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學大師的命運看中共的卑鄙無恥(圖)

2020-09-28 07:59 作者: 李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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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傅斯年与李宗仁。(网络截图)
胡适、傅斯年与李宗仁。(网络截图)

 

古往今來,中國作為泱泱大國人才輩出,在民國時期也不乏舉世聞名的泰斗級國學大師。聽到胡適、錢穆、陳寅恪、傅斯年、呂思勉等人的大名,至今仍然如雷貫耳。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大師在風華正茂的年代,遭遇了西來幽靈---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命運也隨著各自的選擇不同而落差很大。背信棄義、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等成語用在中共的身上未免都太輕微,卑鄙無恥一詞倒是略為可以表述其邪惡之萬一。

慧眼識真偽 胡適堅拒中共逃出魔掌

70年前蔣介石親自制定的「搶救學人計畫」,確實是從中共虎口中「搶人」,那些在大陸淪陷於中共之前逃離大陸的國學大師如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人僥倖逃出生天,還能在自由社會傳承自由思想,而聽信謊言、留在中國大陸的傑出知識份子們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幾乎都慘遭迫害,幻想破滅,留下的是一個個悲慘的噩夢。

據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回憶,蔣介石在1948年11月派出了三架專機,準備運輸這些北平的著名學者經南京轉赴臺灣。胡適領命後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到達之後,他卻看到飛機上幾乎都是空的……胡適感到悲傷,一個人在機場嚎啕大哭。胡適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哭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胡適似乎早已預測到了這些知識份子未來的命運。

因爲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都很巨大,蔣介石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到南京,當然中共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當時毛澤東曾託人帶給胡適的一個口信是:「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當時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秘密潛入共產黨佔領區等待任命的吳晗曾是胡適的學生,他也指派嫡系找到胡適本人密談,力勸胡適留在北大為共產黨服務,不要跟隨國民黨出走他鄉。

然而,胡適聽後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者告訴他的學生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共產黨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並沒有因此放棄他,而是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但胡適鐵心不跟共產黨走。早在1919年,胡適曾經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都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1946年,胡適曾寫過一篇《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文中論及了世界上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即一類是英、美、西歐的民主國家政黨,一類是俄國的共產黨、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的納粹黨。在文章中,胡適清晰的列出了這兩種政黨不同的性質,它們之間有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

1949年5月,已經投奔中共的時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發表了《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規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胡適也曾勸說陳垣一起離開大陸,卻被陳垣拒絕。陳垣天真地相信:「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胡適對陳垣的這種選擇表示「甚可憐惜」,次年發表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作為回應,並且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大是大非選擇不同 父子命運也截然不同

胡適臨行之前,他的小兒子胡思杜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中,不願意隨父母南行,這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當時,胡思杜剛從美國回到北平不久,對當時國內的情況並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於共產黨的什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因為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自己兒子的思想工作,只能隨其自便。

20世紀50年代禍起蕭牆,中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幼子胡思杜雖然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但是共產黨卻仍然不放過他,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之時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1951年從英國留學歸來,堅拒傅斯年讓其赴臺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了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中國大陸,1952年曾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但是在文革中因受傅斯年牽連,被作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最終在北京陶然亭含冤投湖自盡。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甯坤接到國內急電,共產黨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曾前往送行。巫甯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榮幸地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28年之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甯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優柔寡斷身陷魔窟 陳寅恪飽受蹂躪含恨而死

曾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

1965年,在剛剛從餓殍遍野的大飢荒熬出頭的中國大陸,人們都在慶幸當局總可與民休息,太平幾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澤東這時的意識形態卻日益膨脹,一個巨大的陰影正在潛然而至。有預感的陳寅恪已在為國勢危急而憂心如焚了。他於1966年所作的《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後,一場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預言竟成現實。

此時,他是多麼後悔自己的選擇!他雖曾與胡適一起到了南京,但卻未離開中國大陸。他一直秉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在當時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也從未向中共低頭,結果必然被中共所不容。文革開始之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被停發工資,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的名號被批鬥。他的家被大字報所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他的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必須「口頭交代」。他說:「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誤上賊船 胡適高足吳晗抱憾慘死

1949年之後,中共的真面目暴露無遺,中國知識份子所受到的摧殘為三千年來所未曾有。

勸說胡適留下的吳晗曾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也是胡適的得意門生。胡適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一時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結果如何,歷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對於吳晗太過殘酷了。

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1969年10月,吳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與吳晗一樣選擇留下的知識精英們,也一樣沒有逃脫中共的魔掌。在歷史的轉折點,他們曾有機會逃離,但卻被共產主義的謊言矇蔽了雙眼,也不幸地成為中共的犧牲品。

看透中共邪惡 傅斯年大師投奔光明

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而他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1932年他在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當他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相信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來到延安,傅斯年還與毛澤東單獨交談一晚。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遠走南國傳播中華文化 錢穆大師高瞻遠矚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份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博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亂世梟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燬,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也不會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已經絲毫不抱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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