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们的城市收容队都干了什么？绝对真实……

以这样的方式管理城市，我们的广州居然还说十项现代化已实现了七项，详见今天的新浪网的新闻。
　　孙敬
　　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对于周一平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的两边，可能是他从此截然不同的人生。
　　作为一个九九年毕业的大专生，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是周一平的父亲生日，他回到老家。二零二年九月九日回到长沙，想找一份工作，他在长沙郊区与人合租了一套民房，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回到家，发现自己把钥匙弄丢了，便在楼下店铺和人下象棋，等待合租的同伴回来。
　　“大约十点多钟的样子，有几个身穿便服的人突然钻了出来，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周一平回忆道：“我的身份证恰好在前几天回家的车上被人偷走了，我当时拿出自己的学历证想证明自己人的身份，后来的两个穿警服的人就转头去问其他人，但一个便衣说学历证不行，要身份证，我只好把当天的车票拿给他看。”
　　周一平最终还是被带走了，“他们说车票不行”，一齐带走的还有楼下二十岁的丁起，他在楼下的工艺店当学徙，被抓的时候，正在旁边的杂货店里看电视。
　　周一平两人被带到附近停在暗处的一辆昌河车上，司机载着他们在附近转了转，几个便衣过来询问抓了几个人。
　　“当时车上一共有六个人，我们被强迫挤在只能坐四人的后座。”周一平说当时自己带了手机，当即打了一个市长热线，讲了自己的情况，电话那头提议他给工作人员讲一讲好话，因为便衣是在周一平的住处看到的学历证，并且他认为学历证也是一种有效证件，按照国务院于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所规定的内容，只要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合法证件与稳定经济来源就不能被收容。
　　“我当时就把手机给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听一下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前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好话，”九月十五日的阳光从树梢撒下，周一平仍然没有忘记这一段屈辱的记忆，眼神显得有些不对。
　　“态度很恶劣，经常骂人，当时一位穿白衬衣的便衣狠狠的对着我吼，说打什么电话，告诉你，打什么电话也没有用，并使劲的推我。”
　　又抓上来两个人，都是夜里在外面散步的人口，有一位便衣开始埋怨，说还不够数，要其他人随便抓几个回去，完成任务就行了。
　　后来证明，他们甚至抓了好几个长沙人。
　　所有人在附近的派出所登记，周一平等人在登记室里听到一个便衣说起自己昨天晚上输了三千块钱的事。小小的登记室里挤满了人，周一平数了数，正好二十五个，每一个人都按了手印，工作人员极不耐烦，粗暴的抓起周一平的手在纸上狠狠的按了下去，一个个的吆喝来吆喝去，房间墙角里有一部电视，正在放梁朝伟主演的《黑狱断肠歌》，讲一个记者因得罪了警长而被陷害。房间里所有人噤若寒蝉，窗户外围满了附近闻讯赶来的居民，像是参观一种久违的动物。
　　房间里大部分人是民工，被登记工作人员的大呼小叫吓坏了，有几个人要求打电话给家里，被厉声拒绝，墙上有一部磁卡电话，有几个带了磁卡的人开始拔电话，再一次遭到厉声喝斥，并被告知，再打电话就要将磁卡没收。
　　周一平当时的心情还比较好，饶有兴趣的看着电视，他认为自己多少也不能算是一个“无合法证件，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流浪乞讨人员”，不可能被送到收容所。
　　事件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愿，当梁朝伟开始在监狱里被人殴打时，有几个人已经被随即赶来的亲人，朋友带走，紧接着，周一平和其他人再次被推上面包车，朝夜色中驰去。
　　当夜十一点半左右，所有人被送到窖岭收容所，车子一进院，周一平就发现整个院子里停满了数十辆大大小小的警车，排队下车进入另外一个院子，两旁站满了便衣，四周窗户里挤满了惊恐，慌乱，愤怒的眼睛，每一间房子里都关满了抓来的人，不时有人大喊大叫，有人使力踢着紧锁的铁门，院子中央还站着黑压压的一群，嚷声一片。
　　四周灯光很暗，周一平和大家站在三排，一个个的点名，点一个就到前面的一张桌子上签名，他这个时候才发现心里有些害怕，这个场景像极了他平常从电影里看到的黑狱，他忍不住想起刚才看电视时，梁朝伟在监狱里的情况，忽然感到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
　　他见旁边站着一位面目较为慈善的警察，斗胆走了过去，问他这是在长沙的哪一个地方。
　　“我当时感到很害怕，想起平时听人讲起监狱里的一些事，就想打个电话给一个表哥，他在长沙一家出版社工作，有长沙户口，想他来接我出去。”
　　事实上，周一平刚拔通电话，手机就被收容所的人抢走，“我当时很生气，也顾不了那么多，大声责问那人为什么抢我东西，旁边有几个送人过来的警察听到声音，就看着这边，那个人就把手机还给了我。”周一平说自己怕他们再把手机给没收，就没有再敢打电话。
　　签名时，有一栏的内容为：“是否带有钱物”，周一平说到这里时仍是恨恨不平，“当时好几个人围着我，要我快点签名，要我写‘无’，我就说自己带了钱物。”
　　周一平拒绝签字，其中一位威吓他：“你签不签？”这时旁边一个人说：“你的钱物，我们会替你保管。”
　　“当时我很反感，我明明带了钱，为什么要说‘无’，即使收容所会替我们保管，那也应该写清楚带了多少钱？什么东西？交由谁保管啊？”事实上，后来根本就没有替大家保管钱物，这致使许多人在收容所里被洗劫一空，但这是周一平所没能想到的。
　　“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省民政厅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收容所对被收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道义。”
　　所有人被强迫签字后，关到八号房。
　　八号房总共不过一十六平方米，有一个厕所，周一平数了数，一共关了一百来人，厕所与房间之间没有隔开，里面有个人正蹲着拉屎，而他面前地上，赫然躺着两个人。在这拥挤的房间里，所有人都毫无隐私，羞耻可言。所有人都被迫站着或蹲着，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周一平几次试图坐下，都因为太挤而告终。最终，他抱着双膝强行坐在屁大的一块水泥地上，房间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我觉得自己呼吸都已经很困难了，人太多太挤。”被一起抓进去的丁起说自己整个晚上也没能合眼，终于呕了起来，“那味道太难闻了。”他说。
　　门口有人在不断的使劲把铁门踢得“嘭嘭”响，大声呼叫：“放我出去”有些人已经忍不住开始漫骂。不时有工作人员到门口喊某人的名字，被叫的那个人兴冲冲的被带走，周一平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他们可走，没有人愿意回答他，招来的是白眼与咆哮。
　　“丁起说是因为这些人家里出了三百块钱，我就问他们，即然是当成三无人员给抓进来，为什么出了钱就能走人。”
　　文散林对一位收容所的人再次出示自己的车票，却被告知上面没有写起点站，终点站，不能作数，而实际上，从桃江到长沙的所有车票都是这一种。
　　一点多钟的时候，周一平再次对前来叫人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交了钱就可以出去，并说要将此事报道给媒体。
　　“他们当时冲着我凶，说记者算什么东西，要我老实一点，但过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吧，这个人又回来了，对我说他们这里不收钱，也不放人。”周一平认为他们可能是出去商量了一下。可能是真的怕被媒体知道。
　　三点多钟的时候，周一平抢到一个位子，抱着双膝睡了，醒来时发现自己双腿麻木得不行，站都站不起来，便用手使劲的捶。
　　第二天开饭时已经是九点多钟了，周一平发现房间里已经少了二三十人左右，都是被亲人，朋友“买”出去的，吃饭的时候，周一平发现旁边九号房里有一个小孩，便问他多大了，小孩子告诉他自己八岁。
　　这个时候，他发现丁起已经走了。后来才知道，丁起的师傅回家听到他抓走了，便去了派出所。“请客吧，还有什么办法，他们一下去了七八个。”他的师傅说。结果当天晚上丁起便从收容所放出来了，“未免让人怀疑这个收容到底是想干什么？”
　　所有人被迫蹲在地上，约有一千多人的样子，排队领饭，每人二两左右，四五瓣豆腐，几根干萝卜，饭极为粗劣，坚硬，朽坏，令人难以下咽，文散林吃出几粒老畜屎一样的东西，呕了起来，却发现已经呕不出任何东西。八成以上的人吃了几口，因实在太难吃了，就没有再吃。
　　“那种饭就像糠一样难吃。”这时有人说自己有暂住证，有身份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有证的也抓进来，可能根本就是乱抓一气。”周一平的眼里有几丝忿恨的样子说。
　　旁边有一个小卖部，一瓶娃哈哈和一筒只有一块钱的饼干在这里被卖到三块。有不少人因吃不下饭，只得掏钱卖饼干与水，周一平什么也没能吃下。
　　周一平对这件事愤愤不平的说：“我们讲话时被大声责骂，说要我们老实一点，不许乱动，大伙都得蹲着吃饭，他们却在旁边耻高气扬的走来走出。可是我们要买饼干和水时，却没有人说我们不老实了，有三四成的人被迫用高价买了。”周一平说：“当时情况很混乱，买东西的人在站起来走来走出，在小卖部窗口前挤来挤出，却没有人再说他们不老实了，没有排队了，没有蹲下了。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钱。”
　　“吃饭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后里抱着一大捆行李，他没有吃饭，离开队伍，跪在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身前，所有人都诧异的看着他，听见他说请求领导放了自己，因为他有一个小孙子不见了。他正在哭，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的工作人员把他拉了下去。”
　　“过了一会，他又走到那位领导前痛哭流涕，再一次跪了下去，我们都不忍看了，那个领导模样的男子站起来，踢了他几脚，把他赶走了。”
　　“看着令人心酸，太不像话了，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妻子，有朋友，有亲人，有尊严的人。”
　　所有人重又被赶回房间里。
　　收容所没有开中饭，许多关着的人大声喊叫，说饿，偶尔有人提着一个水壶来送开水，下午二三点多钟，一个工作人员要益阳地区的人出去，周一平随着一群人出了房间。
　　趁着清点人数的时候，周一平花三块钱买了一筒饼干，他实在太饿了。
　　所有益阳地区的被收容人员被送上一辆大客车，车头挂着一块“收容遣送专车”的牌子。
　　四点二十分左右，周一平被送到益阳金银山收容所，他被关四号房，一共十个人，大家互相说起各自的遭遇。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还算好一点，没有被人抢走东西。”周一平说。贺小安，南县人，他开始讲述时，眼神里充满悲愤：“我当时带了将近两百多块钱，关在一号房，刚刚进房，就被四个人紧紧围住，大声对我说：‘洗澡’。”他向我们模仿那些人说话的语气。“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洗澡，有一个人马上就打了我一耳光，其他人按住我，问我懂不懂规矩，说进来的人都得洗澡，他们又大声说：‘脱衣’。”贺小安站了起来，一再模仿着他们的语气，那里面有着凶狠。“他们要我把衣服放在外面，到厕所里去，我看了看其他人，每个人头发都是湿漉漉的，看来是都洗了。等我出来时，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见了。”
　　贺小安并不是一个，张泽安在这个城市的郊区以做煤为生，九月九日晚，他在高桥散步，碰到便衣。当时关在二号房，身上有二百来块煤钱，他拿出二十块钱给一个带有手机的室友，想打个电话给妻子，怕他担心，被拒绝。也是要他洗澡，把衣服脱下，钱失踪。“差不多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这样，钱被人家抢光了。”他说。许多人都经历了相同的人和事，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后果是一顿暴打，而且，不会有人来理会。
　　后来我们在张泽安租住的民房，一个地下室，阳暗潮湿之中，见到了他的妻子胡春喜－－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房子后边有一张床，前边放着煤炉，屋前空地上有一些散煤和少量做好了的煤饼。当我们把消息告诉胡春喜，她的脸上显然有些惊慌，抓住记者衣袖问怎么办？当地的一家报纸曾经以他们夫妻俩做过一期图片专题，叫“都市里最后的卖煤人”。据说他所能提供的煤，覆盖的范围遍及附近数里内的大小酒楼，饭馆，居民。这里做煤的仅有胡春喜一家，此事发生以前，他们夫妇俩的生意曾经一度很好。直到从张泽安失踪后的九月十日起，就再有没有送过煤了，“有一些人来卖煤，我一个女人拖不动板车，人家就走了。”胡春花看着门外成堆的散煤，脸上忧戚，最近几天，丈夫忽然消失不见，这个女人一直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中，直到我们告诉他张泽安已经被送回原籍。我们在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时，老板正在为没人送煤而担心，因为张的失踪，这一带的居民忽然感到生活中的不便，他们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买煤，但“人家不愿意送，太远了，说划不来。”张泽安被送回湖北，九月一十七日，胡春花给农村一位亲戚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
　　吃完晚饭，一个女的过来问有没有人要打电话。
　　一个市内电话是一块钱，打长途则要交三块钱押金，当然，“押金是不能退的。”
　　李奏飞被抓进来时正在工地上，被一个便衣带走，他在工地白天工作十小时，晚上还要工作八小时，每天的工资是三十块钱，不包吃，住在工地上，他说还有几个工友也被抓了进来。因为身上没有钱，他向关在一起的喻述平借了五块钱打电话，问家里有没有扮禾。这是一个高大木纳的汉子，说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有六亩田要扮禾，那个女的见他只字不提要家里来接他，对他说：“你要不要她来接你？不要她来接你你还打什么电话？”
　　她见李奏飞还在问，就说：“再打！再打就要交钱。”李奏飞恨恨的放下了电话，他一共和妻子说了不足一分钟。
　　下午又走了三个人，无一例外的交了三百块钱才走人，都说在里面实在呆不下去了，周一平说：“那怎么算是人呆的地方，哪个愿意出钱啊！可见他们（收容所）太黑了。”
　　周一平说他们太黑了是因为收容所有人告诉他这三百块钱是收的伙食费与车费，可是益阳到长沙最高车票价是三十块钱一个，伙食费更谈不上。“每人一碗饭，每天只能吃两餐，没有油，天天吃东瓜，大家都饿得不行。也不提供开水，比长沙还不如。”
　　有人不断踢门，发泄心中的怨气，有人开口大骂，四号房有人开始长篇大论，说为什么抓人，一个工作人员说那间房关着三个疯子，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周一平手机快没电了，关掉手机，他发现房中四周的墙上写满了字，有些是用笔，有些是用泥土，石块，刀片刻上出的，他躺在水泥上，旁边墙上有一串字：“没有良心，一天吃两餐，一餐二两米，还要收一十五块钱一天的伙食费。”
　　“我们当时没有在意，因为没有听到出去了的人说要交伙食费。”
　　“这简直就是一个黑店，黑店被发现了还能得到铲除，可是收容所却明目张胆的把人抓进来，要收住宿费，伙食费，车马费，比所有的黑店还要黑。”
　　“我们出去打工，也算是为本地经济做了贡献，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合法劳动，为什么要抓我们，这不是对劳动光荣的最大讽刺？”游介强是益阳赫山人，说没有通知家里。“家里太穷了，我有两个小孩子读书，还说劳动致富，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出卖劳动力？无缘无故把我抓关起来，还要出钱才能放，这算什么社会？”他显得极为气愤,但还是希望收容过几天能把自己放出去。
　　“我们越想越生气，”周一平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失望极了，开始反感，我们都是正正当当的一个人，不偷，不抢，不拐，不骗，努力工作，凭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凭什么？凭什么还要我们出钱才能放人。我们又没有违法。”
　　“我想我已经开始有对社会进行报复念头。”周一平坐在五号房里对大家说：“但是我害怕自己真的会变成那样。”他认为自己多少还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生活曾经抱着美好的想法，“我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发现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这一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太大，居然一个走在路上的人，合法劳动，寻求美好生活的人都随时能被无缘无故关押？我真的害怕，我凭什么还要相信其他的什么承诺。”和其他人一样，他们觉得这种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仇恨开始在心底萌芽。
　　“墙壁上刻得最多的字是‘金钱社会’‘腐败’等字样。”代致厚说。
　　“有一条是说‘出得此门，必报此仇’，还有一句可能是个上访的留下的，说什么‘赵建新举报不成，反而被关。’下面的落款是二零零二的四月。”从这些字句或许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他们只是比我更早一步到这里来，也开始仇恨这个社会。”
　　“有一个地方记着‘今天被打了一耳光’。我们当时认为又没有违法乱记，他们怎么会敢打人。”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只是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六点多钟的时候，周一平听到旁边有两个女孩子大声哭泣的声音，“有几个收容所的人在喊不许哭，他们觉得太吵了。”可哭声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利害。
　　“她们每天都哭，有时早上刚起床就哭，有时半夜也会哭，一哭就是二三个小时不断。”代致厚说自己也不知道她们是谁，只是一听到她们哭，心里仇恨就多一些：“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人那么哭！他们有没有同情心，并且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最大的也只不过是一十五岁。”
　　从晚上开始，大家就多次要求工作人员提供开水，因为大家一天没有喝水，“干得利害”。但收容所的人告诉他们，“这里从来就不提供开水”，周一平提出愿意出钱买水，被拒绝。
　　他们对好几个工作人员要求，屡次遭到拒绝。
　　周一平干得冒烟，他拔了市长热线。
　　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态度很好，周一平向他讲了这里的情况，说他们需要水。
　　“她当时要我打电话给民政局。”周一平当即拔了，请求对方解决。
　　“过了好一会，有几个人怒气冲冲的来到我们房间外，责问是谁用手机打电话到了市委，我们没有人承认，他们就在门外商量了一下，用手机拔了电话，周一平早就把手机关了。他们出去了一会，进来一个人，对我们说要买水的交钱。”
　　“他说水二块钱一瓶，后来一看，是在外面只卖八毛钱一瓶的桃花液。”“过了一阵子，我们房间里忽然进来六七个人，要我们交出手机，见我们没吭声，有个女的就说，把手机放到这里，他们就放人。没有人说话，有三个男人就来搜。”
　　他们搜身，没有人反抗，没有发现手机，就去提被子，这时候，那个女的又说说话了，“要他们使劲，手机掉下来了也没有关系。”
　　“后来他们看到了那个袋子，那是代致厚的，他把手机藏在里面，我们把那个包抱过来，大家围成一圈，周一平拒绝让他们把那个包带走，他们一看手机在里面，就要三个人来抢，被大家赶走了。”
　　代致厚说：“当时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吓嘘他：‘周一平，你最好小心一点，等公安局的人来了，有你好看。’”
　　“还有一个人骂周一平是婊子。他怒火中烧，回骂那人，那人要他等着瞧。”
　　隔壁房间里开始有人在骂，那两个女孩子不停的哭，周一平听见工作人员的谈话，才知道这是两姐妹，广西人，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四岁，被人拐卖到这里，自己报警，“却被送到这里关起来了，这真容易让人想起一句话-------才出狼窝，又入虎口。”
　　“我们都感到不平，人家已经不幸了，你不去抓人贩子不说，关在这里饭都吃不饱，还要等着他家里拿钱来换，她们又不是三无人员。”
　　“民政局是干什么的，向政府求命，难道就是这样一个后果吗？”
　　周一平弄了一块细木板敲门，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块木板，彻底改变了他对社会最后的一点希望。
　　“一共进来了三个男人，两个较高，那个较矮的好像是他们领导，动手的是他，三个进来，要把周一平拖出去关到另外一间房，他不肯，那三个人就来拿木板，周一平没有给，这时他们使劲拖，那个较矮的忽然踢了他几脚，周一平摔倒在地上，倒在门后，头撞到铁门框上。”
　　“当时我头疼得要命，很晕，这时那个矮个子冲上来抓住我，猛地在我头上用力打，我头得更利害，拼命躲，其他两个人按住我，当时情况很乱，室友们劝他不要打了，他边打边说：‘你敢打干部’，实际上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打他一下，他们把我推到门后，挡住别人的视线才打。关上门，走了。”
　　“他那意思好像是说只许干部打人，不许人打干部。”代至厚说：“边打边说你敢打干部，无非就是掩人耳目，其实他也知道不能打人，可是，他知道不能打人，却还需要要打，这不是知法犯法？”
　　“周一平根本就没有打他们，一个是不敢，再一个是他们有三个人，能打得过吗？我们都呆了，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敢打人，后来一个叫贺小安的室友喊别打了，喊了几声，他们没理，上去拉住那个人的手，他们才罢休。”
　　当天晚上，周一平头疼得利害，一个晚上没睡，“他对我们说他出去了一定要报这个仇，眼神很吓人。”关在一起的游介强说。“下午我们说要打电话，没有人理，喊了很久，他们派一个煮饭的拿来电话，可能是打了人，不敢再面对我们吧？”
　　周一平花三块钱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把他接走了，交了三百五十块钱，收容所告诉他，收的是伙食费，周一平在里面一共呆了四天，其他人还在等待，没有人出钱，他们就只能希望收容所放人。
　　但不知那一天要等多久。
　　他们还要关多久?
　　对于打人一事，益阳市民政局表示不知道，说还没有听到人汇报。
　　“难道他打了人，他还会跑出跟领导说，‘领导，我打人了呢!’啊？”
　　金银山收容所站长李孝辉在电话里推说自己正好出差了，“我们这里从来不打人，我们都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开始时极力否认，说这里绝对没有打人，但后来狡辩说打人的不是他们站里的人，接着又在电话里说:“我们这里举行九运会，工作都开展得很好，你要不要来报道一下。”
　　“记者问他们是按什么收取三百五十块钱的费用，他开始说没有这么多，后来又说，生活费要看被收容人的家庭情况，如果家庭情况好一点，我们就多收一点，如果差，就少收一点。”记者问他凭什么判断一个人的家庭情况，他没有回答。
　　“这听起来就像土匪的逻辑，你有钱我就多抢一点，你没钱我就少抢一点。”周一平听到这件事时说。
　　李孝辉表示当天马上赶到长沙来，要和记者见面，当天晚上，记者在外地接到他在长沙打来的电话，说想要谈一谈，被拒绝。
　　采访后记
　　九月一十七日，记者再一次找到周一平，他仍然没有忘记挨打的屈辱经历，因为还不知道记者的身份，他说想报仇，我问他要怎么报仇，他说：“你就等着瞧吧！”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中国青年报》曾经有一篇署名文章问得好：一个人在街上走着，即便他没有带证件，我们凭什么来确定这个人没有合法证件？有什么资格要求他告知住所？又有什么权力命令他公开自己的现状？难道一个没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本身居然还不如一张贴着照片却不会说话的纸，更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合法上街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外出旅游的人岂不都成了盲流！
　　很显然，收容遣送原本是做为一种社会救助行为而被执行，但对于该制度的投诉与不满的呼声也从来未曾停止过，悲剧曾经一次次上演。有关收容遣送行为的过程中侵害被收容人的合法权益，暴力殴打讯问被收容者致其死亡的事例不时见诸报端。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广西初三学生在到南宁参观广西自治区四十周年大庆时走失，后被派出所送到收容遣送站，被三无人员殴打，并被抢走手表，银链等物品。十二月五日从收容遣送所出来，医院的检查结论是黄患有创伤性精神病，胸外伤，第七，八，九根肋骨骨折，黄将南宁市收容遣送站送上被告席。
　　一九九九年七月，未带身份证的湖南女青年苏萍在被收容，后被发现在医院的几天内，遭数十人轮奸。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湖南怀化开往深圳的六零四列车，一名湖南女青年没有身份证被捆绑长达五小时，后从列车跳窗身亡。公安机关发现，“乘警一发现无身份证人员，将其交给收容遣送站，乘警每交一个可获二百元的工作经费。”这些费用当然最后还得是被收容对像的家人及其亲人提供。
　　二零零二年一十二月，北京警方发现数十名最小年龄为一十三岁的被迫卖淫的小姐居然是从江苏徐州收容遣送站“采购”而来。并发现徐州收容遣送管理混乱，待遣送人员进出没有记载或常被人销毁。
　　被人们知道或者引起注意的或许只是一部分，亡羊补牢，为什么总是在羊丢失以后？事情的发展，难道一定要等到血的教训才可能被改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庆幸周一平还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但谁又知道，在一个还算幼稚的心灵里，我们没有把社会的的创痛留下。这个故事的发展期向，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心存幸运。而我们的“牢”显得跟不上羊群发展由来已久。
　　如果按照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原本是做为一种社会救助行为而被执行，他的第一条规定:“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可以看出《办法》的目地。但后来的发展，却在制度制定者的意料之外，随着这种措施的适用对象扩大，开始向被收容人员收取“生活费”、“遣送费”等与这项工作本质严重不符的“乱收费”行为。而事实的另一面是，各个城市的乞讨、流浪人员若不是当地有领导视察或者活动之类，从来就没有被收容，大量的收容对象则集中在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与支付可能的外来打工者。到最后，少数地方的收容部门甚至挂以各种名义，如保障本地人就职，收取城市增容费，各种杂七杂八的工作经费各由，制定收容人员的赎领价格，“收容”彻底走向“利益导向”。
　　更多来自社会普遍的指责主要源自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性和行为的变异。收容遣送制度从制定之初就是存在和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而现在的社会发展表明已经不需要或者不再有适合收容遣送制度存在和依赖的社会条件:农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农业人口消费能力下降，户籍制度改革呼声的出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往往被人利用，成为某些人侵犯人身自由权利，肆意违反宪法和谋取私利的手段。农村流往城市的打工者本身就先天不足，长期受到来各方各面的歧视与敌对，身历着走向犯罪，报复社会各种各样客观与主观因素，而从周一平所经历的的心理蜕变来看，它正日益带来更为严重，更为隐密的社会心理问题，带来农村与城市在两极上的分化，这种分化不是显现在经济的悬殊上，而是体现在行政过程中对待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所运用的不同对待标准。他对当事者在人身自由的剥夺上，远甚于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极容易让被收容人产生被社会抛弃，不公正对待等负面情绪，而收容遣送的出场，无异于火上浇油，从某一方面加剧了这种走向。
　　最近传来有消息表示民政部和广东省正在酝酿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因一项制度错误，他可能带来无数个体命运的改写，周一平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场记忆中消退，仇恨的种子已深埋其间，亡羊补牢，补不胜补，再一次采访，我们只是想从一个生命出发，提出对于一项陈旧不合时宜的警醒与告诫。
　　有过太多的悲剧发生，但我们希望，不要让同样的故事再一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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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
　　邢小群
　　小汪，不到三十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把两个上学的孩子托付给在河南老家的婆母，和丈夫在北京打工。丈夫与别人搞装修，她在小区家政做小时工。通过家政中心介绍，小汪每星期到我家里做两小时的卫生。
　　小汪聪明，利落，诚实。 每次来我家做工，总是做得又干净，又有效率。其实她挣得并不多，一小时劳务费6元钱，家政中心就收去一半。但是因为她有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家政中心就能保证她在北京工作的稳定性。她工作总是让各家主人信任满意，所以，虽是小时工，在我们小区各家的工作却比较固定，收入在同行人中算是较高的。
　　11月初的一个工作日，她没有来。一个星期后，她来了，告诉我：“邢老师，你知道我上次为什么没有来？我被抓到昌平的沙河，又被送回老家去了。”她的话让我一惊：“为什么？”小汪说：“不知道。半夜三更12点多，警察来敲门，立刻就带我走，我胡乱穿了条薄毛裤，毛衣，连衬裤、罩裤都没有穿，也没穿外套。把我和很多人拉到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呆了一天一夜，就坐在瓷砖地上，又冻又饿都不知道困了，（那几天北京晚上是0度左右）中间只给吃过一个窝头。”
　　“那屋里有多少人？”
　　“1000多人。听说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有暖气吗？”
　　“没有。”
　　“你不是有暂住证吗？”
　　“有也没用。人家不看，就说我租的住处，不能出租住人。听说警察抓人每个区、片上边是派下指标的。”
　　小汪一边干活，一边告诉我：“后来，把我们送到郑州看所守所，那边看守所打电话到我老家，让他们带着钱来接人。老家的人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我丈夫。抓我那天，我丈夫正好有事没有回来，要不然就和我一起抓走了。我丈夫赶快拿着钱把我赎了回来。”
　　“郑州看守所要了多少钱？”
　　“500元。听说他们要分给北京看守所。加上路费，我们1000多元花没有了。”我知道，她一月也挣不到1000元。
　　“火车是专门运送民工的吗？”我问。
　　“是的，有好几车车厢，一站一站送，光送到我们河南郑州的就有400多人。还要好多人要往别处送。但是老家的看守所对我们还算好，8个人一条被子，吃的是馒头也有菜。”
　　关于北京一到重要节日或有什么重要会议，就要抓民工或外地人到昌平沙河，然后遣返他们回家的事，我早有所闻，就是在我身边发生的，已经不是一起了。两年前我装修时，正是元旦前夕，一天工人小徐，气喘嘘嘘跑来说：“好险啊，差点让警察抓走。”我问：“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人家一看你不像北京人，又像是民工，就抓。我这几天还特意穿得好了一点”。哦，难怪他来做水泥活，还穿了身西装。“有身份证就不抓了吧？”小徐说：“有身份证，一看你是外地人，更是要抓。”
　　还有一次，我在外地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在一家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那是“十一”前夕，警察去检查他们的暂住证，因为他此时的居住处不属于办暂住证的派出所管辖（租房总是不大稳定），也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我先生受朋友的委托，带了钱去“捞”他孩子出来，看守所说，这事你们找抓他们的派出所。去了那家派出所又说，送到看守所他们就能不管了。事没有办成，也不让见那孩子，硬是让那孩子做了半个月的拉石子的劳力工，“十一”过后返回他外地的家。
　　听到这类事，我已经不再震惊。但每听到一次，我都很忧虑。我特别为小汪、小徐这些能吃苦，又本分、诚实的乡村青年们感到难过。农村劳动力过剩，进城从事工、贸、修、建、服务，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结构性调整的趋势。迎接“奥运”期间，北京大举扩建、新建，哪一处工地没有乡村来的大批民工？哪一处装修队，没有外地人？我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能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集中更多的精力搞业务，家政小时工省去了我很多宝贵的时间。这些来自农村的男女民工一边为首都的建设出血出汗，一边战战兢兢地讨生活，哪一条法规，让他们遭遇这种不平等的公民待遇？他们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要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
　　作家王跃文在他的小说《国画》中曾写到这样的情节：某县，一遇到上级领导来视察，就将本县城里的上访的、要饭的、及各类有失整饬的人，都用卡车拉到另外一个县的地界的大山里去；待那个县遇到同样问题，也将自己县的人拉到某县地界去。结果有一次，拉这种“闲杂人员”的车翻到山沟里，一车人遇难。县当局，将事情压住，不让外界知道，遇难者的亲属，很长时间不明白亲人为什么失踪。我相信，这种事虽然写在小说里，但不是空穴来风。
　　不要说上述的“闲杂人员”是中国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一般的民工也没有经济和文化能力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力和生命安全。恰恰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和法律却在肆意践踏公民权。怕是这种不公正、不平等公民待遇，才是酿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祸根呢！
　　从根本上结束这种对亿万农民不平等的公民待遇，让所有公民有自由迁徙、居住、工作的日子早些来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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