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我实在没有什么资格来批评腐败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中基本上没有人真正有资格，有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勇气”罢了。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是“腐败大合唱”里的演员，你说说看，我们中有几个人没有给人送过礼？又有几个人没有想到过开后门？很多人是苦于没有送礼和开后门的机会。
当然，我承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腐败的受害者，但大家都只是在自己成了受害者的时候才痛斥腐败之害。我不知大家怎么想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能腐败一下的社会地位，否则的话我是愿意成为腐败的受益者的，因为在中国的腐败政治中，你要么做受害者，要么做受益者。问题是，事情往往不由得你来选。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多数人还是会选对自己有利的。
因为我不能成为受益者，我只好痛恨腐败，因为腐败使任何人都有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如果你说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也未尝不可。
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全民腐败大学校，整个社会就是腐败的，腐败的很多不正常的东西也成了正常了。腐败的风气现在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给老师送礼。这可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但你不送，你的孩子就完全处于不利的位置。除非学校有很严厉的规定，老师也是人，她一旦收了礼，她就一定会因为有礼或没礼，礼大或礼小对孩子产生喜恶。做父母的都不愿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不落俗套，根本不行。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家长为了炫耀而送礼给老师，期望把其他学生的家长比下去的可能。
整个这事的本身也给孩子种下了毒素。社会就是这样的，懂事的孩子就要照社会的规则行事。到了上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赞助就可以。所以，小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对腐败的基本要素已经懂得很多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都是可以用钱来打通的。大家向往的是将来有机会能成为受益者。等到大学毕了业，有了适当的位子，可以大大地腐败一番。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机体，现在根本没有对腐败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反对腐败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能让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腐败是不对的。说句实话，除了这里的几个书生在慷慨激昂以外，我想社会上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人们想的是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能够早日挤身到腐败的行列中去。
你说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腐败在中国的民间是有基础的。中国社会中有很多很不正常的事，但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我们每每看到这样的说法：某某在税务局工作，收入很好，我也没听见人们对这种说法提出质问，因为税务局收入好是想当然的。我在美国认识的人中吃皇粮的人很多，在税务局工作的人也有。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税务局的待遇和其他政府部门有何不同。中国的情况是近钱衙门先得贪吧？
中国目前是一个道德的真空。中国的社会经过一系列革命，仁义廉耻都被认为是封建的东西而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这些东西是腐败的天然免疫剂，可以让人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想到有很多事是有违良心的是不可以做的。除了这些传统的东西以外，还有的就是宗教，它让人能够感到头上三尺有神明，可是这也被认为是腐蚀人民的“精神鸦片”。从此，中国人民是彻底解放了可以放下思想包袱，放手腐败。
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价值观的。我们把旧的东西清除了，我们是否有一个新的思想价值体系比原来的更有效呢？想想我们上月的有关培养人才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中的很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精英，认为人品没有能力重要。现在这个社会认可的，不是好好做事的老实人，而是有本事（往往意味着能贪），而不被抓到的有能力的人。老老实实的本分人，不光被社会看不起，连回到家都要给老婆骂。在人品不受重视，同时物欲又横流的今天，这其实是再自然也不过了。
一旦腐败的毒素深深地进入了社会，要清除很难。很多人一旦到了没有社会普遍腐败的地方就会感到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贪是每个人的本能，如果你把事情交给一个不受红包的人来办，这其中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如果他们一旦到了一个没有送礼的社会，他们就要设法克隆一个。在海外，很多中国人集聚的城市，你就可以 看到这种风气。在南加州的Arcadia，中国人很多，给老师送贵重的礼，也开始流行起
来。我在报上看到，有些家长叹到，本以为到了北美原可以清净一些，想不到有人把这种东西也外销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对于世界有贡献，但现代中国的文化中除了腐败大道之外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世界级别的。
现在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危机的关头，但腐败在中国是有历史的，大家只要想想中国人的“包公情结”，这种情结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它一来证明老百姓是崇尚公义的，但从一个侧面它又说明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腐败史：腐败是主流而清廉则是一种异数，因为大家不会对习以为常的事大惊小怪并加以崇拜的。
青天大老爷包公做的一些事其实是一个官员在法律范围内做的一些应该做的事，说 实在的，中国民间把包公捧的这么高本身就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因为这是把一件正常的事当成不正常来看待，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原因是中国的贪官实在太多，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在历史上比熊猫还要稀有！老百姓除了在幻想中麻痹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另外，这也说明古往今来中国社会运作的非理性，中国的很多是都是倒过来做的：本身的社会体制得很多部分常年以不正常状态运作，执法又不力，但是时不时常的又出现一些非常手段，如过去的包公和今天的严打，校枉过正一下。大家想一下，如果法律的运作是正常的话，它何必是朝轻暮重，晨慢晚快呢？来什么从重从快呢?
历史上上的，为数不多的清官是被老百姓（往往是处于受害者或准受害者的地位）尊敬的，但这种心理还是理想化的成分比较多。一旦一个人做了官，如果不先造福与家庭的私利，而为“公利”而廉洁的话，在家人（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得很远）面前也显得不尽情理。这样，“家有清官”没有“家有贪官”对亲属有利。一般老百姓对包公的崇拜同时也说明中国老百姓在潜意识中对清廉的政府不抱什么希望：清官本来就应该是很少的，少的像包公一样。中国老百姓是有很好的包容性。
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情况，从目前宣传清官的模式上，大家看到是似乎是做现代包公要比做历史上的包公还要难。目前的政治宣传上往往把要树典型的政府官员，写得是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整天在外面为公事奔忙，最后都以瘁死而永垂不朽。这实在不是凡人能做到的。所以，宣传也就是做做秀而言，对一般人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想做烈士的人并不多。
最后，顺带谈一下高薪养廉的问题，我想提出这个说法的人自己有可能就是公务员。公务员薪酬太低的话，的确有问题，因为如果此人对待遇不满的话，他也就无法好好地工作，而且也是不公平的。但要给公务员高薪的话，却又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可能讲，这样的话，社会成本总归比腐败来得低。问题是多少高才算是高，中国目前的贪污腐败问题根本不是因为待遇太低而造成的。如果嫌待遇低，贪个几百万，总也应该打住了吧？拿这点钱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买房买车包一个二奶也可以了。问题是，事情没有底。他根本不够一辆车一栋房和一个二奶，而是多多益善。如果你给他一年一百万，他想两百万。成克杰弄了四千万只是个开始罢了，如果不是事发了，他弄很多亿都是可能的。所以，弄到后来高薪养廉也就成了高薪养贪，贪污照贪，但纳税人多付钱罢了。
中国吃皇粮的人已经是够多的了，多得自己单独成一国都不是小国了。想想养这些人的整天怕下岗平头百姓，你们也应该满足了。在大量人员下岗的今天，中国公务员的日子其实过得比一般人好。近年来对公务员的待遇改善得很快。在医疗和退休方面的福利可能还好过外面的企业。我一直把公务员和外面的职位比作是银行的定期存款和股票。定期存款虽然没有不会像股票那样在短期内飞涨，但它也不会想股票那样弄得血本无归。对很多人讲，保本远比发财重要。
中国的问题不是要高薪养廉，而是要把官的部分权力释放到社会上去。在中国，对于整天为生计辛劳的人而言，如果你是领薪水的人，只有做了官，才能从工作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中国大大小小的官的权都太大了，因为中国把许多社会功能都拿到工作单位里来。我对目前的具体情况没有发言权，但如果拿我知道的多年前的情况推算，大致不会错太多。过去，单位的领导不仅有权分房子，管人事，评定职称，计划生育，甚至连还有一定的司法权，连家庭纠纷都会由单位出面解决。到了工会主席这种芝麻绿豆官，他也可以有分苹果和其他福利品的权利，这一切只要稍微变通一下都马上可以成为经济利益和其他附加利益。这么大的权利对人的诱惑是很大的。对一般人讲，你不能得罪任何官，否则，麻烦大了。
另外，中国的干部待遇上也是很有问题，最简单的问题是公车私用。我几个月前遇到几个北京的司局级干部，谈起他们都是公车私用的。我可能是大惊小怪，但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工资中多给一些车马费。公车私用的影响是极坏的，因为这是怂恿腐败：公家的东西可以是自己的，你很容易从此延伸出去，到后来，你可以想，为了体恤公家的难处和麻烦，我还不如直接用公家的钱算了。但我想我这个办法在中国不行：因为用公车和用自己的钱（即使是工资中的车马费）味道可能是远不一样，这是权利的象征。
美国的车可谓是多，但配公车的人很少，因为其中有一个责任的问题：除了事，如果是个人，责任有限，但如果面对一个企业，责任就大了。如果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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