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巴金研究者、人民日报社编辑李辉致电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称其在京城某旧书摊发现并买下了6本印有“巴金赠书”字样的英文版《THE DIAL》（《日晷》）杂志，其中一本内页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摊主称是“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外文期刊部处理过期期刊时得到的”。由于巴金此前曾经向国图捐过部分书籍和期刊，李辉初步判断这些杂志是从国图流失的。李小林闻讯大为震惊。
12月10日，北京报章以《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为题发表报道。当晚，一位热心读者即致电李小林，称其手上还有多本盖有“巴金藏书”、“巴金赠书”、“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及阿拉伯数字的国图财产登记号的外文图书。
李辉受巴金家人委托与该读者会面，证实这些图书上所盖印章的样式，与国图藏书上的各种印章几乎一模一样。
事件披露后，国图有关人士先是对此予以否认。但12月11日，国图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常务副馆长杨炳延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国图图书可能有流散的情况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就查看的情况看，巴老赠书保存完好。报道涉及的《THE DIAL》杂志，属巴老捐赠的1922年至1925年6月的9个合订本。报道中所提书摊上买到的6本杂志都没有国图财产登记号，因此不能确定是否为国图受赠的藏书”。
12月16日，巴金的家属作出表态，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正式给国家图书馆发函，要求“归还父亲捐赠的手稿：《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的第五卷及《家》的散页”，并由他们转赠给“真正需要它们并能善待它们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
家属称赠书流失100余本
李小林首先拿出了证据。
12月17日，在巴金寓所，李小林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巴金当年向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赠书刊的清单，还附有两份北图的公函。
其中一份为“（81）图发字第43号”的公函称：“巴金同志：你赠给我馆的第一批外文书刊619册，谨已收到，我们正抓紧进行整理、加工、编目、入藏。”
另一份公函发自1982年11月18日，内容为收到巴金赠书的回函，称该批书包括英、法、德、日等多种版本，计2655册。
据李小林回忆，巴金共向国图捐赠过6次书刊，仅1981年、1982年这两次的赠书就达3274册。这些外文书刊主要分为三部分：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论着、性科学与性风俗方面的书以及文学巨匠们经典著作的各种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清单“杂志”一栏显示：“《THE DIAL》，v.73－81，1922－1926年，44册”，而国图提供的库存数目是“1922年至1925年6月的9个合订本”。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李辉称自己从旧书摊上购得的6册杂志恰恰是1925年6月之后的（1925年第9、11期，1926年第6、7、8、10期）。
李小林说，如果国图拿不出清单中已经列出、而书架上已经“消失”的1925年6月之后至1926年的《THE DIAL》杂志，那就证明李辉手中的6本杂志确属巴金赠书无疑。
在巴金寓所，记者还看到了李辉寄来的《THE DIAL》杂志1926年第10期封面的复印件，上面有一个竖长方形的“巴金赠书”印章；在另一份复印件内插图的左下方则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李小林说，这确属巴金笔迹，而且可能是解放前所题，那时的巴金经常奔波在外，身上却常揣一管墨、一支毛笔，搜集到喜爱的书刊，就蘸点水题上自己的名字。
由于李辉手头的6本杂志都没有国图的藏书章及财产登记号，李小林怀疑这些杂志在捐赠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合订本，而且国图也可能根本没有进行收录和登记。
更令她不安的是，从目前各种途径反馈的结果统计，大约有100多本巴金向国图赠送的外文图书已经流失到私人收藏者手中，这说明“赠书的大量流失，已经不是偶然的疏漏了”；而且自媒体披露此事以来的一周多时间内，国图从未向巴金亲属进行过沟通和说明。李小林说，这也是她与弟弟给国图发函，要求退还父亲所捐赠的部分手稿的直接原因。
本报记者试图通过李辉联系那位至今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以期弄清相关赠书的来源、流通渠道及交易方式，但被婉拒。李辉说，对方在等待国图方面的态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自会浮出水面。当务之急是，国图应该根据历次清单，对巴老所赠书刊的库存情况进行仔细整理，如果确有书刊流失，则应立即展开调查，尽快给病床上的巴老及其家人有个交待。
巴金晚年将赠书视为“身后事”
晚年的巴金疾病缠身，在创作了《随想录》后已极少动笔，多年不断的赠书因而成为他关注社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他对此极为看重，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身后事”。
据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回忆，巴金家中有80多个书架，书橱都排着满满的书，连家人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目。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一车一车地往外捐，至今已先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其他地方捐出了各类图书近3万册，期刊1万多册。
在巴金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4000余册外文书籍中，有一套特精装本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著名翻译家草婴称，这一版本全国只有一套半，因而非常珍贵。据李小林回忆，巴金在长期住院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也是为了整理捐赠书籍，在捐出这套全集之前，他依依不舍，最后还把书带到医院里，再三翻阅，才捐出去。
巴金捐书是有计划的，譬如《随想录》的手稿，第五卷在国家图书馆，第一、四卷在上海图书馆；剩下的第二、三卷则捐给了由他提议创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可见，他对国图是非常看重的。
李小林说：“父亲一生爱书如命，他从未拿过国家的工资。他说过，他的钱是从书中来的，也要用在书中。为了购买、收集和收藏这些书，父亲不仅穷其一生所得，还耗去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将它们一批一批亲手整理出来，陆续捐赠给国家。我简直不能想象病榻上的父亲如得知这个情况会作何感想，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将愧对父亲。”
李小棠表示，既然父亲的那么多赠书都流失了，我们当然有理由担心他的其他赠书特别是部分手稿的安全，因此我们认为，国图“辜负了父亲的信任，也伤害了一位毕生视书如命的老人的感情”，让他们归还手稿的要求并不过分。
国图终于向巴金家属表态
12月17日记者两次赶到国家图书馆宣传科，直到下午1时40分，才被告知领导现在正在河北回北京的路上，下午3时将集体开会研究巴老赠书流失情况的调查及处理方法，会后正式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作出回应。
下午6时，参加会议的宣传科负责人白雪华通知记者，会议时间将延长，并问记者能否改为书面采访，馆领导在集体协商后将予以回答。
晚上8时，白雪华来电透露，国图已初步商定了解决办法：一是将按照巴金先后捐赠的6批书目交接清单，对分散在几百万册书库中的赠书进行清查，以核对从国图流失的赠书数量；二是将邀请巴老家属来馆进行参观、沟通，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现场了解国家图书馆对巴老所赠书刊的保护情况。
国图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采访要求。
当日晚10时，李小林突然致电本报驻沪记者，称国图一位副馆长分别在当日中午及晚间给她与李小棠打来电话，对巴金所捐图书的流失情况没有否认，并表示馆方正对赠书进行排查，目前已经找到2000多册，相信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该副馆长还特别强调，国图对巴金捐赠手稿的保护十分重视，并表示近日会派专人来沪邀请李小林等巴老亲属赴京参观国图对赠书的库存及保护情况。
李小棠对记者说，当晚李辉再次与那位热心读者见面，查看了一套同样盖有各类国图印章和巴金赠书章的英文版世界名著，并且拍了照片。
李小林说：“我们给国图发函要求退还手搞，并非有意为难对方，而是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同时也是对父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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