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江青秘密召见 许广平奉命写鲁迅“材料”

作为鲁迅后人，我对于三十年代文艺界前辈们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虽然父亲曾经跟他们中间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事，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于有人后来为此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乃至迫害，那应该不是父亲的责任。没想到个别前辈不作如是想，不但旧恨未消，竟在全国声讨“四人帮”之际，将自己受迫害的责任加在已故母亲身上。

事情起因于“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一次分组会。这次会议参加者中有欧阳山、林淡秋诸位前辈。会议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宝生两同志。就在这次分组会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还说：“许广平不是什么因鲁迅书信被拿走气死的，而是因为她与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

对于父亲鲁迅的评价，各人看法不同，这原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母亲的无端指斥，我觉得这位前辈不仅太伤人，失之于厚道，简直是在信口污蔑人。关于母亲亡故的原因，我将在后文述及。这里先说明几点情况。

江青召见许广平

不错，母亲早就认识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书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读了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有一些感想，打算写一篇《鲁迅与群众》的文章，因为“毛主席说过，鲁迅是最平等待人的”。为此希望母亲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访您一次，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母亲对人一向是热情的，她答应与之交谈。戚来访的那天，我正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但事后知道，他就有关鲁迅研究提了几个问题，母亲一一作了答复，仅此而已。就这样，她与戚本禹算是认识了。戚的这封信至今还留存着，很简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后便再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谈。来到我家后，他只简单地传递一个讯息：江青要母亲立即到上海去。至于去上海干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讲“到了那里就会知道”。并说此去逗留的日子不会长。他知道母亲有心脏病，让我陪侍同去，以便有个照应。我插问一句：如何请假，向哪一级请假？他回答说，请假的事，我们会替你办的。他回去不久，便送来两张当日上午的飞机票，我们就立即动身出发。

从上海机场出来，便有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来接，汽车一路开到了锦江饭店。房间似乎早就定妥，是远离旅客的第10层。客房为单间，放有两架单人床。接待的干部交待：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自会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来，每餐都在房间里吃。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他。

打从接到通知，我们母子俩就一直处在满心狐疑之中，因此到了饭店，母亲就和我猜测，到底召我们来做什么？为什么那么急迫？又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竟连房门都不让我们迈出一步？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来通知，让我们到楼下的锦江小礼堂去。他把我们领入落座后，便即告退，这时忽见这空旷的窗帘密封着的大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开口先道了辛苦，随后突然问我母亲：你要不要给鲁迅伸冤？我听后吃了一惊，并从母亲表情中看到，她也对这句话大为震惊。江青接着说：你们把笔收起来，不要记录，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来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当时想，这大概是你们虽然无可救药，但是还给个机会之意吧－－海婴注)。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什么时候写好，交给工作人员。接着笼统地讲了几句形势。还说我们这次被召来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们一头雾水，丝毫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又紧张，也不敢提问什么。末了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不要出这个楼，不要找这里的朋友，外边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电话，这件事对谁也不要说。交待过这几句，便起身送我们走了。

母亲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间，晚餐送来了，但我们自始至终不知在吃些什么。饭后，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三十年代是有气的，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表达出来了。他的病和死，我们是有疑问的，连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怀疑。只是讲到“冤屈”这层意思却又从何而来？不知道江青所说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程度的冤屈？真是难以捉摸！这天晚上，我见母亲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肠吧。我理解母亲的苦衷，虽然她内心不愿意，但是既已应召而来，看来不交出点什么，是断乎过不了关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四份中央文件，说是只准看不许摘抄。文件之中记得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母亲和我急匆匆地读了一遍，除了觉得江青所讲的形势原来都是文件里的内容，还仍然如在云雾里弄不清底细。只觉得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要紧学紧跟。但这些都不及细细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忆和写出材料来交卷。母亲经过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铺开纸，由她口述我记录，就这样边忆边写边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亲疲惫地擦拭着额上的虚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么“冤屈”来了。我又不能帮她什么，只能暂停休息。随后，母亲将我记录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誊抄，成稿10页。材料前附了半页给江青的信(短信括号里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亲的认可)：“感谢您借给我阅读的(四份重要)文件，现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觉得必须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特此奉还。这几天有关三十年代的前后回忆了一番，搜索枯肠，只记得了这么一些(没保留写下)，不知能供您参考与否？若有不妥处，希望把意见指出，以便修改。”

母亲把这份材料封好交给工作人员，同时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离锦江饭店仅几百米的霞飞坊，是我们曾经住过十几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旧住在那里，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说到不安全，我们想不通会发生什么事。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许到友谊商店去购物。无奈，我们在一位交际处管接待的女同志陪伴下，也可以说监视下在友谊商店二楼逛了一圈。里边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外宾”在购物。这大概就是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吧。母亲买了一块广东香云纱衣料，我给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馆。

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对成仿吾谈话的看法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难和无奈。

从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后，我发现母亲有些变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觉到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虽是党员，又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显赫头衔，但能让她接触的中央文件却不多，平时只能通过报纸和大参考来了解形势，有时还靠“马路新闻”来补充。她内心只有一条：虽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时时事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因此，尽管那时她的心脏病已很严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绞痛和缓，便要拿起报纸来看，重要的段落还要亲自加以抄录。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想着什么，说话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她还重抄了《风子是我的爱》等两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亲才向我们透露，这篇《风子是我的爱》，是她向父亲的定情之作，她解释说：风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亲鲁迅－－海婴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国妇联接待室来电话说，山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王永升等几人，要求面见母亲，了解她对成仿吾的看法。他们提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对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鲁迅回忆录》里和现在有性质的不同，为什么？二、1958年你与成仿吾的谈话内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婴注)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太阳社“左”得厉害，创造社态度比较中间，李初梨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

“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

对于成仿吾的这次谈话，尤其是向外国人士这样讲，引起了学生的疑惑，为此，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澄清。

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

她的答复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当时，鲁迅因为‘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追捕，离开北京不久，他急于寻找战机，联合战友，才想到广州去参加战斗。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猩酱笱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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