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男星于朦朧。（圖片來源: 視頻截圖）
于朦朧沒有看清的人和事活著的人幫他看清。于朦朧事件告訴我們僅僅做一個好人是不夠的，還要有一雙慧眼，看不清惡人的真面目，才不會為惡人做事，有句古話說：「智者不立於危牆之下」。
每每說起中共的邪惡時，牆內的朋友並不覺得是什麼問題，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說起看清惡人真面目的話題，不得不提到中共，從中共竊取政權之後：對於去和留不同的人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認知。那些留下來的，在中共的各種運動中，有的被致殘，有的被致死，有的被逼瘋，有的……。
而那些離開的人，都有了一個善終，而這樣結果的不同，就是眼光的不同，辨別是非的能力的不同，而要能夠看清邪惡，是需要大智慧的。
1948年底，國民黨輸掉大陸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臺灣。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發起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細節辦法，並擬定了「搶救人員」名單。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救者」登機南飛。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畫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臺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
胡適的選擇
吳晗被中共指派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中共還不死心，允諾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也無濟於事。
當時，在北平很多傑出的人物，許多人不準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臺，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分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貽琦，當著蔣介石的面似乎該為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表示惋惜。
蔣介石為「搶救」學人費盡心機。據資料統計，因此，在國民政府1948年3月選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選擇留下來，只有22位選擇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臺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令蔣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為「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印象頗好，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麼，這種希望和幻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1947年1月，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正歡，《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慶祝了創刊9週年，針對允許其自由辦報的國民黨政府，該報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公開號召工人和農民一起推翻國民黨，甚至公開號召國民黨軍隊站出來對政府反戈一擊。而中共自己完全用謊言欺騙了所有的中國人，甚至外國人。
我們摘錄早年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的部分內容看看，大家就知道了：「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劉少奇，1940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二版頭條刊登毛澤東答記者問，標題是《毛澤東同志答路透社記者中國需要和平建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各民主強國的合作，這裡不需要橡皮子彈。」
留守大陸學人的結局
那麼那些留在大陸的學人們，等待他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限於文章篇幅，這裡只摘錄部分留在大陸知識份子的結局。
一代大師陳寅恪（雖然從北京到了南京，但最後沒有離開大陸）：他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他說「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曾昭掄：曾國藩侄重孫，與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國知名學者，1949年兩人滯留於香港，蔣介石欲搶救二人去臺灣，兩人斷然拒絕，歸來報國。文革時紅衛兵將俞大絪教授上衣剝除，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4個月後曾昭掄也被含冤折磨死，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香斷。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52年回國，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60年飢荒襲來，董亦不能倖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週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夾邊溝勞教人員2800多人，餓死2100多人，死難者掩埋草率，纍纍白骨外露綿延兩公里。
中共製下留守大陸學人的悲慘結局，是中共殘殺中華兒女和知識精英的明證，這其實也是中共政權系統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同時也說明，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只要相信了共產黨的承諾和宣傳，都可能在這件事上丟掉性命。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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