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爱买假货

晚上和几位外地朋友聊起中央电视台报导打假专项行动中的暴力抗法事件，深为执法人员受到的伤害和牺牲而痛心；又都认为制假贩假有其社会基础，是一个多方面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其中一位是担任湖南省安化县政协委员的乡镇中学特级教师何先生，正好在当地对此作过调研并提交过政协提案，就与我长谈起来。这是贫困县，还是革命家陶铸的家乡。

现在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

他说，当今世风日下，人们都说，现在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假货充斥各方面，很有市场。例如假烟价格便宜，抽起来劲大，明知是假的还要买，很受欢迎。当地小商贩几乎没有不卖假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负太重。过去，一个摆摊卖日用杂货或服装的个体户，每月只须要交100元给国家税务局即可；后来分立了地方税务局，新增50元税；再后来工商局又要管理费200元，加上各种摊派不断增加，政出多门，名目繁多，现已达30多种。每位个体户每月一般至少要交5、6种税费，如真按其各项规定交纳的话，挣来的钱还不够交税费呢，只能靠卖假货和偷漏税来增收节支，维持生计。现在要打假，且加大打击力度，执法的要拼命，卖假的不拼命就没法干了，你要革他的命，他也起来革你的命，于是造成暴力抗法的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所以，打假难度很大。特别是一些制假贩假大户，财大气粗，通常官商勾结，很有势力，受到地方保护。一些地方执法部门以假打假，抓几个没有势力的小典型，当替死鬼交差就算完事，风头一过，一切照旧，甚至更猖獗，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他反复感慨和呼唤，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腐败问题，需从源头抓起。真是切中时弊，振聋发馈，使我难以平静。

我想，加强市场管理，增加各部门的执法队伍建设固然重要，但要增加百姓负担，使其不堪重负，导致不售假则无利可图，无法生存；如不增加对市场管理的投入，假货就更难以控制，也不行，真是两难问题。不管怎样，减轻人们的税负，逐步化解官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总不会错的。

何先生接着说，最近在某市火车站的一个专卖2元一本的盗版书摊上，买到了想往已久的何清涟写的《现代化的陷阱》很惊喜，原价要22元。还有不少好书，一下子买了10来本，真高兴；一些光盘要80多元一张，我就到地摊上买盗版的，才几元。

我一个月工资800元，而且还经常被拖欠，这2个月只能拿到400元，现在书价都很贵，我买不起。这位30年教龄的语文并数学教师竟穷得买不起书，我心里一阵酸楚。定神一想，我亦相差无几，感同身受。

这两年我也常在盗版书摊淘宝，曾以5至10元买了《我的父亲邓小平》（原价18元）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原40元）、《北京法源寺》（原18元）、《青年读书指南》（原42元，此书介绍古今中外几百本名著）、《永不瞑目》（原20元，是当时热门电视剧小说），12月份刚出的陆幼青死亡日记《生命的留言》（原18元），还有我喜爱的李敖、柏杨、余秋雨，以及被查禁的魏京生、王丹、包遵信、李志绥、高新、何频、吴国光等人的热门专着等等，有时我还要多买几本送给朋友们分享，尤其是蘸着自已的血写成的《魏京生狱中书信集》、《王丹狱中回忆》我分别陆续买了十几本。近年买的各种盗版书至少有200本。有的用纸讲究，彩印精美，与正版不分真伪；有的略差，但毫不影响阅读，还从未见过黄色书刊。

我家附近的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大堂里，有一个每天营业的固定书摊，其几百种文科书中绝大部份是3至10元一本的盗版书，有不少是热门新书，很受师生欢迎。此文写到一半，又途经我家附近的路边小书店，门口顶上醒目的大招牌上是《特价书店3至10元》已开业半年，过去还没有从招牌上如此突出其低价，现公然说明是盗版书专卖店，这里的盗版新书好书真不少，在当前打假专项行动高潮，仍生意兴隆。我好生奇怪，细想才悟，假书似已不在当前打击之列，前几个月深入持久地的扫黄打非中已打击了盗版书，现风头已过，照卖不误，而且更加公开、合法、扩大、便民了。

有时我在报上看到余秋雨等作家抗议盗版的言论，不以为然，心想他们的作品已不断地同时被各家报纸转载、连载，其多重的稿费收入已富得流油，咱们这些穷酸的热心崇拜者蹭着看点书，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对作家签名售书毫无兴趣，那种原价书太贵，附庸风雅不实惠，竟还有什么买皮鞋才能送上赵忠祥的签名书，又引发大官司，直逼得发此消息的地方小报记者要自杀等等，更是恶俗不堪，荒涎不经。有时见哪位书商因印制销售盗版书被判重刑者，却顿起测隐之心，因我平时得益于他们而默默地为其祝福。其中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尚未完成论文答辩的刑法学博士生邱兴隆，因下海干书商涉嫌犯罪坐牢半年释放，几年后又在石家庄被判刑两年半，在狱中继续刑法研究著书立说，刑满释放后不久翻案改判无罪，一别近10年重返学府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因其炼狱对刑法的彻悟，著作颇丰，成了正教授并学界的新星，真是一场人间悲喜剧。

中国大陆盗版盘销量是正版盘的15倍

有时我还光顾盗版光盘地摊，起因是1998年初，当时我是电脑盲，在电视上看到推出Win98软件的新闻发布歌舞晚会，热闹豪华非凡的折腾了一晚上。时任微软公司中国总代表的吴士宏女士热情推销，信息产业部软件管理司某司长到会讲演捧场，使我对Win98发生兴趣。那时我正好借来一台586旧电脑，急需在原来的Dos上安装Win98，要1998元，对我来说真是天价，那台旧电脑也只值二千多元。一位懂行的朋友带我去街头找到盗版光盘小商贩，他带着我们在小胡同里几经周转，走进其十分隐避且简易昏暗肮脏的小屋并关上门，从床底下取出一箱子，有各种办公软件和中文图书及游戏的光盘等应有尽有，就是没有黄色的，每张一律10元。我惊喜的找到了那张Win98光盘，将信将疑的买下来，只花了原价千分之五的钱，如同白送。回家后朋友为我装上机，一直运转正常至今，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后见报导说，Win98的盗版光盘是在正版软件未设计完成之前盗出来的，因此程序不全不能用，告诫世人别买。真是鬼话。我又去买了Word97代替原有的Vcdos，把电脑装备起来了。

一年后还去买了新出的Win98增强版，小商贩热情周到，保质量包退换，真好啊！这条胡同住着不少盗版小商贩，颇有市场规模，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省安庆地区的农民，有的拉家带口三、四人一起干，有个很灵气的小女孩才十二、三岁，脸和手脏兮兮的，衣服也不干净，是没钱上学出来逃荒的。尽管这些农民灰头土脑没有文化，也不知出自他们家乡的那位伟大的思想家陈独秀是谁，但这不影响其井井有条地倒买如此高科技的产品，造福于城里人，又能谋生并把城市文明带回农村。据说这些光盘的进价才一元，这使无数穷困的农民找到了生计。市场经济真是造就千百万农民的大学校，我每每劝他们挣了钱，赶紧回去上小学。听说北京郊县和哈尔滨等市的大商场里售盗版光盘为6元左右。

我看这位朴实无华且脏兮兮的小女孩，为谋生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廉价倒卖，带给人们以文明和惊喜，功德无量，很是可爱，使我想起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位时尚无比的吴士宏漂亮姐，花大钱歌舞升平，请来官员和媒体一起来作大秀，为牟取暴利进行大规模炒作，以奇货可居开出天价，使人望而生畏，其实很丑陋。我们的官员和媒体倒是恰恰应该管管其暴利价格。

Win98正版价现仍为1998元，如按保守估计，目前我国电脑6000万台，如其中三分之一装Win98正版盘的话，微软公司这3年的收入至少应为400亿元，再按电脑市场每半年翻番的增长率计算，3年分别是50、100、200亿元，明后年则分别为400、800亿元，这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外流啊，对国家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了。走笔至此，我忽然明白微软公司在美国被司法部以反垄断法起诉的巨大现实意义，好在Win98在我国的垄断实际上已被盗版商打破。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盗版盘销量是正版盘的15倍。我想，我们的政府当务之急倒是应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管管正版盘的价格，使其大幅度的降下来，使大众能够买得起。

打假应按经济价值规律从社会源头抓起

一个月之前，我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题报导破获福建农村地下光盘生产线，见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先进达国际水平，日产2万多张，年产上千万张；其机关暗道之隐秘，撤退之神速，竟无一人落网，赶上抗日战争神奇的地道战了。我的那些盗版光盘原来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使人叹为观止，难以想像。我曾参观珠海市中外合资企业的光盘生产线，是国家重点项目，其投资规模不知要比这地下生产线大多少倍，但其产量和质量也不过如此。目前我国正式的光盘生产线已达478条，查获非法生产线112条（见光明日报12月21日报导）。看来，一哄而上的生产规模已形成了买方市场，这原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想，只要我们的正规厂家少挣一点钱，少斩人，把天价降下来，薄利多销，造福于大众，当能赚大钱，而地下生产线因种种限制，是无法与之竟争的。例如两个月前，王府井书店推出的内装几十本百科全书的一套4张光盘才50元，人们争相购买，有的一次就买了几十套分给单位同事；1999年10月推出了从248元降至28元的《金山快译2000》，市场一片热销，引起一场正版软件价格大战，使其普遍大幅度下降。接着相继推出《东方快车2000》世纪版29元（原上百元），《乐亿阳杀毒软件》28元（原188元）。现在市场上的正版软件大都20至50元，均以小巧实惠的塑料盒包装，而过去则是装在一个豪华巨大的盒里，售价均为上百甚至几千元，奢华无当。可见只要价格合适，人们还是愿意买正版盘的。书的流通也是如此。

当前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很大，高收入家庭只占人口的20%，而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的平民大众，才是大市场。但商家为获高利，只盯着富人的钱袋，千方百计提高商品的豪华程度来取悦于富人，从而失却了平民意识和大众市场，而盗版商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顺应民众需求，不断大规模的及时推出普及本（书和盘），抓住商机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所以屡禁不止，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只有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与之竟争，才能从根本上造福于大众，进而杜绝盗版的生产流通。当然，对制售假药和一次性注射器、有毒大米等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当从严打击。

尽管我80至90年代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从事立法研究10多年，曾参与著作权法、软件保护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的起草，几乎每年还要应对美国的商务部及企业界指责我国有盗版现象并侵害其知识产权，要以经济制裁报复及是否延长给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来要挟，其实那时的盗版规模和普遍程度比现在差远了。我深知侵权盗版对社会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危害，但由于囊中羞涩，深入实际，才发现其也有符合“三个有利于”而大大造福于社会的正面效应。前不久似见有报导说，有新的法律规定，买盗版盘者也违法。对此，我不以为然，还得去买Win2000或Winme，即使被逮住罚款也值。近年来我一直热衷于买盗版书和盘，乐此不疲，受益匪浅。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我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的悲哀，抑或是社会的悲哀。

随着社会治安和制假售假日益增多，靠工商、公安、监察等部门的执法强制力，法院判决的从重从快、轻罪重判，用严打和重刑苛法酷吏来保一方平安，虽能威震一时，但由于犯罪与反犯罪双方伤亡损失惨重，增加相互仇恨，激化社会矛盾，是治标不治本的。清末思想家沈家本总结历朝的刑法指出：“重刑之无效，治国必须政善、轻刑。以仁政为先，议刑法亦莫不谓裁之以义，推之以仁。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求治不宜过急，历史上有许多急于除害，滥施惩罚，结果害不除反而多乱的例子。当前我们应实行仁政轻刑，恢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宽大政策，打击从严，处理从宽，以善治恶，减少重刑，把惩罚的严厉性降下来，把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缓解社会矛盾，才可能标本兼治。

打假应在平日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及时扑灭其火种，避免执法部门平日对制假售假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姑息养奸，甚至还要分其一杯羹而同流合污，待其做大则积重难返，难以查禁扼制；待上级布置专项行动，为出成果而穷追猛打，弄得声势浩大，搞运动式的人心慌慌，难免发生差错，激化社会矛盾，又使市场萧条；或者以假打假胡弄事，应付上级。风头一过，一切照旧，甚至更猖獗，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还应大力加强国民素质教育，提倡商业信用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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