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習近平》評析(上)(圖)

改革不改方向 變革不變顏色

作者:何清漣 發表:2024-07-26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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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圖片來源: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7月26日訊】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開過,外界認為沒解決經濟問題,表示失望,還有的認為這次大會改了方向。前者是將黨代會的功能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混淆了,因為黨代會歷來主打政治方向與政策大綱,重心不是政府經濟工作。但如果說改了方向,那是因為論者自己認為中共的改革曾有個他想像的方向。這個問題,筆者想通過分析三中全會召開前發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習近平》,探討一下自1978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

從鄧到習的不變: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就沒有變過,如果有變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變化,只是框架內的調整。習近平的「改革」與外界期盼相反,就是這種框架內的調整,目的是為了拯救腐敗透頂的中共。

對該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測,我同意《新華社特稿〈改革家習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該文犯了一個史實錯誤,將1978年11月安徽小崗村包干到戶的改革功績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調研學習的習近平頭上,這是硬傷,必會引起痛詬。

海外對這篇文章當然是批評為主流,批評點在兩方面:習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諛奉承。其實,之所以有這種批評,是因為批評者早就將「改革」這個詞神聖化,他們的改革只有一種定義: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不以此為訴求的就是假改革。

這篇《改革家習近平》,稱「習近平被認為是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這是官媒首次為習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來,是一篇寫得比較認真的頌聖文章,既然是頌聖,當然免不了拔高頌揚。但是關於習近平是不是當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謂改革內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體內容,這兩點決定了習近平是什麼類型的「改革家」。

討論「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內涵

從詞的原生意義來說,凡是觸動現存政治經濟格局、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稱之為「改革」,其成敗與影響決定當時的評價,後世的評價80%以上基於當時的評價。只有一種情況除外:改革後政權的生命太短。

「改革」從一個中性詞變成完全積極意義,是鄧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後,中國人與世界對「改革」的一種新的賦義,由此在中國的語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與「假改革」、「全面改革」與「跛足改革」之分義。我在22年前發表的長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76期)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共對改革的賦義,早就不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為目標,而是任何對現存秩序的變動,都稱之為「改革」。

我為什麼要特別指出這點?就因「改革」這個名詞,因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以新面目出現於世界並迅速崛起,成為一個非常積極的名詞。那時候,全世界都有一個幻想:經濟改革必然引發政治改革。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是為瞭解除美國政界反對中國入世的壓力,他那番講話,開創了美國中國研究圈兩個堪稱經典的中國預想: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網際網路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這個中國預想影響的不止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幾乎是世界多數中國研究者。

有關「政治改革」這點,官方、民間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釋。中國官方將所有政府機構的變化、行政事權在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從鄧以來,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前後20年,直到習近平前十年,從來都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過憲法自賦的中共是中國人民的天然代表,擁有無可質疑的執政權力。這一點,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歷經江澤民的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錦濤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再到習近平,都沒有任何實質改變,只是話語表達的變化,比如習近平表述為「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道不變、志不改,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閱中共官方文件,我從來沒發現過中共要改變方向的表述,一點暗示與蛛絲馬跡都找不到。

習近平執政12年的改革具體內容

《改革家習近平》第一節第三段有這樣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段話,我認為是事實,因為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中就論述過,鄧(胡趙)自1978年開啟的放權讓利、國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時代前期已經結束,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

所謂「皆大歡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時代的放權讓利與多龍治水格局。放權讓利,就是讓政府部門根據事權劃分行使資源分配之大權,這一過程產生大量尋租活動,形成官商合作體制瓜分改革紅利,這些紅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國在這段時期創造了數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體,約佔人口23%的中產階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鎔基「抓大放小」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為中共留下了一筆寶貴資產,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業、糧食系統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寡頭壟斷型國企,這是溫家寶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錢。

所謂「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時期多龍治水(5-7位常委)、胡溫時期「九龍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在經濟上,是溫家寶5萬億救市加上幾十萬地方債的巨額債務。習近平接班時,胡溫已將「改革紅利」食盡,當時太子黨成員張木生公開批評胡錦濤的無為之治是「擊鼓傳花」,北京坊間盛傳的是「老太子黨」成員接班之後,必拿「新太子黨」(江朱胡溫兩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親屬)開刀,為反腐祭旗。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比《紐約時報》更早)成了當時揭露高層腐敗的主要載體。

要完成這最難的人事清洗,習近平自然只能通過加強權力、近於獨裁的手段,才能與整個官僚隊伍為敵;而且習近平必須尋求連任,不說永久執政,至少也得執政足夠長的時間。這就是習近平變多龍治水的集體領導為個人專斷、黨內獨裁的背景。獨裁是種政治體制,形式有個人獨裁、宗教獨裁、寡頭(集團)獨裁、家族獨裁等多種形式,中共自建政開始,政權的獨裁性質沒有變過,只是從毛的個人獨裁變成鄧、江、胡的寡頭獨裁,習近平又將寡頭獨裁變成個人獨裁。江胡時代的中國國內政治確實相對寬鬆,但主要不是九龍當中有誰更「民主」,而是九龍的利益鏈條多,分割改革紅利的途徑多;更多的是國際環境所致,江時代說的是「與國際接軌」,與美國是「戰略合作夥伴」;胡第一任期與美國是「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由於中國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中美關係降格成為「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直至「經濟合作夥伴」關係。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江胡兩朝多少有點顧忌。習近平時期則處在「經濟合作夥伴」向「重要的競爭對手」轉變階段,中美關係日趨惡化,打擊外國資本(尤其是有選擇性地打擊事涉「國家安全」的信息產業資本),這一切,被認為是習近平要改變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舉。但其實與改革方向無關,最多算是收窄了對外資的「開放之門」。(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普通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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