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评论-1**
六四以后，中国的腐败不断升级，出现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情况。例如：陈希同以党国领导之身从事腐败，创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跻身于腐败分子之林的记录；成克杰则在犯罪以后当选为党国领导，创造了腐败分子受到赏识而飞黄腾达，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记录。
现在成为街谈巷议焦点的远华走私案告诉我们：价值五百多亿元的货物所以得以走私成功，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批以腐败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器。
厦门海关就是这批以腐败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它的头头因此而在被判死刑名单上列在榜首。我们不知道远华走私量相当于厦门海关同期吞吐量的确切份额，但五百亿元人民币可不是小数目，毛主席一辈子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进口梦。新华社电讯稿用了“厦门关区走私泛滥”字样，可见当年这个海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定是最大限度地创造腐败奇迹，以服务于腐败群体的腐败利益。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海关中的国家公务员个个都是腐败分子，其中想必不乏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之士。中国其他海关的情况也不见得统统都可以和厦门海关相提并论。但是，毫无疑义，为腐败服务是当时这个海关的主要职能，这样的腐败机关在中国不会只限于海关一类，厦门一个。这恐怕是雄辩家们无法为之开脱的。
果然。新华社宣布，同案犯中有一大批海关以外的人，包括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的头头脑脑在内，有当地的，也有上级的。这些人的作用不在于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在于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机器非常了不起，只要他们把这些国家机器开动起来，腐败就心想事成，无往而不利。远华走私案是个特大的系统工程，繁难程度不亚于放卫星。光海关一家是当不成远华后台的。除了海关以外，没有党不行，没有政府没有武警也不行。必须依靠四面八方庞大而严密的国家机器系统大力协同，有在上面运筹帷幄的，有在下面奔走联络的，有担任正面冲刺的，有负责侧面掩护的，有间接配合的，有保持中立的，有的事先默许，有的事后包庇。依靠这一系列门类齐全的机器团结一致为腐败服务，腐败才得以在厦门关区横行无忌。
远华是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浮在厦门这片水上的冰山一角。千奇百怪的国家机关到处都有。九月份的报上还有这样一条新闻：江苏省溧水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为了创收，办了个妓院，卖淫女子由公安局的派出所招聘，嫖客由公安局的派出所罚款，收入归公安局派出所里的国家公务员享受。
老百姓想办成一件事情很难。农民进城得经国家机器批准，到城里开个小店得恳求各种国家机器盖几十个图章。但是，把一系列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就可以替浩浩荡荡押运几百亿元走私货物的腐败团体保驾护航！所以象减轻农民负担等正经事情虽然年复一年遥遥无实现之期，但大面积腐败却由于这批腐败机关的存在而财源滚滚，蒸蒸日上。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这里不仅正在生成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而且正在生成一批又一批的腐败机关。它们在厦门关区小试身手，两年就造出了一个五百多亿元的走私大案，─ ─这是远华走私案透露出来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
**鲍彤评远华案-2**
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中国的国家机关几乎都以人民命名：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不少机关大门口还竖着一块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招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冠以人民字样的国家机器当中，有一批机器和腐败群体结合得非常好，水乳交融，它们的主要职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腐败服务。腐败分子用不着打碎这些人民的国家机关，就能运用它们达到腐败的目的。
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工人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时说过这样的话；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再三强调这个论点，把它付诸实践。布尔什维克用铁手解散了刚刚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宣布一切权力归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腐败分子却“简单地掌握”了人民的一部份国家机器，运用它达到了腐败的目的。事实如此，秘密何在？
秘密在于，在不同的制度下，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现成的国家机器”。一类是分权制衡的国家机器，它们是公开的，因而是普通老百姓看得见管得着的；另一类是全权全能的，它们不受监督，是不透明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以法律为依据，直接凭借群众的行动，所以非把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解散不可，一切权力非归苏维埃不可。中国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大跃进：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交给分权制衡的国家机器去办，办得成吗？──办不成，什么都办不成。所以无论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解放，都建立了按照绝对权力运转的国家机器，实行一元化领导。
一元化领导下的国家机器是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它大权独揽，不受制约，警惕性特别高，透明度特别低，处处保密，本来的目的也许仅仅是象布朗基主义者那样专门向反革命的阶级敌人保密，实际的结果是对老百姓和公众舆论统统保密。这种机器，叫它干啥就干啥，听话，顺从，不扯皮，随心所欲，无论做史无前例的好事还是做史无前例的坏事，效率都非常高。这种机器，除了只怕上级以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人民，不怕法律，不受社会舆论监督，也不怕人笑话。只要上级不闻不问不管，这种机器完全有能力为所欲为，不会败露，也不怕败露。今天中国的腐败所面对的国家机器，就是这种体现极权政治制度的国家机器。腐败害怕民主，绝对权力讨厌民主，两下里一拍即合。所以，体现极权政治制度的国家机器一旦和腐败相结合，立即成为得心应手的腐败机器。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敏锐地发现了绝对权力对自己是个非常有用的法宝，没有料到绝对权力对腐败也是个非常有用的法宝。这是无法责备于前人的。后人的责任是继续研究前人没有经历过的现象。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史，应该注意总结这种新的经验。
**鲍彤评远华案-3**
中国的腐败是在１９８９年以后膨胀起来的。那一年，几十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前以五十个日日夜夜发出了要民主反腐败的呼声，他们得到老百姓支持，却遭到国家机器镇压。镇压民主无异于鼓励腐败。腐败公行是镇压民主的必然结果。六四镇压加速了腐败的恶性发展，也促进了腐败和绝对权力之间的高速度大面积的结合。从此以后，腐败变本加厉，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应该说：是镇压六四的手，拉开了向腐败演变的帷幕。
镇压民主，主观上是为了稳定绝对权力，客观上起了替腐败扫清道路的作用。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把民主压碎就是请腐败放心。对民主的镇压令是对腐败的当然嘉奖令。最理想的腐败机器莫过于有权镇压人民并且有权向人民保密的国家机器。看到坦克轰隆轰隆在民主身上压过，有人大喜得如醉似狂。果然，陈希同陶醉了，成克杰高升了，远华走私艇启航了，腐败分子和腐败机器纷纷摩拳擦掌，开始冲锋陷阵。
绝对权力不可能长期稳定。它有两种选择：要么和腐败结合起来对付人民；要么和人民一起向腐败宣战。它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痛痛快快地进化成为民主的权力，使自己的载体真的成为分权制衡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向人民公开的机器；另一种前途是使自己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腐败的权力，把所有那些全权全能的载体最后统统变成腐败的机器。过去，有些人非常害怕向民主演变，以为民主意味着“改变颜色”，意味着“亡国”。他们大概是穿着真命天子或者遗老遗少的鞋子在说话。他们忘掉了，这个国家早已叫做人民共和国，早已不再叫做君主专制国了。对于共和国来说，民主是本色。民主社会有什么可怕？！向民主演变非但不是“坏事”，而且是中国人一百年来求之不得的理想。最可怕的是向腐败演变，由腐败分子来奴役人民，掠夺人民。中国这个国家，要么向民主演变，要么向腐败演变，反正迟早得变，非变不可──问题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
有人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太低，民主的成本太高，言外之意是既然国家如此之穷，宁可让腐败分子敲骨吸髓搜刮光，也不能让老百姓得到民主。
我觉悟低，听不懂这种高深的理论。
我只知道，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未必廉洁；监狱关得了腐败分子，关不了腐败机器和腐败制度；腐败的天敌，唯有民主；不管开什么药方，反正离不了民主这味主药。制度性腐败必须靠制度改革来解决。反腐败，归根结底必须把德先生从西方请到中国来。到底要民主还是要腐败，何去何从，从老百姓到领导者，需要再思三思，作出抉择。
从大秦朝的始皇帝嬴政，到大清朝的太皇太后叶赫那拉，一顶顶皇冠已经滚滚落地。民主在中国无非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中国终究要走向民主，民主终究能制裁腐败。所以我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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