校副校長。『文革』開始了，江楓在我們學校挨鬥挨得非常厲害，校長的尊嚴一點兒都沒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吳子牧比她還慘，被揪到各個大學，輪著批鬥，根本不拿他當人對待。
「吳子牧被人從家裡揪走前，囑咐江楓說，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咱們都要挺住。但是江楓沒挺住。」
「驕陽烈日底下，一群小學生、小孩子，命令江楓跪在地上，圍起來鬥爭她，侮辱她。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楓回到家裡，把自己拴在衛生間裡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殺了。她應該還不到五十歲。第二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
隨後，伯父與中央各部委的一批「反革命、黑幫、走資派」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幹校」勞動，據說那裡是血吸蟲病最猖獗的地方。1970年的一天，我的伯父在挑著擔子勞動時，昏倒在地上。被拉到醫院檢查，發現已經是肺癌晚期。送回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去世了。這是北京市除了吳晗一家，第二家夫婦雙雙被迫害致死的例子。
我伯父的忌日，就在10月1日國殤日。每到這一天，我堂哥、堂姐揮之不去的哀傷，是那麼的沈重。記得前年國殤日的那一天，我堂姐寫道：
「爸爸住院時，我們已經沒有戶口名簿，無法去領任何票證。肉、蛋、奶在那年代都是憑票限量供應，牛羊肉只供幾個少數民族（有名錄），奶只供嬰兒（有出生證並上戶口）。我不敢去向別人討換，那樣做他會罵我的。
父親的厄運
伯父、伯母雙雙去世後，我的堂哥、堂姐唯一可以投靠的長輩，只剩下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我父親了。可是那時我父親也是自身難保，是關押在牛棚裡、毫無尊嚴和自由的「反革命分子」。父親的厄運比他哥哥來得還要早。1956年，就在中共發動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鬥爭」前夕，父親當年36歲，因為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才華出眾、年少氣盛的他不夠聽話服從上級，被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定為「黨內的中右分子」，撤職罷官，從副省長候選人的位子上被拉下來，到農村去長期參加「四清」運動，沒有被劃為「右派」已經是萬幸了！直到晚年，他在農村因挑擔子在後背頸處挑出的一塊大肉墊還清晰可見。
文革時，他是理所當然的被打倒對象，掛牌、遊街，都有他的份。1969年，當時是中學生的我們已經停課3年多，被一鍋端地下放到農村去，我和姐姐從江南的杭州被下放到八千里之外的黑龍江去當農民。直到我們北上的火車開動時，父親都沒有獲得片刻自由，來送一下他的女兒們。當伯父去世時，作為唯一的親人，他卻沒有資格去北京為兄長料理後事，最後還是各方託人求情，才得到浙江省革委會（文革時省委權力機構的名稱）的額外「恩准」，終於得以進京為兄長送行。在這樣的處境下，兩個失去了父母，無所依靠的子侄來投靠他，可想能有什麼樣的結果了！
當時，自願提出到浙江來工作的堂哥與堂嫂，作為大學生畢業分配，被分配到浙閩交界的大山區裡當中學老師，我曾經和堂姐一起去探望過他們，我們坐著長途巴士在那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顛顛簸簸一直坐到了公路的盡頭無路可開了，還需要再走15里山路，才能到達堂哥堂嫂任教的農村。而我們所帶的行李等，就得靠當地農民們挑著擔子運進去。所幸的是，在那滅絕人性，人人自危的年代，山裡人的淳樸與善良，使他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平靜安寧的歲月，他們與那裡鄉親們的友情，一直延續到今天。
堂姐與北京一大批父母被打倒的高幹子女一起下放到山西農村當農民。在那裡勞動一年，連飯都吃不飽。伯父去世後，她沒有了任何經濟來源。父親只好把她和在黑龍江當農民的我，一同托付給還能念及友情，在部隊工作的戰友，在唐山郊外的部隊化工廠裡當工人。
在我們姐妹兩去北大荒當農民以後，作為獨子的哥哥，在大學分配工作時，還是被分配到遙遠的四川。當時還算有人身自由的母親，已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每到週末，回到空蕩蕩的家裡，只能對著3個孩子的照片一個一個輪流呆呆地看著。這些年裡，母親家的親人也是被整、被關、甚至送命。她自己因為丈夫的牽連，被無端降職、挨整，受到種種不公的對待和迫害（因為這又是另一個家族的悲劇，我這裡不展開細節）。這一切對母親的打擊與精神刺激太大了！鬱鬱寡歡的母親後來得了癌症，去世時僅56歲。
為報效祖國 卻誤投魔鬼之手
伯父年輕時曾經留學法國。那時正是1937年，國內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日序幕。伯父與其他同學，一群熱血青年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積極參加當地華僑愛國組織，宣傳國內救亡活動，為援助抗戰前線將士不遺餘力，甚至毅然決然地決定放棄學業，放棄他們安逸優越的生活與前途，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戰爭。正在那個關鍵時刻，他們見到了正在歐洲考察的楊虎城。這批年輕學子們與楊虎城同舟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不知這是否命運的作弄，還是那一代人的劫數，在與楊虎城的認識、交往和影響下，伯父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那時國內充斥著一種對蔣介石的「先攘內，再安外」，先解決共產黨心腹之患，再全力以赴抗日政策的不理解與不滿，認為蔣介石抗戰不力，以為中共才真正抗日。對於面臨亡國危機急切想保家衛國的國人來講，特別是對年輕單純的熱血青年，共產黨的那一套理想主義宣傳很有迷惑性。甚至就職於國民政府司級文官的我的爺爺，也沒有識破共產黨的偽善面目，反而支持他的兩個兒子參加共產黨，認為這才是真正抗戰。就在這樣的形勢下，伯父回到家中，帶出了當時年僅16歲的父親，一起奔赴延安，投奔共產黨。不知道在後來的歲月中，爺爺是否對共產黨的面目有了清醒認識。至少在1949年，共產黨竊取中國政權時，我的爺爺沒有因為他有兩個在共產黨裡當高官的兒子存有幻想，留在大陸，而是明智地跟著蔣介石去了臺灣。如果他選擇留在大陸，後果不堪設想！因為他的弟弟、我的五爺爺一家遭遇也很慘。這裡不再展開講。
我的父輩所遭遇的經歷，其實代表著那個時代一大批優秀青年的遭遇。一大批憂國憂民，滿腔熱血，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帶著對國家與社稷的使命感，投入到抗戰救亡運動中，投入到改變國家百年積弱的命運中。但是他們錯誤地選擇了共產黨，被共產黨的謊言迷惑，最後連自己一生以至生命都遭受了非人的摧殘。這樣的悲劇不僅僅發生在文革時期，而是從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那一天，甚至更早之前就開始了！在隨後中共統治的60多年裡，中國的一大批知識精英，以及社會各階層中最優秀的人才，都遭受到了殘酷的迫害與摧殘。這場巨禍甚至遍佈社會各階層，波及全民。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現代歷史上的最大不幸！
責任編輯: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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