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说：“我觉得，既然诺奖和平委员会，开始关注中国，那么中国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争取人权和民主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而且这么长时间，尽管政治环境很严酷，还有很多人在坚持做这方面的工作，[六·四]后，坚持这方面的事情。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做的最有道义感召力和最有时效的，既是人道主义的救助工作，又是抵抗强权镇压的这样一个群体，自然就是天安门母亲运动了。”
刘晓波在他的推荐信中说，六·四后，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恐怖政治中所进行的人道救助是大陆民间最具道义感召力和最有成效的人权事业，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和赞誉。北京的另外一位学者
包尊信教授谈到他写推荐信的动机时说：“因为她们子女、亲属在[六四]中死了。她们这几年一直在为她们亲属伸冤，也为和平不懈地奋斗，为改善中国人权的状况起了很大作用。”
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博士说：“在此意义上，天安门母亲的见证历史就更为悲壮，也更为伟大，应该得到更有力的关注和支持。”八十年代被誉为中国文学界“黑马”的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博士，因为[六·四]而被捕入监，后来又再度入狱，丢掉了工作，目前是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他表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
同样因为[六·四]而坐牢并因此丢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工作的包尊信在推荐信中说，天安门事件中失去亲人的那些母亲，没有被苦难、悲痛和恐怖压垮，反而为了冤魂而勇敢地站起来，以不屈的持之以恒的行动，讨还公正，向权力和谎言宣战，向麻木和冷漠呼吁－－她们寻访难属，收集、整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记叙他们被屠杀的经过；她们向“六四”难属分发人道救援款；她们要求全国人大组织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大屠杀；她们起诉“六四”屠杀元凶；她们向世界揭露六四真相；她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六四”后的良知和道义的象征。
在丁子霖、张先玲和苏冰娴等母亲的带领下，有111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参与了这个“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在2000年6月4日，也就是[六·四]11周年之际，正式向媒体公开了这个运动的形式和宗旨，目的是要为死者讨还一个公道。[六·四]已经过去将近13年，有关当局仍然没有向学生和市民死者家属表示任何形式的歉意。
[全美学自联]在去年11月中旬呼吁各界人士参与提名[天安门母亲]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这些母亲搜集和整理[六·四]死难者名单的勇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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